8日函涉及五个问题，这些问题也是该函的主要内容。

第一个问题是3日在南京是否举行过会谈。据8日函，参加会谈的有孙中山、胡汉民、森恪、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五人。[24]此事至关重大，所以森把宫崎和山田作为证人，从上海一起来参加会谈。他们颇受孙、黄的信赖，邀其参加有助于会谈的成功。孙中山和胡汉民对此次会谈没有留下任何回忆和资料，山田纯三郎有回忆，虽有忆误，但证实他参加了此次会谈。宫崎滔天的文书或全集中虽未谈到此事，但其全集的年谱中有“2月3日在南京总统府访孙文、森恪、山田纯三郎同道”[25]的记载。年谱编者虽未注明其史料来源，但证实了森、山田、宫崎三人访孙之事，并纠正了山田回忆中森恪没有参加之误。参加会谈的五个人中，有三人证实了会谈之事，说明3日孙与森等五人在南京举行会谈是确实的。

第二个问题是森恪在正式谈满洲问题之前力图取得孙中山的信任。按外交惯例，会谈重大问题或缔结条约时，应相互提示证明有权力有资格谈判，或有缔结条约资格的全权代表证书或者相应的文件，以此建立相互间的信赖关系。这是谈判或缔结条约是否有效的前提条件。森是三井的小职员，按其地位是没有资格与孙谈这么重大问题的。因此2日与孙会谈时，森先转交井上馨的名片，解释他与井上、山县、桂等日本元老的关系，说明他是接受他们的指令来会谈的，并表示井上馨有意协助孙、黄和南京临时政府。孙、黄二人都相信森是受命于井上、山县、桂而来会谈的。[26]5日函中的第二、四、五个问题是为取得孙、黄的信任所做的准备，3日偕宫崎、山田参加会谈，如8日函所说也是争取两人的信任。因此3日会谈伊始，森再问孙：“阁下相信我能接近日本政治中心吗？”[27]孙中山通过2日的会谈探知森有来头，相信他背后有日本政界和财界要人的支持，所以孙即答道：“相信你背后之力量，增强了完全信赖你的念头。”[28]森再次确认孙对他的信任后才谈出“满洲租借”问题。[29]这符合会谈重大问题的外交程序，也解决了交涉满洲问题的前提条件。

该函的第三个问题是3日会谈中是否谈了租借或割让满洲及“满洲借款”问题。据8日函，森在得到孙的充分信任后提出了此问题，双方会谈也较为具体。森是当事人，他所写的东西无疑是考证此问题的重要依据。山田的回忆虽有几处误忆，但内容与此函大致相同。因此作为当事人的山田的回忆也是考证此问题的有力证据，同时也是森8日函的直证。

森与孙开始谈满洲问题时说：“我要说的事有一定的根据。”[30]这是说他谈的“满洲租借”是有来头的，有背景的。其背景是益田孝、井上馨、山县有朋等大人物在东京策划满洲问题，并指示森向孙提出租借或割让满洲之要求。如没有这一指示，作为一个支店小职员的森，不敢也不能与孙谈这么大的问题。这也就是满洲问题出笼的过程和3日会谈的历史背景。若不弄清这一点，则无法考证此问题，就像出土文物不知其出土地层一样。

1911年12月21日孙抵香港时，山田纯三郎、宫崎滔天等五人去港迎接，并同道乘船去上海。在船上，孙向山田提出希望从三井处得到一千或二千万日元贷款的要求。回到上海后，经山田介绍，孙与三井上海支店长藤濑政次郎、森恪谈了借款问题。当时谈的是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的借款，而不是“满洲借款”。[31]这一巨额贷款，上海支店不能擅自做主，森便回东京与三井的元老益田孝谈了此事。益田向元老井上馨报告。在此之前，井上已接到黄兴的一封信。从此信内容推测，是1911年12月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写的。此信如今收录于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井上馨文书》之中，[32]有其日译文。信中黄兴希望“井上同情革命党，操心革命党的金融问题”[33]。这封信又成为当时提出满洲问题的起因之一。黄兴在该信中写道：“东三省是与日本有因缘的地方，因此劝诫同志不要在此地骚扰。”[34]这是革命党保护日本在东三省外的既得权益，而不是把它割让给日本的意思。可是森访问益田转告孙借款要求时，益田则对森说，革命党“如此想依赖我方，则借此机会有必要与革命党定密约：一旦成功就将东三省割让”给日本。[35]森回答：“此事能办到。”[36]其依据之一是黄兴在致井上函中的那一段话。益田把割让东三省之事向井上馨报告，井上又转告山县有朋。此时，山县、田中义一等军部要人乘革命动乱之际，想出兵两个师占领东三省。这一计划虽然遭到内阁的反对，但山县等为把东三省窃为己有，当然支持他们的意见。井上和山县对来访的内相原敬表示，“赞成借此机会与革命党订立将东三省攫取为己的密约”[37]。贷款、割让东三省之事，按决定政策的程序，一定要经过内阁的同意。因此井上把此事委托给内相原敬。因此时西园寺首相暴病，原敬遂将此事转告内田康哉外相，同时转交了黄兴致井上的信。1月12日，在内阁会议上原敬内相强调了政府对东三省问题采取紧急措施的重要性。[38]对此，海相、法相等表示同意。在16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再次讨论满蒙问题，并作了“适当解决”的决定。[39]森回东京后的上述活动也表明，此时日本是企图由中国割让或以租借方式攫取满洲的，而且森回南京与孙中山谈此事至少是井上、山县等人的授意。这便是8日函的政治背景，它再次证实森在会谈中向孙提出“满洲借款”和“满洲割让”是确实的。

第四个问题是该函涉及的“满洲借款”与南北议和、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情况，信函中有关情况，尤其是孙中山的话都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

第五个问题是函中列举的在沪的森和在宁的孙之间以及森与益田、井上之间就“满洲借款”往返的六封电报。这些电报是考证此问题的非常重要的物证，借此能对“满洲借款”下正确的结论。但保存下来的只有函中提到的2月3日下午5时40分森致益田的电报，它被保存在日本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的《井上馨文书》之中。[40]这也说明井上阅过此电，知道3日孙、森会谈的情况。据山田的前述回忆，往返的电报等文书其后都烧毁了。[41]当时他们都是用暗号发电报的。在日本爱知大学收藏的《山田纯三郎文书》中有一份暗号，但这不是森交给山田的“MBK Private code的‘亻口ハ’暗号”，而是其他暗号。在《山田纯三郎文书》中也没有有关的电报。其他五份电报，有待今后发掘。

除上述五份电报外，2月8日益田孝致森恪的电文保存在日本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的《井上馨关系资料》之中。这份电报在涉及南北议和及铜官山、招商局借款问题之后写道：“关于满洲问题劝一位（指孙或黄——笔者）来日订秘密契约。如订约则有获众多同情之希望。”[42]此电似乎是2月3日下午森致益田电的回电，其内容与2日和3日会谈诸问题相吻合；这再次证实森向孙提出过满洲问题，但并不能说明孙对森的要求采取了何种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