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对森要求租借或割让满洲抱何种态度，这是8日函的关键问题，也是学界意见分歧所在。有人认为孙中山同意租借或割让满洲，其根据就是山田的回忆和森恪的8日信函。笔者认为：首先，现在下此种结论为时尚早，要对这么重大的问题下肯定的结论，非有孙、森双方的直证材料不可。尽管森的信函是直证材料，但那只是单方面的，只有发现孙的直证材料才能下确凿的结论。

其次，从森恪的信函中不能看出孙对“满洲租借”的明确态度。乍一看8日函，孙似乎是同意租借或割让的，可是再仔细分析一下此函的内容，便知孙的态度前后矛盾，含糊不清。孙先说“当此次举事之际，曾希望将‘满洲’委于日本，作为补偿日本对我革命给以援助”；“假如本人在从欧洲返回途中，至少在香港能得知桂公（桂太郎）的意向，我将立即绕道日本，以决定此问题”。但是又接着说，“时至今日，业已丧失时机。当其时，凡革命军之事皆可由我与黄兴决定方针。今则不然，各省均赞成我等之说，任意揭出我等之旗号，加入我等行列，因而缺乏兵权和金权的我等不能任意实行其主义，大事须有众议才能决定”。这里就反映了孙内心的矛盾，并表达了此事不能由他个人决定之意。接着孙说南京临时政府财政穷乏到极点，如数日内筹集不到资金则陷于军队离散、政府瓦解之命运，因此他又希望日本提供1500万日元贷款。这又是一层矛盾，即他希望得到日本的贷款，但他无权决定东三省租借。在此种双重矛盾中，他最后表示：“机会虽已失去，但万一桂公认清我等之心事，有推行其为日本之所志，无论如何，为防止革命军队离散，供给至危之现金。我等现在之情况，如有金钱则安心，可得军队之信赖。军队问题能确实解决，则如所望，我或黄兴中的一人赴日，与桂公会见，商定满洲问题和革命政府之大计。但鉴于当前情况，不能离开南京一步。”孙中山在会谈中两次表示“机会已失去”，也就是说同意日方所说的“机会已失去”，但为解决临时政府面临的财政危机，防止军队的离散、政府的瓦解以及与袁世凯的南北议和等诸多之事，又希望日本提供贷款，其代价是“与桂公会见商定满洲问题和革命政府前途之大计”。但孙的大计是什么？没有明确表示。孙在会谈后致益田的电文中也没有表示确切的意见。

此电文是森用中文确认其大意之后由孙、胡进行删改的，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孙的意向。此电就满洲问题说：“孙ハ满洲租借ヲ承知セリ。”“承知”一词在日汉字典中有两种解释：一是应允、同意、答应、允许之意；二是知道、知悉之意。笔者认为，“承知”一词应理解为“知道”或“知悉”比较合适，符合日语的习惯。即使“承知”一词含有允许、同意等意思，但其文字的表现形式是含糊的、模棱两可的。这就是日语的特点，因此不能当作绝对明确的同意或者应允，应将该句译成“孙知悉满洲租借之事”。该电接着又说，“如立即借一千万元，则与袁世凯中止议和，孙文或黄兴赴日，缔结满洲秘密契约”。这里虽提到“满洲密约”，却没有提到内容是什么，这也是含糊的。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孙在满洲问题上没有明确表态。

退一步讲，即使孙有可能答应日方的要求，我们从孙和森的会谈及往返的电文中可提出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满洲“租借”或“割让”要求是益田孝、井上馨、山县有朋等先后提出的，并胁迫孙承诺。森是在他们和内阁授意之下与孙会谈的。在2日会谈中森对孙说：

如阁下所知，当今世界乃黄种人与白种人之战场，为遏制白人先锋俄罗斯南下，确保我日本安全存立与东洋和平，日本认为，必须以日本势力保全满洲……

在俄国企图南下、德国占据青岛之际，满洲终归应由日本保护。今日之大势，满洲若单靠中国政府保护其安全，纵使阁下恐亦无此把握。况且从日本立场来看，将满洲完全委于中国政府更是危险至极。中国政府不可能单独保护满洲，这无疑是贵我双方早已承认的事实。应该说，满洲之命运早已确定。革命政府之前途，想必有诸多困难，倘若没有在地理上和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之日本的特殊援助，完成革命或属疑问。若阁下放弃命运既定之满洲，决心将其委于日本势力，得日本特殊援助以为其代价，以图完成革命之大业，日本必将应允其要求，立即争取必要手段……

不知阁下决心如何？若阁下所思与小生相同，则当从速判断。其实，桂公已向益田[孝]吐露此般密旨。若阁下有断然实行之意，[孙黄]二人中之一人，可秘密前往日本会见桂公。日本派军舰在阁下认为方便之地接迎，直驶[日本九州]三池港，再乘特别列车至京都，尔后促桂公自东京前来会见，往返时日约两周即可。

这是想借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财政穷乏之际，趁火打劫，以提供贷款为名，图谋租借和迫使中国割让东三省。因此在研究和考证“满洲借款”时，应先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这一侵略野心。

第二，孙和森在会谈中的主张是对立的。孙始终强调优先提供借款，力图先得资金，然后再谈满洲问题。森则相反，先解决“满洲租借或割让问题”，把它作为提供贷款的条件。此种对立，说明了两者目的不同，由此产生的态度也不同。此种对立又表现在是先孙、黄赴日还是先提供借款上。孙始终主张提供借款为先，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他在满洲问题上的抵抗心理。如果没有此种抵抗心理，若孙同意先赴日缔结“满洲契约”的话，“满洲租借和割让问题”也许变成现实了。

第三，孙中山对当时形势的判断是错误的。孙把提供贷款的日期限于2月9日，其原因与旧历年有直接关系。1912年的春节是2月18日，2月9日是旧历的12月25日。按旧习，春节是大庆之日，节日前南京临时政府应给政府干部及军人发一笔赏金，让他们愉快度过创建共和国后的第一个春节。若不能发这笔钱，也许会有军队离散、政府瓦解之危险。因此当森提出5日内通知年内能否提供贷款时，孙即反驳道，“如真正到年底才提供，也可能会失去提供援助的意义”[43]，强调必须25日前送到。其实，后来的事实是虽然未能得到日本的贷款，但并未发生孙所预料的那种军队离散、政府瓦解的情况。这也许与孙同袁世凯在南北议和中的妥协有关。历史证明，中国不是依赖日本援助来完成革命的，而是在反对列强侵略的革命战争中废除了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恢复了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这一历史事实又反过来说明，孙中山依靠日本来实现革命的战略是行不通的、错误的。

第四，日本为什么没有提供一千万日元的贷款呢？如上所述，首先当是孙优先提供贷款的要求使然。这种要求并非孙中山独创，其他政治家也有先例，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的外交中也有类似的现象。然而，日本不愿在得不到孙的确切允诺前提供贷款。此外还与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列强的牵制有关。辛亥革命时期日本与欧美列强要维护在中国的既得利益方面虽然一致，但在扩大新权益方面则相互争夺。此时这一争夺是以牵制对方在中国扩大权益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日本是二流帝国主义，对欧美列强的牵制不能不有所顾虑，在未得到他们的承认或默认的情况下，不敢胆大妄为地租借或要求割让满洲。这也是其不轻易提供贷款的原因之一。

第五，如孙同意租借或割让东三省的话，如何分析其原因？如何评价他的这一行动？孙从欧美回国后向三井提出借款要求的主观愿望是为推翻清朝实现共和；2月3日要求日本贷款是为防止军队离散和临时政府瓦解。这种动机是好的，符合革命的利益，可是日本趁火打劫，逼迫孙租借或割让满洲。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如孙含糊不清地同意了森和日方的要求，是因为孙当时似乎认为，完成共和革命的最终目的和一时丧失国家部分主权这一矛盾，能够在以借款维持军队和政府来完成革命最终目的的过程中统一起来，也就是说他试图在革命成功和国家富强起来以后再逐渐废除不平等条约，恢复丧失的主权。尽管如此，我们在详析此问题时应考虑的是“满洲借款或割让”是否变成现实？如变成现实，对此问题的结论和评价将大不相同，但毕竟未变成现实。这与前述孙的不明朗态度大有关系。经考证和比较，从日本方面看，有关孙中山与所谓“满洲租借”问题的材料较多，提供了重要的直证和旁证。但这些材料所反映的孙中山本人的态度是矛盾的、含糊的，而且缺乏出自孙中山本人的直接材料。因此，我们目前只能说此事可能性较大，但下肯定性的结论为时尚早。

注释

[1]藤井升三：《孙文的对日态度——以辛亥革命时期满洲租借问题为中心》，见《现代借中国与世界——其政治性展开》，《庆应通信》，1982年，第109～150页。久保田文次：《孙文的所谓“满洲让与”论》，见中屿敏先生古稀纪念事业会编：《中屿敏先生古稀纪念论集》（下卷），汲古书院1981年版，第601～624页。

[2]山浦贯一：《森恪》（上），高山书院1943年版，第402～406页。

[3]久保田文次：前揭文，第601～624页。

[4]久保田文次：前揭文，第618页。

[5]藤井升三：《辛亥革命时期孙文关系资料——有关“满蒙问题”的森恪书简》，见亚洲经济研究所内部资料，调查研究部No.56～58。此两函文由李吉奎译成中文，发表在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论丛》1990年第7期。

[6]三井物产公司：《社报》1912年1月6日。

[7]陈旭麓等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4～255页。

[8]三井物产公司：《社报》1912年4月18日。

[9]1912年2月5日，森恪致益田孝函，三井文库藏。

[10]武汉大学经济学系编：《旧中国汉冶萍公司与日本关系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4～316页。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45卷第2册，第114～115页。

[11]武汉大学经济学系编：前揭书，第310～316页。日本外务省编：前揭书，第45卷第2册，第132～134页。

[12]武汉大学经济学系编：前揭书，第314～316页。日本外务省编：前揭书，第45卷第2册，第114～115页。

[13]武汉大学经济学系编：前揭书，第313～314页。

[14]武汉大学经济学系编：前揭书，第311页。日本外务省编：前揭书，第45卷第2册，第133页。

[15]1912年2月5日森恪致益田孝函，三井文库藏。

[16]《日本历史》1987年8月号，第87页。此电文是李廷江从日本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的《井上馨文书》中发现的，并登载在此刊上。此刊上的电文，与5日函中的电文有三个不同之处，如“由森[恪]君转告”“切[约]乞援助”等。这也许是李抄写或校对时的错误。

[17]同上杂志，第86页。

[18]日本外务省编：前揭书，第45卷第2册，第91页。

[19]参见拙文《辛亥革命时期日本的对华政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14页。

[20]1912年2月5日森恪致益田孝函，三井文库藏。

[21]原奎一郎等编：《原敬日记》，第3卷，福村出版株式会社1965年版，第210页。

[22]山浦贯一：前揭书，上卷，第382～383页。

[23]原奎一郎等编：前揭书，第3卷，第210页。

[24]1912年2月8日森恪致益田孝函，三井文库藏。

[25]宫崎龙介等编：《宫崎滔天全集》，第5卷，平凡社1976年版，第703页。

[26]1912年2月5日和8日森恪致益田孝函，三井文库藏。

[27]1912年2月8日森恪致益田孝函，三井文库藏。

[28]1912年2月8日森恪致益田孝函，三井文库藏。

[29]1912年2月8日森恪致益田孝函，三井文库藏。

[30]1912年2月8日森恪致益田孝函，三井文库藏。

[31]参照《森恪》（上），第392～396页。

[32]藤井升三：前揭文，第120页。

[33]原奎一郎等编：前揭书，第3卷，第210页。

[34]原奎一郎等编：前揭书，第3卷，第211页。

[35]原奎一郎等编：前揭书，第3卷，第211页。

[36]原奎一郎等编：前揭书，第3卷，第211页。

[37]原奎一郎等编：前揭书，第3卷，第210页。

[38]原奎一郎等编：前揭书，第3卷，第210页。

[39]原奎一郎等编：前揭书，第3卷，第212～213页。

[40]藤井升三：前揭文，第149～150页。

[41]山浦贯一：前揭书，上卷，第405页。

[42]藤井升三：前揭文，第140页。

[43]以上引文均见1912年2月8日森恪致益田孝函，三井文库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