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租借”问题是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与日本关系中的一大悬案。日本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研究，[1]国内的一些论著也有所涉及。这里先回顾一下此问题的提出和日本学者对此的研究。

首先提出此问题的是山田纯三郎。他在1943年出版的《森恪》一书中作为回忆陈述了此问题。他说，1913年夏天二次革命爆发后，在东京的森恪致电山田，称如孙把满洲割让给日本，日本则提供装备两个师的武器和现款两千万日元。山田与宫崎滔天商议后两人赴宁，与孙和胡汉民谈了此事。孙与隔屋的黄兴协商30分钟后，表示同意。山田把孙的意思打电话告诉在东京的森恪，森恪回电指示向南京下关派日军舰，接孙到九州三池，在这里与桂太郎会谈此事。孙则表示，目前情况下本人不能赴日，可派黄兴作为代理。森同意黄兴来日。这样，一切谈妥，只等军舰到来，但军舰并没有来接黄兴。[2]根据这一回忆，包括笔者在内的国外学者都曾认为此事发生于二次革命时期。

1981年久保田文次在《孙文的所谓“满蒙让与”论》一文中，对山田的回忆提出质疑，并做了一番考证。久保田根据有关人员的当时情况和孙中山的满蒙意识等各方面分析，得出结论：（1）所谓孙“让与满蒙”之事并不是发生在二次革命时期；（2）类似的交涉在其他时期存在的可能也不可否定。[3]久保田从国会图书馆的有关山县有朋、井上馨等人的史料分析，辛亥革命时期孙、黄与井上、益田孝、森恪之间可能有过以提供满蒙权益为条件的借款交涉，但由于山县的反对，没有实现。[4]

1982年3月和6月，藤井升三在《辛亥革命时期孙文关系资料——有关“满蒙问题”的森恪书简》和《孙文的对日态度——以辛亥革命时期的“满蒙租借”问题为中心》等文中，先后发表了他在日本三井文库中新发现的森恪于1912年2月5日和8日致益田孝的两封信，[5]进一步证实了久保田的推测，并断定此事发生在1912年2月即辛亥革命时期。

“租借”或“让与”满蒙一事是涉及国家主权的重大问题，同时涉及中日双方。但中方却至今未发现可供下结论的有关资料。笔者为解决这个问题，曾去东京三井文库查阅了森恪的两封书简和有关史料。三井文库现供大家阅览的是复印件，而且没有信封。笔者请求该文库工作人员拿出原件查阅，但原件也没有信封。该文库有三井物产公司的《社报》，而森恪是三井物产公司上海支店的职员。《社报》详载了该公司驻外人员回国、出国时间，森是1912年1月5日从上海抵东京的。[6]不过《社报》没有记载他回上海。鉴于书简没有信封即没有从上海发的邮戳和没有记载他回上海的情况，以及在山田回忆中森恪是坐镇东京并没有直接参加会谈的，我曾怀疑书简是否森在东京写并从东京发的？但后来在盛宣怀档案中发现了1912年2月1日三井物产公司常务董事山本条太郎从上海致孙中山的函件。该函写道：“森恪君今日晨（由日本）到达，将有很多事须与阁下商谈，尚祈为贵政府之利益与中日两国之关系，予以接待为盼。”[7]这就证明2月森恪确实在上海、南京，到4月才回日本。[8]这证实了这两封信的确是从上海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