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个阶段（7月中旬至7月底），孙中山主张武力讨袁，并关注日本和列强对二次革命的反响。

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举兵讨袁，宣布独立，二次革命爆发。14日，孙中山召见有吉总领事，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江西是试金石，只有坚决奋斗”；黄兴赴南京，今日可能宣布独立，广东、福建也不日独立；如按预期进展，将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如长江一带形势不利，则把它设在广东。孙把江苏、江西、浙江、福建、广东、湖南、山西、陕西都算在自己的势力之内，认为南北力量大体上相等。孙中山对军费问题有些悲观，想在近期内设法解决，但没有乞求日本提供资金或军械，只顾虑日本的意向和外国人对二次革命的反应，一再问及此事。对此，有吉答道，日本的意向尚不清楚，但如保持外人居留地的安宁，则不会招致外人反感；至于对占领江南制造局的北军，应慎重行事。这也是孙中山所苦恼的问题，但有吉没有就是否由列国领事团劝北军撤回表态。据有吉致牧野电，当时孙中山尚无十足信心，对时局甚为忧虑。[49]

但是几天以后，孙中山信心大增，对日态度也有了变化。7月21日，孙中山与有吉面谈，当时南京、安徽、广东、上海已相继宣布独立，革命形势发展迅猛。有吉在致牧野的电报中说，孙中山“意气昂扬，非常得意”，谈了各省相继独立的大好形势。[50]孙断言，如果袁不辞职，则不能期望和平；他致电袁，促他辞职，[51]如其不从就向全体国民发出促令袁辞职的宣言。[52]这次谈话表明了孙中山与袁世凯斗争到底的决心。

孙中山的这种决心，使他公然批评日本和欧美列强。他说：“在五国借款成立之际，我向各方预言此项借款必成为内乱的原因，但哪个国家也不听，假借中立之名，都采取了对己有利的政策，即暗中援袁的方针。”他还说：“南方上下都信赖日本，对日本抱很大希望，但日本却和列国一起，依然采取利己的中立态度，使日本失去了大家的信赖和希望。”这是孙中山访日归来后对日本的第一次批评。但这个批评不是要与日本决裂，意在得到日本的协助，他“希望日本，劝诱一两个国家，率先给袁以辞职的友好劝告，如其他国家狐疑，可由日本单独劝诱他”。孙中山断言：“袁仰赖于外国，如外国进行此种劝告，袁将格外迅速地服从，立即实现和平。”[53]这说明，孙中山虽然主张武力讨袁，但未完全放弃通过列强劝告解决反袁问题的希望。有吉在与孙中山的这次谈话中，再次说明了日本政府的方针，并以个人身份发表看法说，如进行那种劝告就开了外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先例，劝孙不靠外援，从内部解决问题。但是，孙中山坚持己见，他说：“袁始终以外援为生命，终于以蒙古为诱饵，依靠俄国。外国的插手和干涉，鉴于现状，事实上难免。在我们希望的时候，不如由日本掌握主动是有利的。”[54]有吉没有明确拒绝孙中山的这一要求，遂将这一情况电告日本政府要人。但牧野立即于22日电训有吉，断然拒绝孙中山的要求，还批评有吉与孙谈话时留了余地。[55]

日本不支持孙中山和二次革命的态度是坚决的。二次革命爆发后，胡汉民为把广东的军队迅速运往长江流域，曾向香港总领事今井提出借用日本商船，但遭今井拒绝。[56]7月25日湖南宣布独立后，为筹集军费而向长沙的三井物产公司支店提出借款二百万日元。[57]但汉口总领事芳泽和牧野外相不许三井公司提供借款，理由有三点：1.此次冲突可能以袁的中央政府胜利告终，2.袁中央政府不承认和南方订立的借款契约，3.此款等于向南方提供军费。此外，此款的交涉还受到了黎元洪的牵制。7月31日，黎质问芳泽总领事是否由三井公司向湖南提供了贷款。[58]结果这项贷款终未成立。

与此同时，日本当局严厉限制一些军人和浪人在江西参与李烈钧的军事活动。7月18日，外务省致电汉口、上海、广东等地的驻华领事馆，重申对二次革命的所谓中立方针，指令：“不允许日本文武官员参与中国内乱。如居留该地的日人参与，则毫不犹豫地采取不许继续居留该地的措施。”[59]军部也采取了同样措施，同一天，陆军参谋总长致电驻北京公使馆武官坂西大佐和汉口驻屯军司令与仓以及上海、江西等地的日本军人，要求不许参与南北“内乱”，因侦察去南北军驻地的人员也不许久留该地。[60]不过一些日本军人不顾政府、军部的指令，继续参与李的军事活动，7月27日的沙河镇战斗中，曾有日人平山某阵亡。

日本口称中立，实际却为袁世凯提供了方便。7月23日，日本日清汽船公司派船将袁军两门大炮和三百支枪从沙市运到汉口。[61]这是驻汉口总领事芳泽同意实施的。在此之前的7月3日，芳泽曾致电牧野外相，表示了应该支持袁世凯的看法。他说：“鉴于中国现状，支持和利用中央政府对扩大我权益是有利的，实际情况也是朝这一方向发展的。”[62]日本此时支持袁世凯并不是偶然的。日本先已估计到袁胜孙败，因此南北紧张乃至双方发生武装冲突时，便自然地远孙近袁。二次革命时期日本对孙中山的政策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对袁政策相对存在而实施的。

第六个阶段（7月底至8月）。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先想离沪赴粤，再图举兵，但广东都督陈炯明无意欢迎。孙遂改赴日本，希望日本政府允许他以日本为基地进行新的革命活动，并希望得到日本政府和军部的经济、军事协助。对此，日本当局采取了什么态度呢？

这里先谈谈日本对黄兴的态度。黄兴在南京情况危急时打算离宁赴粤，再图举兵。7月27日，黄通过第八师旅长王考缜向南京大和商会的野村提出，希望当晚乘日舰或日商船赴粤。[63]但牧野外相翌日电告南京领事船津，拒绝了黄的要求。[64]日海军采取了灵活的政策，7月29日，海军省次官指令游弋在长江和东海的第三舰队司令官，如南方领袖要求避难时，虽不采取主动保护措施，但根据外交惯例，不能不收容，并把他们转移到他们要去的地方。[65]

7月28日，黄兴和他的参谋长黄恺元潜入泊于南京的日舰龙田号，29日乘日舰嵯峨号赴沪。为防止此事泄露，海军大臣斋藤实指令第三舰队司令官，可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如下对策：1.尽可能否认收容黄兴的事实；2.如情况不能完全否认时，则言明黄兴为脱险曾来龙田舰要求保护，但当时情况不算危险紧迫，帝国军舰遵照以往采取的公平态度，拒绝了这一要求；3.如收容之事已泄露，采取第二项措施不利时，则言明：黄兴为脱险投奔龙田舰要求保护，我舰队从人道主义出发，一时加以保护，时隔不久他便离开该舰。[66]日本海军的做法，一方面是为自己解脱，一方面也有保护黄兴之意。当时，牧野外相曾就黄兴问题与海军大臣商议，态度有些不同。29日和30日，牧野接连致电南京领事船津和上海总领事有吉，命其阻止黄兴来日，但可请他去香港或其他安全地方，万不得已时可暂时潜往冲绳。[67]牧野阻止黄兴赴日的原因是怕外界产生日本援黄的误解，进而影响日本与袁及列强的关系。

在上海，有吉总领事和第三舰队司令按照牧野外相和斋藤海军大臣的指令，具体安排孙中山和黄兴转赴香港和广东。7月30日，黄兴乘嵯峨号舰抵沪，翌日转乘日商船静冈丸赴香港。8月1日，牧野外相又电训香港总领事今井，命其设法避开黄兴赴日。[68]8月2日，孙中山也乘德国约克号船离沪赴港，准备在广东再次举兵。他和黄兴都相信广东都督陈炯明。但是，在战局逆转的形势下，陈以孙黄来广东会使士气沮丧为由，反对孙黄来粤，劝二人转赴日本，同时还请日本驻广东总领事赤冢协助。[69]赤冢和今井总领事请陈派炮舰到香港接走孙黄，但陈未派。8月3日，黄兴抵港，同日孙中山也到达马尾。两人原拟在香港会晤。但孙中山在马尾获悉广东形势逆转后，4日转赴台湾基隆港。3日晚11时，黄兴与香港总领事今井面谈，今井劝黄去新加坡，黄未同意，最后决定由日本赴美国。今井总领事拟用日人名义为黄办理赴美护照，但被牧野外相否决。4日，黄兴乘三井物产公司的第四云海丸船离香港，9日抵下关，27日到东京。8日，孙中山抵门司，经神户，18日到达东京。

二次革命前后，孙中山对日本的希望和要求随着反袁策略的变化而改变，当他觉得自己力量不足时，曾经希望得到日本协助。为什么孙中山对日本有所期待呢？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1897年以来他和日本的传统关系，以及他在1913年2～3月访日时曾受到日本朝野隆重欢迎；二是日本和袁世凯之间的微妙矛盾；三是日本同支持袁世凯的欧美列强有矛盾。

但是，孙中山对日本的期待最终变成了泡影，原因在于他和日本之间存在着三个根本分歧和矛盾。其一，日本不相信孙中山能战胜袁世凯而统一中国，也不指望通过孙获取在华利益。其二，孙中山是为维护共和制而争取日本的支持；而日本是君主立宪国家，深恐中国的共和思想及体制影响日本，因而采取戒备态度。其三，日本从维护在华利益考虑，与袁保持着微妙关系。二次革命时期日本的对孙中山政策是日本对外总政策的一部分，是服从于总政策，并受其制约的。当时日本的对外政策是由对华、对孙、对袁、对欧美列强等政策组成的。对华政策是制定对孙政策的前提和基础。支持和援助孙中山，对日本的对华政策是否有利，这是决定对孙政策的前提和基础，还受到对袁、对欧美列强政策的牵制。

辛亥革命以来，英美等列强支持袁世凯，袁也是靠他们的援助窃取辛亥革命成果的。因此，与列强争夺在华权益的日本，曾经对袁世凯存有很大戒心，一些日本浪人甚至要暗杀他。但在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君临中国，而且在南北对立中占有军事上的优势。因此，日本也从对华政策的利益出发，不得不调整和改善与袁的关系。而且日本和欧美列强一样，认为袁世凯是安定和统一中国所不可缺少的“强人”，因此不得不讨好袁。鉴于以上原因，日本在孙袁对立中不敢公然支持孙中山。而袁也为阻止日本支持孙中山，采取了种种牵制性措施。另一方面，欧美列强对袁世凯的支持反过来也牵制了日本，因为日本如果支持孙中山，就将开罪于欧美列强。当时日本是二流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对外政策还不能不依赖英美而与其协调。因此，二次革命时期日本的对孙政策，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形成的。

注释

[1]《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06、338页。

[2]1913年3月26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30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3]1913年3月26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30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4]1913年3月26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30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5]1913年3月27日牧野外相致上海总领事有吉明电，第21号，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6]1913年3月29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33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7]原档记为26日，此电是30日0时30分从上海发的，据此分析，26日为30日之误。

[8]1913年3月30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37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9]1913年3月30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37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10]1913年3月30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37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11]1913年3月31日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致上海总领事有吉明电，第16号。3月31日，有吉将此电转致牧野外相，其电为39号，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12]1913年3月31日牧野外相致上海总领事有吉明电，第881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13]1913年3月31日牧野外相致上海总领事有吉明电，第23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14]1913年3月31日牧野外相致上海总领事有吉明电，第881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15]1913年4月1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42号，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16]1913年4月1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43号，日本防卫研究所藏。《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二年第2册，第335～336页。

[17]《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54页。

[18]《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二年第2册，第337页。

[19]1913年4月7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48号，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20]1913年4月25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67号，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21]1913年4月5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46号，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22]1913年4月1日陆军省次官本乡致汉口驻电军司令与仓电，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23]1913年4月9日牧野外相致上海总领事有吉明电，第28号，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24]1913年4月1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43号，日本防卫研究所藏。《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二年第2册，第336页。

[25]郭廷以编：《中华民国史事日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年版，第90页。

[26]《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56～57页。

[27]1913年5月6日斋藤少佐致宇都宫少将电，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28]1913年5月6日斋藤少佐致宇都宫少将电，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29]1913年5月15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86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30]《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60～61页。

[31]臼井胜美：《日本与中国——大正时代》，原书房1972年版，第33页。

[32]1913年5月19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90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33]1913年5月24日牧野外相致上海总领事有吉明电，第39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34]1913年5月24日牧野外相致上海总领事有吉明电，第39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35]1913年5月22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94号，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36]1913年5月25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83号，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37]1913年5月27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99号，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38]1913年5月27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99号，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39]1913年6月1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105号，《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二年第2册，第359页。

[40]臼井胜美：前揭书，第32页。

[41]1913年6月10日驻汉口总领事芳泽致牧野外相电，第116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42]1913年6月11日牧野外相致汉口总领事芳泽电，第43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43]1913年6月11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114号，《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二年第2册，第361～363页。

[44]罗家伦主编：《黄克强先生书翰墨迹》，“中央文物供应社”1973年版，第272页。

[45]1913年6月24日驻香港总领事今井致牧野外相电，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46]1913年6月30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128号，《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二年第2册，第362～363页。

[47]1913年7月6日驻香港总领事今井致牧野外相电，第38号，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48]1913年7月8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132号，《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二年第2册，第363～364页。

[49]1913年7月15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135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二年第2册，第366～367页。

[50]1913年7月21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152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51]《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68～69页。

[52]《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66页。

[53]1913年7月21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152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54]1913年7月21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152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55]1913年7月22日牧野外相致上海总领事有吉明电，第41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56]1913年7月19日驻香港总领事今井致牧野外相电，第41号，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57]1913年7月26日驻汉口总领事芳泽致牧野外相电，第212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58]1913年8月1日牧野外相致汉口总领事芳泽电，第223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59]1913年7月18日日本外务省致汉口总领事芳泽等驻华领事电，日本防卫研究所藏。

[60]1913年7月18日长谷川参谋总长致与仓华中派遣队司令官电，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61]1913年7月23日驻汉口总领事芳泽致牧野外相电，第208号，日本防卫厅藏。

[62]1913年7月3日驻汉口总领事芳泽致牧野外相电，第502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63]1913年7月28日驻南京领事船津致牧野外相电，第64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二年第2册，第376～377页。

[64]1913年7月28日牧野外相致南京领事船津电，第10号，见《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二年第2册，第377页。

[65]1913年7月29日日本海军省次官致第三舰队司令官电，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66]1913年7月31日牧野外相致上海总领事有吉明电，第69号，见《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二年第2册，第385～386页。

[67]1913年7月30日牧野外相致上海总领事有吉明电，第67号，见《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二年第2册，第379页。

[68]1913年8月1日牧野外相致香港总领事今井电，第41号，见《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二年第2册，第387页。

[69]1913年8月1日驻香港总领事今井致牧野外相电，第52号，日本防卫研究所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