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阶段（3月25日至3月31日），孙中山想通过国会解决袁世凯辞职问题，他对日本并未提出更多希望和要求。

当时国民党在国会中占据多数席位，因此孙中山认为国会有力量弹劾袁世凯。3月26日，即孙中山返抵上海的第二天，他首次会见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谈了自己的上述想法。他对袁世凯暗杀宋教仁非常愤慨，表示不能熟视无睹。但他没有说到武力讨袁，而是主张“用正当的手段，诉诸世界公议，以此排斥他”[2]。

孙中山的这种说法是符合他当时的思想实际的。当时，广大民众经过辛亥革命的动乱，渴望安定和平的生活。作为一个革命的政治家，孙中山在政治解决尚有希望的情况下，是不愿轻易动用武力的。由于孙中山在这一时期主要是想依靠自己的力量，即通过国会解决袁问题，因此没有向日本提出具体要求，仅希望日本对中国南北局势“予以充分注意和警戒”[3]。有吉总领事当天即把会见情况电告外相牧野伸显，内称：“这不仅成为南北分裂的原因，而且北方也难免陷于混乱局势。”[4]他认为，弹劾袁世凯将引起中国南北分裂，中国政局将再次动乱。这个判断，成为日本政府制定对孙中山和二次革命政策的依据。27日，驻北京公使馆武官青木宣纯少将向军部报告，称上海国民党的一些人欲派刺客暗杀袁世凯和赵秉钧。

牧野外相接到有吉和青木的电报后，27日电令有吉总领事，速向孙中山转告青木报告的情况，请孙“叫党员切勿轻举妄动”，“现在中国是最需要避免动乱、保持平静的时候，南北权威人士如诉诸引起相互猜疑的谣传的手段，则局势立即混乱，局面难以维持”。[5]有吉总领事于28日走访孙中山，转达了牧野外相的意见。对此，孙中山否认国民党党员进行暗杀活动，表示“坚决采取光明正大的手段，在议会上弹劾袁世凯”，如果袁世凯用武力对付议员，则“我方也用武力与之对抗，南方已有这一决心”。[6]可以看到，孙中山思想上有些变化，但出发点是对袁的武力防备，而不是主动以武力讨袁。有吉还与黄兴面谈过，黄兴的看法和孙中山大体相同。

但是，当时的国会能否弹劾袁世凯？孙中山对此产生了怀疑，进而有避开南北冲突去日本的想法，并在30日[7]会见有吉时谈了这一想法。据有吉明报告，孙中山当时对时局表示忧虑，对有吉明说，如有可能，自己则站在南北双方的中间，用和平的方法收拾局势；但当地情况，如你所知，热衷于同北京的对抗，如被卷进这一旋涡，从大局来说甚为不妙，因此希望暂时离开此地，旁观南北双方的局势，予以注意和忠告，尽可能谋求用和平手段解决的方案。[8]当时孙夫人因车祸负伤，在东京筑地的圣·路加医院住院治疗。孙拟借看望或接回夫人的名义，于4月4日再赴日本，在东京逗留几日，然后偕夫人前往箱根或轻井泽，在那里将来自南北双方的情报及自己的看法转告日本当局。他赴日时准备隐姓埋名，秘密旅行。他还说，如不能赴日，便改赴其他地方。据有吉电，孙中山于29日从正金银行取出3万元，汇往香港和日本等地。[9]孙中山赴日的目的是在4月8日召开国会后的两周避开中国。此外有无其他目的，尚无材料可证。据现有史料分析，这次赴日目的是消极的，是想避开南北斗争。

有吉总领事对孙中山的要求表示理解，并于当日电告牧野外相。他认为，孙赴日目的是暂时摆脱政治旋涡，以求公平解决，对我方也不抱什么期待，故无必要阻止他赴日。[10]至于公开或秘密赴日问题，请牧野外相电示。有吉未深谈同意孙中山赴日的原因，但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在致有吉总领事的电报中说得很清楚。他认为，“孙若不能赴日，则避到其他地方。毋宁将其引至日本国：此不失为基于帝国方针利用孙之又一策，在帝国政策应用上，也为得策”[11]。他认为，孙即使隐姓埋名秘密赴日，也不可能阻止他在日本抛头露面。反而会引起国内外猜疑，因此不如借看望其妻子的名义公开赴日。

但是，牧野外相不同意孙中山赴日，31日电训有吉总领事说：孙再来日是不得策的，应阻止他来。理由是：孙中山访日期间及回国后曾鼓吹“亲日”，这样的人在宋教仁被暗杀而上海为世界所瞩目的时候再次来日，“不可避免地引起内外的误解和猜疑”。[12]言外之意是怕孙来日会引起袁世凯和欧美列强的猜疑，进而累及日本。可见，牧野外相拒绝孙中山赴日也是从维护日本帝国的利益出发的。日本帝国的利益是日本对孙政策的核心，是制定对孙政策的基础，是否同意孙中山赴日，完全视是否有利于日本帝国的利益而定。牧野外相拒绝孙中山赴日，并不是他个人的意愿，而是日本政府的方针。同一天，即3月31日，日本内阁在首相官邸研究了中国形势及对孙政策，并决定：帝国政府对中国南北纠纷“全然采取中立不偏的方针，且无意乘此争端谋求何等特殊利益”[13]。这是日本政府对二次革命和孙中山所采取的基本方针，并根据这一方针，对孙中山采取了不予援助的政策。

日本政府采取这一政策的原因，首先是与日本国内政局变动有关。1913年2月11日，日本发生大正政变，曾支持孙中山的桂太郎内阁下台，新的山本内阁执政，内阁的更迭直接影响了日本的对孙政策。其次，它与日本政府对中国南北力量的估计有关。日本一开始便估计到，如南北发生武装冲突，南方革命党人敌不过北方的袁世凯，肯定遭到失败而逃亡国外。牧野外相在3月31日对有吉总领事的电训中就指出，如孙中山遇险，要到日本避难的话，予以协助。[14]因此，日本不会支持即将在南北冲突中失败的孙中山。再次，它与辛亥革命时期日本的对华政策有关。当时，日本虽打着中立旗号，暗中却“支持”和“支援”了南方革命党人，结果得罪了辛亥革命后君临中国的袁世凯。革命后，日本设法调整与袁世凯的关系，因而不愿支持与袁对立的孙中山。最后，它与日本的对华贸易有关。辛亥革命期间，因中国政局动乱，日本对华贸易锐减，影响达半年之久。因此，日本希望中国避免武装冲突，保持平静。

根据日本帝国的对孙政策和牧野外相3月31日的电训，有吉总领事于31日拜访孙中山，转达了日本政府不同意孙赴日的意见。对此，孙中山表示理解。并且说，同志们也劝自己暂留此地，“即使赴他地，也暂时推迟。如不能赴日，则赴广东或香港”[15]。孙中山暂时未离开上海，与他对日本及列强持有新的希望和要求有关。随之，他的反袁策略也有了变化。

第二个阶段（3月31日至4月上旬），孙中山希望依靠日本和列强对袁的劝告和压力，迫使袁辞职。

3月31日，孙中山对有吉总领事说，此时能否和平解决时局，要看列国的态度如何。有吉问其意，孙答：“由列国对袁世凯施加压力，让他辞职”。有吉反问道，如列国对袁施加压力，不等于希望列国干涉中国内政之意吗？孙回答，即使不施加压力，由列国对他予以“启发”也可以，如怯懦的袁有意表示立即辞职，则给袁以充分的名誉让他退下来，圆满解决之。[16]当时黄兴也持同样想法。

这个时期孙中山仍然想用和平方法解决袁辞职问题，但在策略上却由依靠自己的力量——国会，转变到依靠外来力量——列强方面，并且是从弹劾袁转变为让袁以体面的形式辞职。孙中山还设想在万不得已时，利用选举排除袁世凯而另选他人充任总统。[17]这不能不说是孙中山的妥协和退让。但鉴于当时情况，也不无一定合理性。孙中山对有吉说，据来自北京的消息，袁正积极备战，国会召开前肯定施行暴力，有可能暗杀准备提出弹劾案的议员，因此不能提出弹劾案，即使提出也不会成立，所以从国会得不出满意的结果。孙中山依靠日本和列强的压力来解决反袁问题的设想，显然与上述情况有直接关系。

依靠列强的压力迫使袁世凯下台，实际上是行不通的，日本和欧美列强是不会听从孙中山的这一意见的。英国自辛亥革命以来一直支持袁，美国也急于承认袁的北京政权。日本虽自辛亥革命以来对袁存有戒心，但因袁掌握北京政权，是中国最强力的人物，因而把统一中国的希望寄托在袁身上，不愿对袁施加压力。再者，由于英美的牵制，日本也不敢公开反袁。在这种情况下，即用和平方法不能解决反袁问题之后，孙中山的思想不得不转变到武力反袁上来。

第三个阶段（4月上旬至6月下旬），孙中山准备武力讨袁，并希望日本从经济和军事上给予支持。

孙中山武力讨袁的决心并不是凭空得来的，而是对客观形势和敌我双方力量进行一番权衡的结果，他认为：1.如在国会上得不到满意结果，则南方的都督立即举兵对抗，直至袁辞职。2.除北京的一部分军队外，其他军队都不依服于袁，容易讨伐，一年内可制服北方。3.南方的军费比北方充足。4.在南方建立巩固的新政府，采用日本币制，促进两国贸易和亲善，日本将会迅速承认新政府。黄兴对形势也持乐观态度，认为黎元洪也可能成为南方的友军。[18]孙、黄甚至想，迫使袁下台后，让黎元洪当总统。显然，他们对形势和南北双方力量的估计过于乐观。

孙中山虽然对形势乐观，但也感到自己力量不足，希望得到日本的经济援助。4月7日，孙会见横滨正金银行上海支店长，希望正金银行提供贷款。[19]作为条件，孙提出中日合办日华银行。4月25日，孙会见有吉总领事时，再次提出这一希望。[20]但日方没有满足孙中山的要求，除前述的原因外，还在于袁世凯从背后牵制了日本。袁通过外交部照会日本政府，声称只有北京中央政府有权向外国贷款，弦外之音是不许日本向孙中山贷款。黄兴也想争取日本军部的支持，4月5日，派部下杨廷溥赴日，向日本军部的宇都宫少将等说明自己对南北问题的立场和态度，力图争取日本军部的援助。[21]杨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熊中大尉陪同下，乘山城九号日轮赴日，但军部没有予以援助。

日本军部在对华政策上有时与政府、外务省有分歧，步调不一致。但在二次革命时期，它们却采取了一致的所谓中立政策。4月1日，陆军省次官本乡房太郎向汉口驻屯军司令与仓发出指令：“帝国政府此际取不偏不党的态度和方针，贵官也遵照此方针行动。”[22]这是军部对二次革命采取的始终一贯的政策。

牧野外相收到孙黄武力讨袁的电报后，4月9日又电训上海的有吉总领事，命其速劝孙黄二人，尽力避免南北冲突。[23]牧野提示的理由之一是外蒙问题，当时沙俄和袁准备签订有关外蒙独立的条约，牧野企图把孙中山的注意力引到对外问题上，即先解决对外问题。这是因为，沙俄对外蒙的侵略，直接威胁了日本在满蒙的利益，先解决外蒙问题有利于日本。早在3月31日，有吉总领事与孙中山会晤，提醒孙注意在面临涉外问题时引起内争将对国家的未来产生不良影响。孙承认外蒙问题也很重要，但认为暂时只能搁置起来。[24]孙中山未听从牧野的劝告，依然准备武力讨袁。

4月27日，五国银行团正式向袁世凯贷款2500万英镑，这是日本伙同欧美列强支持袁世凯武力镇压南方革命党人的行动。28日，孙中山致电日本外务省，请日本勿援助袁世凯。[25]4月下旬，又致电各国政府和人民，揭露袁制造宋案及借款阴谋。[26]4月下旬，日本政府起草了为参加此项贷款辩解的声明，但未敢发表。

5月，南北双方矛盾更趋激化，各自加紧备战。孙黄在得不到日本援助的情况下，将徐州一带的兵力撤回江南，拟用海军阻止袁军渡江，准备采取持久战略，以待日本军械到来。[27]当时，黄兴为争取日本支持和援助而要求访日，并于5月上旬通过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斋藤少佐转告日本当局和元老。他向斋藤流露了对日本的不满情绪，认为日本当局把袁当作东亚大局所不可缺少的人物，对袁为保其地位而把列强引入中国，进而危害东亚尚无觉察，而且怀疑我们的决心，这是令人遗憾的。黄兴希望日本当局了解孙黄方面的真意，缔结解决两国间悬案的密约，以便从内部得到日本政府的有力支持，实现两国合作。[28]对此，陆军参谋本部次长大岛曾会访陆军省次官松井，征求对黄兴访日问题的意见。这说明日本军部研究过黄兴访日问题，因未查到有关史料，不知其内容。据后来史实推测，日本军部不同意黄访日，也不给黄兴以任何援助。

5月中旬，唐绍仪来沪，力图调解南北双方。日本对此也抱有希望，5月15日，有吉总领事访问孙中山，谈了南北融合、收拾时局的好处。孙中山表示，“自己也希望圆满地加以解决，南北融合的必要条件是袁世凯下台”，但袁不肯，我们“不能坐以待毙，除决一雌雄外别无他法”，“现在动干戈是时间问题，是立即举事还是暂时忍耐，正在考虑之中”。[29]这便表明了孙中山以武力讨袁的决心。5月17日，孙中山致函日本元老之一井上馨，揭露袁世凯的罪行，希望他支持自己的事业。[30]同日和22日，黄兴在上海两次会见日本东亚兴业公司的白岩龙子，以南昌至萍乡铁路贷款之名，希望对方向自己贷款一千万日元。李烈钧也和该公司交涉了贷款之事。白岩向大仓组的门野重九郎报告了此事，门野同意放贷。6月2日，白岩与孙黄及江西李烈钧的代表在黄兴寓所再次商议贷款一事，决定贷款一千万日元。白岩等给孙中山贷款的目的，正如他给大仓组的报告所说的那样，“此际多少要对孙逸仙、黄兴等人表示同情，以有助我对南方的经济政策，同时这是确立我国政府之大方针——在江西确立根本政策之难得机会”[31]。但这次贷款因政府干涉未能兑现。有吉总领事继5月15日访问孙中山后，19日又访问黄兴，进行了同样的劝告。黄兴与孙中山一样，坚决主张袁辞去大总统。但据有吉的印象，他注重于和平解决。黄说，“不到非自卫不可的地步，尽量用和平手段解决的想法至今没有变”，“在议会存在的情况下，在议会上决一雌雄。袁虽然采取卑劣手段，但难于取得以和平的方法成为正式大总统的绝对多数。最后他除诉诸武力之外别无他法，我们只是准备万一”。他希望以和平的方法加以解决。据有吉当天致牧野外相的电报，黄兴大体持稳妥意见，对孙中山的“猛进论”采取“慎重论”，切实希望和平地加以解决。[32]

人们过去认为孙黄在讨袁的策略上自始就有分歧。据上海总领事有吉的外务报告和孙中山在这一时期的思想演变来分析，这种分歧大约是从5月中旬开始的。日方也较为重视孙黄二人的分歧，加强了对他们的劝诱工作。宫崎滔天是孙黄最信赖的日本友人，日本政府因此派宫崎做孙黄的工作。按照日本政府的方针，宫崎于5月19日到上海，劝孙黄以和平方法解决中国时局。此时孙黄都坚持不妥协，并在联名发往日方的电报中说：“宫崎传言，不胜感激。恨无妥协之余地。即使我不举事，彼必施加压力，危机迫在眉睫。若得日本援助，将取积极行动；倘无外援，只能背水一战。恳请援助。”[33]电报表明了孙武力讨袁的态度和切望日本援助的心情。但日本依然不予以援助。日驻华公使馆参赞山座圆次郎表示：“如南北不幸分裂，虽然遗憾，却无理由予以援助”，希望孙黄忍耐和妥协。[34]5月20日，牧野外相再次电训有吉总领事，让黄兴提醒江西都督李烈钧劝其部下，预防事端发生。翌日，有吉向黄兴转达了此意。[35]24日，有吉又访问孙黄，进行劝诱。孙黄都说，我方不会先动干戈，但孙更强调除动干戈外别无其他有效方法。通过此次谈话，有吉依然认为，两人主义虽然相同，具体计划却有分歧。[36]

5月25日或26日，将接替伊集院任驻华公使的山座圆次郎专程来沪，劝孙中山不要以武力抵抗袁。孙坚决表示，反袁不是私怨，而是破坏与保卫共和制的问题，如有不排斥他而能保持共和政权的妥协方法，请赐教。孙认为，和平方法终究不能抵抗袁，同时也看出日本不会援助他，他对山座说：“虽不能求得日本之援助，但倘能尽力阻止他国援助袁即可”，希望日本牵制列强。[37]这样，孙中山对日本的希望和要求也就降了一格。当时，有吉总领事劝黄兴不要武力解决南北问题，但言辞笼统，没有具体内容，甚至是无原则的。对此，黄兴提出了下述和平解决的具体方案：

1.继续维护共和政体，不干涉国会；

2.宋案交法庭公平裁决；

3.五国借款交国会审议；

4.撤回北方南遣的军队，同时南方也解除军备，一切恢复正常状态。[38]

黄兴的方案是合情合理的。黄希望日公使同美公使一起劝袁接受，但日本未敢承诺。这时，日本前外相加藤高明来华访问，6月1日在上海会见了孙黄，也是劝他们“要十分忍耐，和平解决时局，谋求长远之策”[39]。孙反问，如南方发生革命，日本采取什么态度？加藤回答说，作为个人同情革命派，但政府一贯和列国协调，为确保袁政府的安定而努力，[40]一语道出日本劝和的目的就是确保袁的统治地位。

到6月，南北双方剑拔弩张，武装冲突一触即发。6月9日，袁罢免李烈钧江西都督职务，这是二次革命爆发的导火线。

李烈钧被罢免立即在日本引起反响。李曾留学日本，与日本军人和大陆浪人来往较多，有十几位日本现役和退役军人参与了李的军事活动，致使袁和列强误以为日本支持李挑起南北武装冲突。这时李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日本，而日本则生怕李的举动连累自己。6月10日，驻汉口总领事芳泽把李被罢免的情况电告牧野外相，并说李可能在南昌举事或赴日，如此则会影响日本。芳泽一面派人向黎元洪询问关于李免职的善后对策，一面电训该总领事馆派往湖口的八木及在那里的日人谨慎从事，并请求牧野外相指示。[41]6月11日，牧野复电称：“如李烈钧有来本邦就其将来计划期待我方援助之意，则以直接或间接方法通告他，此际（日本）政府不参与中国内争，断然不予以何种援助。”[42]结果，当6月16日李在汉口会见八木并提出赴日要求时，八木转达了牧野的指示，断然予以拒绝。但是，李烈钧周围的日本军人，不顾政府和军部的指令，对李的行动提供方便，李乘坐日舰，来往于南昌、汉口、上海等地。这些军人参与李的军事活动，纯系出于个人意志，但这却引起袁世凯和英国等列强的误解，认为日本支持李烈钧和南方革命党人挑起武装冲突。对此，日本向袁和列强进行了反复的解释。

日本在李被革职后，非常关注孙中山和黄兴的动态。6月11日，有吉拜访孙黄，探询他们的反应和对策。据有吉观察，孙黄两人持不同态度，黄表示坚决采取和平主义，昨日已派特使赴江西，劝李圆满处理此事。孙中山则主张一举排除袁，但对袁用五国贷款收买李部下表示担忧，说推翻袁比推翻清朝更难。[43]12日，孙中山交给黄兴5万元，部署讨袁军事。[44]这再次表明孙中山武力讨袁的决心。

袁世凯步步进逼，6月14日又革除胡汉民广东都督职务。形势紧急。6月17日，孙中山乘毕约号汽船赴港澳，与胡汉民和新任广东都督陈炯明商讨武力讨袁，但回来后思想有所波动。

第四个阶段（6月下旬至7月上旬），孙中山又考虑利用国会多数倒袁的问题。

孙中山的港澳之行是极为秘密的，但日本驻上海和香港的总领事还是掌握了其行踪，并及时报告给外务省。孙中山于20日抵港，驻港总领事今井即派人与孙约会。但孙立即转赴澳门，派马君武向今井谈了来港澳的目的。21日，孙中山在澳门海面的军舰上与胡汉民、陈炯明共商武力讨袁问题。据马君武对今井的谈话，孙主张打，而陈鉴于商人不愿意“乱”的情况，不大赞成打；胡汉民也不大愿意打。[45]孙回香港后，和胡汉民一起会见了今井总领事。6月29日，孙乘巴拿马号船返回上海后，又会晤了李烈钧。当时李也在观望形势，不敢孤军在江西举事。

经过港澳之行，孙中山的思想发生了波动和变化。30日，上海总领事有吉访问孙中山，孙谈了自己的想法。据有吉给牧野外相的报告，孙的情绪较南下前大不相同，对本派势力感到悲观。孙说，陈炯明虽然强硬，但其部下中有势力的两三人被袁收买；而且去年以来自己提倡的袁中心主义深入人心，今天很难一下子改过来；加之多数人希望和平，因此目前举事有困难。孙认为，目前除观望形势、等待时机、在国会上对峙外，别无其他办法，并准备让张继等在国会中有影响的议员回到北京。[46]当时汪兆铭也持和孙中山一样的思想。[47]靠国会倒袁，不需要日本和外来势力的援助，所以当时孙中山没有向日本提出任何希望和要求。

如上所述，当时孙中山重新考虑利用国会解决反袁问题，而陈其美等少壮派则积极主张武力讨袁。7月6日返回江西的李烈钧也主张武力讨袁。国民党内部在反袁问题上明显地分裂为两种意见。鉴于此种情况，有吉总领事7月7日或8日访问黄兴和陈其美，劝他们不要轻举妄动。但陈其美坚决主张武力对抗，认为舍此只能自我毁灭，国民将继续受革命前那样恶劣的政治压迫。他说，我党现在分为温和、过激两派，前者只靠国会，但这几乎没有成功的希望。他批评孙、黄，认为前年的革命也由我们计划，孙黄是中途归来的，他们长期流浪于国外，不通晓国内形势，因两三位旅长被袁收买而气馁失望。黄兴说，对李、胡两位都督的革职没有进行反抗，证明我党采取了和平手段，而袁却在江西等地一再施加压力，这就难免不发生反抗，各地的小纠纷也许发展到大事，暗中默认了少壮派的主张。有吉总领事根据孙、黄和陈其美等人的言论分析认为，孙黄因无成功的把握而不主动举事，陈其美、李烈钧等少壮派则欲抓住任何机会举事。[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