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袁世凯的政策和对南方革命党人的政策是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对华政策的两翼。我们只有具体地考察和比较对两者的政策时，才能全面地看清辛亥革命时期日本的对华政策。

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对南方的目标是什么？1911年10月24日日本内阁通过的《关于对清政策问题的内阁会议决议》写道：“调转视线，再看看帝国与清国本土（指满蒙之外的地区，包括南方——笔者）的关系。我国侨民之多，我国通商贸易额之大，以及与我国有关的企业之日益增多，所有这些都明显地显示出一种趋势，即我国在该地区逐渐占有优势地位”，“今后应着重致力于在清国本土培植势力，并努力设法使其他各国承认帝国在该地区之优势地位”。[89]这就是说，借辛亥革命之机，向中国南方进行侵略，扩大权益，建立在该地区的优势地位。南方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摇篮，是革命政权的管辖地区。日本要扩大在该地区的权益，势必牵涉到南方革命势力。那么，日本对南方革命党人究竟采取了什么政策？下面仅就提供贷款和武器、对北伐军的态度、二次革命及大陆浪人与辛亥革命的关系等诸问题来具体剖析日本对南方革命党人的政策。

如前所述，辛亥革命伊始，日本统治阶级尤其是军部想出兵干涉，以武力镇压革命，进而扩大在中国南方的权益。但动武的企图未能如愿以偿。

武昌起义得手后，各省革命党人便纷纷起事。到11月下旬，已有十四省脱离清廷独立，其他各省的反清斗争也风起云涌，清王朝的瓦解已成定局。于是，日本和其他列强不得不重视南方革命力量，不仅不敢动用武力，而且“极力避免采取徒伤革命军感情之措施”[90]并和它进行交往。于是，日本同南方革命党人之间形成了既不承认它为合法，又和它往来的微妙关系。

可是在民间，如前所述，大陆浪人却“声援”南方革命党人，要求承认它建立的共和国。但其目的是吞并东北和内蒙古。

一些外交官和军人，作为个人意见，也想把中国分为两国，要承认革命党及其政权。驻华公使伊集院10月28日建议内田外相，承认南方为一国家，“在华中、华南建立两个独立国家，而使清朝廷偏安华北，继续维持其统治”[91]。他认为：“人心所向与东亚大势业已不可阻挡。民意已完全背离清朝廷，乃属确凿无疑。现今朝廷完全丧失昔日统治四百余州的威势与实力，不论采取何种怀柔妥协办法，恐已无法平定目前局势。”[92]伊集院对中国时局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承认南方为一国是使清朝苟延残喘的伎俩，是分而治之的毒计。

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宇都宫太郎也提出《对中国的个人意见》。他认为，“保全”中国是困难的，应分为满汉两个国家，日本对清廷也适当予以援助，对南方也秘密地予以“援助”，并把其中的一国作为保护国，另一国为同盟国，而日本作为调解南北双方的“报酬”，攫取满蒙。

可见，对革命党及其政权的承认也好，“援助”也好，其目的都是为日本的侵略扩张，尤其是为吞并满蒙。

在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对革命党人提供了武器和贷款。那时，大陆浪人居中引线，政府出钱，财阀供贷款，军部拿武器，三者结为一体，扩大日本在中国南方的权益。那么，这三者是怎样结合起来的呢？内田良平从朝鲜回来后，伙同大江卓、小美田隆义等人，继续说服政府“援助”南方。同时又动员三井财阀向革命党人提供贷款。如前所述，三井财阀的益田孝接到内田良平的信后，便认为，这是三井向南方扩张的良机。他携带这封信找三井的政治后台井上馨，说明向南方扩张的欲望。井上不仅同意益田孝的意见，而且替他出主意。他说：“其内容和内田谈的一样，我也完全同感。三井的方针，按你的想法执行，但决定政府方针是先决条件，因此先找桂（太郎）商量，然后和桂一道去找西园寺（首相）。”[93]内田良平从大江卓和小美田那里得知这一消息后，喜出望外，立即电告在上海的宫崎滔天，叫孙中山和黄兴立即给西园寺首相和桂太郎、井上馨打电报，以便换取他们对革命党人的“援助”。事过不久，西园寺内阁便同意三井财阀对南方革命党人的“援助”。

于是，内田良平派去的北辉次郎和清藤幸七郎在南方同宋教仁商谈武器供应问题。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1月派文梅村等三人东渡日本。他们经内田良平和小美田隆义的介绍，和三井进行借贷款购军火的交涉，于1月24日订立借款三十万日元的合同，以此购买日本的三一年式速射野炮六门，三一年式速射山炮六门、重机枪三挺及炮弹、子弹等。此外，通过各种渠道购买的武器也陆续运到南方。1911年12月8日，日本云海丸把步枪一万枝和带剑短枪三百支运到上海；1912年1月8日，日本巴丸把步枪一万两千枝、子弹两千万粒及机关炮六门、山炮六门、炮弹六千发运到南京；1月28日，御代丸把一万九千四百支步枪运到广东；2月22日，荣城丸把三万支步枪和八万粒子弹运到广东。购买这些武器的贷款由大仓洋行和三井物产公司提供，而三井物产公司的贷款是由政府提供的。这些武器来自陆军的军火库，有的大炮是从要塞中卸下来的。这些武器从各地集中到门司，从门司未经海关即运往中国南部。当然日本在这一批武器供应中必然获取暴利。因为这些武器不是新式的，而是日本陆海军更新装备后不用的陈旧兵器。即使如此，这些武器对革命军来说却不可缺少。

日本向南方革命党人提供贷款。贷款和供应武器是往往联系在一起的。当时提供贷款的名目虽不是为购兵器，但实际上却是用于购买武器。在借款中，大陆浪人往往起桥梁作用。1911年12月孙中山从欧美回国时，宫崎滔天专程从上海到香港迎接孙中山，并陪同孙中山抵达上海。随同宫崎去的还有三井物产公司的山田纯三郎、高田商社的郡岛忠次郎等五人。在从香港到上海的途中，宫崎可能与孙中山谈到借款问题。因此他抵沪后立即通过山田向三井物产公司上海支店长藤濑政次郎传达孙中山借款之事。

当时南京临时政府的最大困难之一是财政问题，因此不得不借外债。英、美等明显地支持袁世凯，所以南京临时政府向日本借款。1912年1月招商局董事会决定要借款一千万两。日本闻讯后，指派日本邮船公司和日清汽船公司出面和南京革命党人交涉。结果，2月5日由日本邮船公司上海支店长伊东和孙中山、黄兴草签借款合同，并先付一百万两。这笔借款名义上是招商局借，但事实上是南京政府应付财政困难和购买军火的。而日本方面虽由邮船公司提供贷款，但款是由日本政府提供给邮船公司的。由此可见，当时日本政府与南京临时政府的内在关系，即日本不敢公开提供，但暗中往来。

日本的此种贷款活动都是在英国的势力范围内进行的。因此，各项贷款必定和英国权益发生冲突。就这次贷款来说，招商局是先与英国交涉的，后来日本从中插手。因此，英国政府2月5日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说这笔借款“无疑将提供革命军作为军事费使用，希望贵国政府加以制止”[94]。法国政府也对这笔借款表示不满。2月17日法国外长塞尔弗斯召见日本驻法临时代理大使，提出“日本现在单独行动，实与上述共同行动准则不合，令人深为遗憾”[95]。这是日本和英、法在这一地区争夺的表现。这时英国的汇丰银行、太古银行等暗中和财政总长陈锦涛进行借款活动。当时，《每日新闻》也于2月13日发出一则消息说，英国某商为阻止日本在长江航运中无限扩张其势力，已对此借款展开竞争。[96]2月28日，英国伙同四国银行团，和招商局订立七百万元的借款合同。通过香港的银行向南方临时政府先付二百万元。[97]由于英国的这一争夺，日本不能不放弃对招商局的借款。

其次是沪杭铁路借款。该借款早在1898年英国就与清廷进行过交涉，1908年正式签订借款合同。这次江苏财政总长朱葆三先和英国汇丰银行商谈。后来日本大仓洋行插手，1月18日大仓洋行的川野和王子亭草签二百五十万两的借款合同，并于27日正式签署，当即付款。大仓洋行的这笔借款，受到日本政府的幕后支持。外相内田1月11日就这笔贷款问题电训上海总领事有吉：“希我总领事就近向该支店长（指大仓洋行上海支店长——笔者）询明详情，予以必要关切，尽力促其实现。”[98]他接着指示有吉：“不容否认，此项借款之用途必与革命军具有密切关联，如果向外界露出帝国政府或帝国官员对于此项借款曾经暗中援助或加以干涉等等形迹，殊多不便，故望我总领事对此点深加注意。”[99]这便说明日本政府对南方革命政权的两重性政策：既不公开支持，暗中又提供借款与军火。

英国获悉此消息后，令朱尔典驻华公使向伊集院公使提出“严重抗议”，“英国方面断然不能承认”，“希望日本方面罢手”。但伊集院公使佯装不知，回敬朱尔典道：“此次大仓洋行提供借款，纯属该企业之独自行动，日本政府并不知悉，亦未参与”，当面顶回。这便说明日、英在长江流域的激烈争夺和日本外交的虚伪性。

在辛亥革命期间，日本对南京政府最大一笔贷款是对汉冶萍公司的贷款。日本对汉冶萍垂涎三尺，由来已久。这是因为汉冶萍是日本钢铁工业不可缺少的原料供应基地，主要供应日本最大的钢厂八幡制铁所。1908年至1912年日本从该公司掠取铁矿石七百多万吨，占该制铁所铁矿石用量的52.5%。为保证这一掠夺，1904年至1911年，日本正金银行和兴业银行曾向该公司投资贷款一千五百三十万元和银一百万两。[100]

辛亥革命时期，日本想方设法将该公司攫为己有，曾和清廷、南京政府、北洋政府进行三次交涉。

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军占领了汉冶萍地区。于是该公司副经理李维格，希望日本驻华公使和驻汉口总领事出面与革命军交涉，以便加以“保护”。十来天后，该公司总经理盛宣怀向日本正金银行借款六百万元。接着他又提出由邮传部出面，以湖南萍乡至株洲的铁路为抵押，再借一百万两。伊集院公使认为，盛乞求贷款是日本在南方扩张权益的良机。他于24日、25日向内田外相建议：汉冶萍贷款“会有助于我方向汉冶萍伸展势力和确保权益。故望不逸时机，设法促其实现”[101]。至于萍乡至株洲铁路借款，“不论时局发展结果如何，均足以成为我国向湖南省扶植势力、权利之确实依据”，和前借款一起“均请极力设法促其早日实现”。[102]

恰巧，盛宣怀10月下旬被革职，避居大连。伊集院认为，“盛宣怀避居大连，将为我方关于汉冶萍问题之策划带来甚大便宜”。[103]当时日人高木陆郎跟随盛。盛抵大连后，正金银行指派小田切万寿之助和盛继续谈判借款事宜。这一借款谈判是日本支持清朝政府的组成部分。当时盛借款的目的，犹如伊集院公使所猜测：“不外乎想借此获得我方对保护汉阳铁政局作出确实保证；同时想乘此清廷急于筹措军费而穷极无策之际，通过此次借款，以维系摄政王等对其本人之信赖。”[104]可见，这笔借款不是提供给革命党人的。

可是，到1912年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孙中山抵沪后，通过宫崎滔天向三井借款。日本政府早已同意三井财阀对南方革命党人的“援助”。三井财阀指派常务理事山本条太郎，和内田外相、西园寺首相及八幡制铁所所长中村等商议拟定如下计划：借革命党人急需军火和借款之机，由日中合办汉冶萍公司，公司总资本为三千万日元，日中各出一半，但日方已贷款投资一千多万元，故只出五百万日元。其中一部分以现款贷给南京政府，其余由三井物产提供军火。这一计划反映了日本吞并汉冶萍公司的贪婪野心。此时，南京政府财政极为困难。黄兴于1月26日致电盛宣怀：“兹已电授全权于三井洋行直接与执事交涉，请勿观望，即日将借款办妥，庶公私两益，否则民国政府对于执事之财产将发没收命令也。”[105]在黄兴的催促之下，1月29日盛宣怀、李维格和正金银行的小田切万寿之助在神户草签《汉冶萍公司中日“合办”草约》。其第一条规定：“改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之组织为华日合办有限公司。”[106]可是该公司股董会3月22日投票否决这一合同。于是盛宣怀第二天致函小田切万寿之助，通知“该草合同自应取消”[107]。日本吞并汉冶萍的野心，由于股东的反对而未能实现。

但日本窥伺时机，1913年12月和袁世凯的北洋政府签订了一千五百万元的贷款协定，其条件是该公司聘请日人为最高技术顾问和财政顾问。这样，日本终于攫取了控制汉冶萍技术和财政的大权。

变中不变的、反复出现的便是本质，是规律性的东西。我们从日本对汉冶萍公司的贷款活动中看出，虽然跟它交涉的对象有变化，但贯串始终的是扩大在该公司中的权益，甚至要吞并它。这便说明，日本在辛亥革命时期，不管是清廷、南京政府，还是北洋政府，只要能扩大权益，扩大侵略，就跟它打交道，就向它提供借款。这再次说明，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对华政策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和扩大权益。

列宁说：“自由竞争占完全的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商品输出。垄断占统治地位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是资本输出。”[108]日本三井财阀等对南方临时政府的贷款，实质上是垄断资本的资本输出。资本输出的目的是剥削中国人民的血汗，扩大在中国的权益。在对南方的贷款活动中最活跃的是三井财阀。这有其原因。三井财阀1910年派尾崎敬义和松元势藏到中国考察一年。尾崎回国后写了《对华投资论》。他在书中献策说：“从列强的立场来说，如想在中国获得相当的势力和发言权，除贷款之外绝没有其他手段。换句话说，对当前的中国予以贷款，不是拿钱储蓄的单纯目的，贷款是手段，其首要目的在于获得利权。”[109]尾崎的这一献策，成为辛亥革命时期三井财阀向南方贷款扩张的理论基础。益田孝也公然地鼓噪：“如果（辛亥）革命获得成功，三井即日本则一手攫取扬子江沿岸一带的利权。”[110]这不打自招了日本提供贷款的目的是在南方攫取和扩大权益。

日本对以蓝天蔚为首的北伐军的态度又是怎样？

南京政府成立后，组织北伐军，拟从陆海两路攻打清廷。1912年1月16日，以蓝天蔚为首的北伐军乘船驶抵山东半岛的芝罘。这支部队将配合南京方面的军事活动，拟在渤海湾登陆，从清廷的背后猛击摇摇欲坠的清朝统治。这是推翻清朝统治的一项重要军事措施，日本陆军的太田大佐等六名军官直接参加了此次行动。

蓝天蔚抵达芝罘的第二天，以关外民军都督的名义，照会大岛关东都督，说明北伐军的来意，并称：“切望贵国确保南满铁路之中立，对于民军及清军均应一律同等对待。”[111]对此，大岛都督曾表示同感。但内田外相数次电训大岛都督和落合奉天总领事：“不能允许革命军在中立地带以内登陆”[112]，“北伐军在租借地及中立地带以外之其他地带登陆时，我方可采取旁观之态度”[113]。日本采取此种态度的目的是维护其在辽东半岛和满铁沿线地带的既得利益。这虽然限制了该军在渤海湾的军事行动，但毕竟不是**裸的武装干涉。

2月1日至4日，北伐军果然在关东租借地北端的高丽城和碧流河地带登陆，并和清军发生武装冲突。清政府外务部的曹汝霖前来日本公使馆要求：一、阻止该军登陆；二、如已登陆，利用日本管辖之铁路运送清军增援该地。对此，伊集院公使答道，北伐军未在中立地带登陆，传言有误，并且表示“如果为对抗革命军而经我铁路运送军队，则无论如何不能承诺”[114]，当即拒绝了曹运兵的要求。这对北伐军是有利的。但内田外相和大岛都督数次要求北伐军尽速退出中立地带。于是，北伐军退到辽西。3月9日，外务省次官石井菊次郎又训电：“蓝天蔚在我国势力范围以外之辽西地区登陆时，我国方针是不加干涉。”[115]

日本为什么此时对北伐军采取这种限制但不压制的微妙政策？是仅仅为维护其在关东州和满铁的既得权益吗？不是的。此时正是清王朝即将崩溃的前夜，东北局势也将发生新的变化。此刻北伐军在辽宁一带的军事活动势必促进这一变化。因此，日本是想从这一局势的变化中，浑水摸鱼，从中渔利。2月2日内田外相致落合奉天总领事的训电就说明此点。他指令落合：“近来满洲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尤其满洲朝廷之让步，已成为大势之所必然；且今后赵总督等人态度如何变化，一时亦难预料。基于上述情况，此际，对革命党施加压力，究应保持何种分寸，亦须慎重考虑。如果革命党势力日益壮大，即使满洲秩序一时发生紊乱，亦未尝不可能因此而造成我国对满洲政策待以向前推进一步之契机。”[116]日本是从这种目的出发，根据形势的发展，见风使舵，对革命党和北伐军采取灵活的、微妙的政策，以便利用北伐军的力量来推进它的满蒙政策。

从以上所述中看出，日本对北伐军的政策是：一、不许它“侵犯”其在辽东半岛和南满的权益；二、不公然镇压；三、妄图借北伐军推进其满蒙政策。

1913年由于袁的反攻倒算，又爆发了二次革命。那时南方革命党人为筹集二次革命的资金，暗中争取日本的贷款。5月17日，黄兴在上海会见日本东亚兴业公司的白岩龙乎，探询日方对南方革命党人的意向。当时黄兴以南昌—萍乡铁路贷款之名，向他借一千万日元贷款。白岩把此意报告大仓洋行的门野重九郎。门野也倾向借这笔款。他们借款的目的，依然是扩大在江南的权益，白岩就在致门野的报告中写道：“此时对孙逸仙、黄兴等多少表示同情，以便促进我们对南方的经济政策，同时确立我国政府大方针——在江西建立根本政策的难得机会。”[117]当时，涩泽荣一希图建立日中合营的中国兴业公司，和孙中山进行交涉。三井物产公司的森恪趁革命党人急需贷款和军火之机，以一两千万日元和两个师的武器装备为交换，妄图割让中国东北。[118]

二次革命时期陆军的一些军官也主张“支持”南方。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青木宣纯建议陆军大臣上原勇作：“从我国将来的立场”来考虑，“把同情寄于南方为上策”。[119]关东都督府参谋长福田雅太郎也主张“声援”南方。他们之所以“支持”南方，正如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与仓喜平大佐所说，“北军（指北洋军队——笔者）之胜利，今后必定对日本政策带来坏影响”。[120]陆军的这些人从反袁的目的出发主张“援助”南方，以“援助”南方革命党人来牵制亲英、美的袁政权。

可是，日本政府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其原因是：第一，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就被袁军镇压，革命被镇压后再“援助”南方不会有什么希望。第二，英、美等主要列强表面上虽然采取静观态度，但暗中支持袁讨南，而且怀疑日本在南方挑动革命党人挑起二次革命。因此英国驻华代理公使阿尔斯顿要求发表以五国银行团名义谴责革命党人的共同声明，以便捆住日本手脚。第三，北洋政府极力反对日本“援助”南方，5月4日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提醒伊集院公使叫日本浪人不要参与革命党人的活动。而且日本也不敢公然开罪袁世凯。因此，二次革命失败后，日本政府设法阻挠孙中山、黄兴等到日本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二次革命时期日本对南方革命党人的政策，和1912年前后时期相比发生了新的变化。日本政府虽然没有“支持”南方，但也没有压南方革命党人。可是，对袁世凯，如前所述，却采取了强硬政策，迫使他向日本低头“认罪”。相比之下，日本对南北双方的政策确实不一样。

日本对南方革命党人的态度和英、美相比较有何区别？英、美全力支持北方的袁世凯，因此对南方的态度非常冷淡，甚至通过袁世凯绞杀南方革命。英国在南方的权益，占其在华权益的四分之三，而日本只占其在华权益的十分之三。按经济基础来说，英理应“支持”南方，以便维护南方权益。可是英国却没有那样做。其原因，除袁是“最强大的人”之外，英认为孙与大陆浪人关系密切，是亲日的，因此对他无好感，甚至认为他是“没用的政治家”。[121]因此，10月下旬，孙中山从美国回国途中经由伦敦，要求英政府向南方革命党人提供一百万英镑贷款时，英国断然拒绝了孙中山的要求。[122]12月下旬，孙中山抵香港时，英国政府虽然解除了不许孙中山进港的禁令，但只许他经由香港，不准停留。因此，孙中山本人也对英国没有好感。

美国对南方革命党人的态度，和英国大致相同。美国对孙中山和革命党人颇有看法。美国驻华公使在1912年1月16日致国务卿的电报中谈道，孙中山不具有代表性，不能控制局势，不能支配清朝被推翻后崛起的相互矛盾的各种势力，[123]因此，不主张支持孙中山和南方革命党人。

英、美虽然不像日本那样，一开始就不想出兵压南方革命党人，但对南方的总的态度显然和日本不相同。此种不同态度，一是来自于对袁的不同态度，二是日、英、美在中国的争夺。由于争夺，两者对南方革命党人不可能采取完全相同的政策。不同政策的实质是争夺，争夺的不外乎是权益。可见，日、英、美对南方革命党人的不同态度和不同政策的实质依然在于权益，这是两者的不同政策所反映的共同之点。这就是说，政策即手段虽不同，但目的却是一样的。

在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和日本大陆浪人交往密切，不少浪人亲身参加革命活动。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曾经把他们看作热心赞助中国革命的日本志士。他们人数虽不多，但活动能量很大。

如前所述，头山满、内田良平、小川平吉等发起组织有邻会，在东京曲町区内的旭馆设办公室，一面与在北京的平山周、武汉的末永节取得联系，搜集革命情报，一面派北辉次郎、新藤幸七郎、宫崎滔天等来中国参加革命活动。

当时，日人寺尾亨、副岛义一应黎元洪的邀请，在革命政府中任法律顾问，内田良平任南京政府的外交顾问，直接参与了辛亥革命的政治、外交活动。

民间人士梅屋庄吉等人，筹集巨款，供给革命党人，并替南京政府印刷纸币。在武汉地区，萱野长知等二十余人，直接参与革命军对清军的战斗，有的甚至流血牺牲。牛丸友佐等带领医疗队，在战场上做战地救护。

萱野长知为牵制清军的南下，派一些浪人北上，和北京的平山周等一起，以天津租借地为据点，协助北方革命党人白逾桓，搞刺袁的恐怖活动，和川岛浪速一起准备了一支武装。

在山东芝罘，浪人末永节和三菱的上海支店长中岛久万吉联系，以提供山东渔业权为条件，借一笔贷款给以蓝天蔚为首的北伐军，这些浪人，从表面上看都是声援辛亥革命，在革命中的表现也似乎都是一样。但是同一个现象中却包含着两种不同的动机。因此，我们把日本大陆浪人大致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民权派浪人，第二种是玄洋社、黑龙会系统的浪人。

民权派浪人人数较少，其代表人物是宫崎滔天。他是在其兄宫崎民藏的自由民权思想影响下，要在中国的大地上实现在日本未能实现的自由民权理想。他希望以革命胜利的中国为据点，变革“弱肉强食的现状”，进而实现世界革命。他认为，“人类皆为同胞”，“世界是一家”，“使中国成为理想的国家，以其力量号召宇内，道化万邦”。[124]宫崎是希图实现大同世界的浪漫主义思想家，富有政治理想。他的民权主义思想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争取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理想是一致的。因此，宫崎滔天等民权派浪人是革命党人的战友，诚心赞助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此种浪人和后一种浪人的明显区别是不提满蒙问题。宫崎滔天虽然在革命党人和财阀间起过穿针引线的作用，但他和内田良平等不同，不是为吞并满蒙，而是解决革命党人的困难。后来，他也不参与财阀的贷款活动，和内田良平等人的关系也逐渐疏远。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1981年）之际，我们怀念曾为中国革命献身的这些浪人，衷心感谢他们的声援和支持。

头山满、内田良平等是属于玄洋社、黑龙会系统的第二种浪人，是以“帮助”革命为代价，妄图吞并满蒙。这些浪人曾反对南北议和，反对迁都北京，反对孙中山北上，似乎比革命党人更为“革命”。这是因为他们反对袁世凯，反对袁世凯背后的英美。他们即使“赞助”革命，但其目的是鲸吞满蒙。1912年春天，头山满路经东北回日本时，他看到东北平原，情不自禁地喊出：“多么辽阔啊！这儿应由日本掌握治理，中国是治理不好的。”[125]一语道破他对东北的贪婪心理。

他们不仅要鲸吞满蒙，还鼓动财阀侵入中国南方。内田良平1912年2月在《太阳》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鼓噪：“日本吞并满洲，将给我国带来多大利益，这点暂且不提，满洲的山间荒芜之地较多，人民几乎都是忘恩负义之徒……中国幅员辽阔，我们不必固定在满洲这一局部地区。如放眼南方，那里则有无限的天然资源和事业”[126]，大肆渲染侵入南方的重要性。过去日本财阀注重东北，对南方的关心不如北方。浪人的这一宣传鼓动使财阀把经济侵略的矛头从北方又转向南方。这便是这些浪人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又一种作用。

曾在孙中山身边任秘书的池亨吉，何许人也？他是亲中义会（也叫振中义会）的成员。该会成员中有好几名陆军和海军的预备役军官，还有东京赤坂警察署长本堂平四郎。该会从政府领取活动经费，向外务省政务局提供情报，如今在外务省的档案中还能找到他们所提供的情报材料。日本的一些学者甚至怀疑本堂警察署长亲自到南方搜集过情报。该会还委派太田陆军大佐等七名军官参加北伐军，妄图掌握北伐军的实权。该会成员曾在革命党内部挑拨离间，进行阴谋活动。由此可想池亨吉是什么人。[127]

我们对大陆浪人不能一概而论，对具体人应做具体分析。如前所述，曾经“声援”革命，反对出兵干涉的一部分浪人，在二次革命尤其是在汉口、兖州、南京事件之后，猖狂主张出兵占领中国，显现出他们的本来面目。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内田良平。他在1913年6月写的《对支那案》中，完全否认中国民主革命的可能性，大肆攻击和诬蔑革命党人，把希望寄托于宗社党人。7月26日，他建议山本首相，如果政府私下默许，他们就和宗社党人协作，实现满蒙独立。他在10月1日写成的《支那观》一文中，诬称汉族“是彻底的利己主义民族”，把中国人比喻为犹太人。[128]更为可憎的是，他认为：“中国国民事实上都是欺软怕硬的，一旦遇到强者，就说‘没法子’，屈服于（强者），因此应以强硬手段压服他们。”[129]

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由于时代、阶级、革命战略的局限，未能认清他们的本性，认他们为友，和他们共事。这无疑是革命党人的弱点，也是孙中山的革命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