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以义和团运动为分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方式，前后有显著的区别。甲午战争到义和团运动的五六年间，列强疯狂宰割中国，直接瓜分中国。但义和团运动后，由于中国人民在这次民族战争中所表现的不屈不挠的反帝斗争和帝国主义直接瓜分中国而产生的尖锐矛盾，列强不得不放弃直接瓜分中国的方式，采取间接的方式，即在形式上保持清朝的“独立”地位，把它作为侵略工具，通过它攫取新权益。于是，一些人认为，列强的对华政策，从瓜分主义发展到“保全主义”。但列强“保全”的不是中国的独立，而是奉行媚外主义的清朝的统治。这既有利于列强侵略，又有助于欺骗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认为中国尚未灭亡。这是一举两得的把戏。可是，辛亥革命的斗争风暴，猛烈冲击着清朝统治，它即将被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推翻。于是，英美等列强认为，清朝前途惨淡，再也不能原封不动地维持其统治，必须换一个“强有力”的人来支撑局势，建立一个对内镇压革命、对外奉行媚外主义的新政府。那么，谁能支撑局势，建立列强所希望的新政府？清朝政府、立宪派和英美等列强认为是袁世凯。

过去，一般都认为列强都支持袁世凯；而袁世凯是以所有帝国主义列强为靠山，绞杀革命，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这虽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完全符合史实。当时中国不是被一个列强统治的殖民地国家，而是由几个列强瓜分的半殖民地国家。各列强在华利益各不相同，相互进行争夺。这一争夺中，它们首先争夺中国统治者；而半殖民地中国的统治者，在列强的争夺面前，不可能满足所有列强的贪婪要求，而且常常采取“以夷制夷”的外交手腕。因此，同一个时期，各个列强对中国统治者的态度，虽有共同的一面，但它们从本身的具体利害出发，采取不同的态度。

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对袁采取了什么政策？这一政策与英美有什么不同和共同点？我们从日本与英美对袁的政策的比较和列强不同时期对袁的不同政策中能得出什么结论？下面仅就袁上台掌权、南北议和及袁任临时大总统、二次革命、承认袁及其北洋政府等诸问题来具体剖析日本对袁世凯的政策。

当袁世凯东山再起，掌管清朝军政大权时，英美支持他上台，而日本是极力反对的。这是日本与英美在中国争夺的必然结果，是袁作为外务部尚书，在两者的争夺中采取“以夷制夷”的必然产物。

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大人物。他在辛亥革命时期执掌了清朝的军政大权，并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当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英美推荐和支持袁掌管清朝军政大权并非偶然。这是因为袁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时，支持英国在长江流域的路权要求，支持英国向西藏扩张，镇压抵制美货运动。美国为讨好清政府和袁世凯，1908年决定退还庚子赔款；而袁世凯派唐绍仪赴美致谢，并且暗中搞和美德建立同盟条约的活动。此外，袁作为外务部尚书，支持美英的东北铁路中立计划，纵容它们在东北修筑和满铁并行的几条铁路。因此，美国和英国认定他是为英美利益效劳，是与日本抗衡的人物，支持他上台掌权。

而日本对袁世凯的态度，却和英美截然不同，反对他上台掌权。但不是一开始就反对的。日俄战争前，日本是极力吹捧他的。那时袁认为，日本近代化的做法比起西方列强的办法更切合中国实际，因此，他扩编的北洋军和举办的各项新政，主要模仿和依靠日本。他任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期，聘请日本的教官和专家，依照日本的军制和操练法整顿军务，刷新教育，选拔人才派赴日本留学。日俄战争后，袁和奕劻代表清政府和日本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公然承认了俄国在《朴次茅斯条约》中让给日本的各项殖民权益。此时袁颇有亲日奴才之观感。因此，当时“日本外交官和军人都把他视为独一无二的朋友”，“在当今中国则没有比袁更高明的人才，中国政府今后必定归他掌管，因此，现在如拥护他的立场，他则必定感恩戴德，更加采取亲日主义。如他丧失其地位，亲日精神就会消失，我们的对华外交将陷入长期的黑暗之中”。[28]可见日本曾对袁抱有极大的希望。可是日俄战争后，美英打着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旗号渗透东北，日本与美英争夺我国东北的斗争日益尖锐。李鸿章死后继任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继承李的衣钵，继续执行“以夷制夷”的对外政策。所不同的是，李是采取联俄制日，而袁则是联英美制日。袁世凯转身亲英美，公然向日本在东北的殖民权益进行挑战，处处刁难日本要修安奉铁路的要求。1907年6月改革东北行政机构时，袁派其亲信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唐绍仪为奉天巡抚，指令唐伙同美驻奉天领事司戴德，希图由英美敷设和满铁并行的新民屯—法库门铁路、锦州—齐齐哈尔铁路、锦州—爱辉铁路。[29]到1909年，美国则悍然提出东北铁路中立计划，并要筹办三省银行借款团。这必将侵犯日本在东北的权益。于是，日本伙同昔日的劲敌俄国，联合抗衡英美对东北的渗透。这样，昔日的“独一无二的朋友”袁却变成日本的仇敌，成为日本巩固和扩大东北权益的最大障碍。

1908年11月，光绪皇帝死，清朝内部争权夺利。满族亲贵猜忌权势日增的袁，翌年借口袁有“足疾”，将其赶回河南。当袁解甲归田时，大陆浪人川岛浪速建议清朝大臣把他杀掉，以便铲除后患。但清朝大臣惧怕袁背后的英美，不敢动刀斩首。但袁的革职，对日本侵华外交创造了有利条件。日本趁机和清朝订立了迟迟拖延的有关东北问题的五六个问题的协定。对此英美颇为恼火。

上述历史事实说明，日本和英美对袁出山掌权的不同态度反映了它们对东北的争夺和对中国的争霸。

1911年11月，袁世凯奉命进京掌清朝的军政大权时，日本和列强就围绕袁世凯又展开一场新的斗争。大陆浪人川岛浪速为阻止袁北上掌权，采取了三次行动。袁将北上进京时，川岛煽动驻扎在石家庄的第六镇吴禄贞部布阵在京汉线，阻止袁北上。袁派周符麟潜赴石家庄，于11月7日刺杀吴。于是他又伙同日军军官要炸掉袁乘坐的火车，但又未遂。他又唆使日本公使馆武官多贺宗之袭击袁官邸，趁机他和肃亲王一起闯入宫中，胁迫宣统皇帝执行日本的既定方针。但计划又落空。日本杀袁计划破产了，但这说明对袁的仇恨达到何种程度。而袁世凯也自然对日本抱有敌对情绪，他曾说川岛“是危险的家伙，炸弹式的人物”[30]。并劝肃亲王不要和他交游。

袁世凯冲破日人设置的重重障碍，10月30日安然抵京，11月1日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这对日本的侵华政策是个不祥之兆。日本《国民新闻》11月7日发表文章哀叹：“袁内阁成立后，我们对清朝的关系，肯定比对清朝政府的关系更坏。”[31]

尽管如此，在袁上台掌权的情况下，日本又不能不和英美争夺这一马前卒，妄图把亲英美的袁世凯变成亲日的袁世凯。袁任总理大臣的第三天即11月3日，内田外相训电伊集院公使：“政府认为此时应尽量与袁世凯一派保持密切关系”，“务必同袁世凯保持密切关系”。[32]但袁上台后就依靠英美，让英美牵着他的鼻子走。关于南北停战协定、废黜摄政王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他都和英国公使朱尔典商议决定，对日本连信息也不传递。这便引起日本的极大愤慨。12月12日袁召见伊集院公使时，他当着袁世凯的面提出：“对于此种情况，帝国政府亦不免有遗憾之情。”[33]而袁也不客气地答道：“中国人对于日本，感情并不十分融洽。”[34]这便是袁世凯上台后他与日本的关系。

我们从袁上台掌权的历史过程中看出，英美支持他上台也好，日本反对他上台也好，都是为了维护和扩大各自的殖民权益；而日本开始反对他和上台后又拉他也都是为了维护和扩大日本的殖民权益：这便是不同的历史现象所反映的共同的内在规律。

袁上台后，施展了纵横捭阖的手法。他用一只拳头打倒清朝政府，一只拳头对付革命派，他用来打倒清政府的武器是“革命”，用来对付革命派的武器是“统一”。南北议和是袁施展这反革命两手的政治舞台，是窃取革命果实的手段。英美和袁世凯为保存封建帝制，反对建立共和，通过南北议和搞了“君主共和立宪”的阴谋。这既能保存对列强侵略有利的封建帝制，又能给这一封建专制披上一件“立宪”的外衣，从而欺骗人民。对袁世凯来说，这也是建立自己独裁统治的好形式。

在政体问题上，日本始终坚持君主立宪，反对共和。伊集院公使曾劝袁实行君主立宪时说道：“按贵国近三百年来之历史以及各地实情观之，以君主立宪统一全国，实为万全之策。至若实行共和制或联邦制等类主张，俱与当前之民智程度不相适应，其后果，难保不招致灭亡之结局。”[35]为什么日本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共和？这除与列强共同之原因以外，有它本身的特殊原因。伊集院公使12月22日和袁世凯会谈时道出了其原因。他说：“日本国与贵国之关系，与欧美各国单纯着眼于物质利害者不同，万一贵国变成共和国体，我国国民在思想上必受到不少影响。仅从此点出发，我国也要支持贵国实行君主立宪，并尽可能促其实现。”[36]如前所述，辛亥革命就是爆发在日本大正政变——第一次护宪运动的前夕。这一运动是日本大资产阶级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反对藩阀统治，要建立立宪政治。辛亥革命要建立的共和国是亚洲大地上的第一个共和国，对日本护宪运动不能不起推波助澜的作用。中野正刚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自12月18日起在《大阪朝日》上连载的《对岸的火灾》一文中谈到辛亥革命对日本的影响。他写道：“邻邦的革命如果对我国的影响，即非革天下之命的革命，而是打破政界现状的革新运动。具体说，只有打破藩阀，改造腐败的政党，这恐怕就是我们欣快地欢迎的事情。”[37]稻垣伸太郎在《中国革命与我国藩阀官僚政治》一文中甚至说道：“大正维新（即大正政变——笔者）在一种意义上是第二次中国革命。”[38]不仅如此，日本的舆论还谴责日本政府对中国政体的干涉。和田三郎在《国际上的社会政策》一文中指责道：“由于他人不戴和自己一样的帽子而殴打他的头部是野蛮的、粗暴的行为”，“我国人民虽说愚昧，但眼前出现比我们更先进的国家，并实行自治政治时，不会不觉醒。如觉醒则打倒官僚……现在的政治官僚就怕这个，因此借皇室的安危，干涉中国的共和制。”[39]

因此，日本统治阶级非常恐惧辛亥革命的共和，唯恐它传到日本。德富苏峰11月12日在刊于《国民新闻》上的《对岸的火》一文中写道：“黑死病是有形的病，共和制是无形的病”[40]，忧虑辛亥革命的共和制影响日本。1912年1月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政体的政权——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寺内正毅也惊叹：“清国共和论对我国人心的影响之大，从现在新闻界年轻之辈的论述中可知其可怕”[41]，要及早采取措施，以防其影响。

当日本由于上述原因，坚持君主立宪时，袁表面上拥戴清朝皇帝，口口声声称实行君主立宪，但暗中却盘算当总统。袁的此种盘算除他个人的野心之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来自南方革命势力的软弱妥协。袁东山再起后，对南方革命势力采取武力攻打和“和平”攻势的两手政策，在督促清军攻克汉口、汉阳的同时，对南方革命军施展“和平”攻势，进行试探。武昌的黎元洪答复说，如袁世凯表示赞同共和，当推为“第一任之中华共和总统”。12月20日南北双方举行谈判时，南方代表伍廷芳暗示北方代表唐绍仪，只要袁逼迫清廷退位，南方愿以大总统的宝座作为报答。这给袁吃了想当总统的定心丸。

第二个因素来自英国。英国开始时支持君主立宪。但11月下旬南方革命势力发展迅猛，民主共和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于是英国见风使舵，放弃君主立宪，赞成共和，赞成的条件是袁参加这一政权。英国主张君主立宪时也主张袁参加。这便说明，对英国来说，君主立宪也好，共和也好，只要袁掌权就可。在南北议和会议即将召开的12月16日，英国便提出：“当前官、革双方在保存满洲朝廷基础上达成协议，迨已全无可能”，因此，探询日本“作为此时之解决方案，册立当代孔子后裔，拥为皇帝，未悉是否可行？”[42]这不是英国的真意，而是试探日本对废黜清朝皇帝、推举袁当总统的态度的一种气球。事实果然如此。时过五天，即12月21日，英国公使朱尔典就对伊集院公使提出废黜宣统皇帝，推举袁当总统的建议。他说：“此次和谈（指南北议和——笔者），如欲以保全满洲朝廷为基础达成协议，看来已全无希望。对此局面，究应采取何种措施？可否按莫理循所说，推袁世凯为大总统，以求稳定于一时？”[43]英国为何此时改变态度？这时，南方的革命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南方各省，这使英国不能不重视南方革命势力。英国殖民权益的四分之三在南方，英国财界和宗教界人士此时一再呼吁“声援”南方革命党人。因此，英国政府不能不考虑和南方革命党人的关系。朱尔典也说：“英国在华中、华南地区拥有贸易上的重大利害关系，故英国政府不能无视南方人的思想感情，甘冒遭受攻击的风险而轻易采取措施，以强行贯彻君主立宪。”[44]而且，此时南方方面也暗示，如袁同意共和，愿选他为总统。因此，共和对英国来说是一举两得：既推举袁当总统，又不得罪南方，反而得到南方革命党人的好感。因此英国放弃君主立宪制，以袁当总统的假共和来维护其在南方的殖民权益。

这两种因素结合起来，促使袁伪装赞成共和，逼迫皇帝退位，同时要挟革命党人让出政权，进而建立假共和的北洋政府。

可是，日本坚持己见，既反对共和，又反对袁当总统。12月22日内田外相在致驻英临时代理大使山座的训电中指出：“推袁为总统以求稳定一时之方策，不仅颇难实行，亦非为清国谋长治久安之策。直至今日，帝国政府仍认为君主立宪制度为匡济清国时局之最良方策，切望英国政府同意此种制度并为其确立而充分尽力。”[45]可见日本的态度颇为强硬。

袁世凯忧虑日本的反对态度，认为日本是他搞假共和及当总统的一个障碍。于是他开始要扫除这一障碍。12月20日下午，袁紧急召见日本公使馆的翻译官高尾。他特意出示唐绍仪自上海来电，电文写道：“革命党坚决主张共和……在正式会议上双方若公开坚持各自主张，谈判必至破裂；且各国领事之外交方针似亦有新变化，未必仍旧支持君主立宪。”[46]袁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但他不召见伊集院公使，而找翻译官并出示此种内容的电报，其存心何在？不外乎是：一面进一步刺探此时此刻日本的真实想法究竟如何，一方面通过高尾这样小小的翻译官，再次暗示袁本人虽不赞成共和，但南方革命党的态度异常坚决，且各国也倾向共和，故本人也不得已，希望日本也放弃君主立宪，赞成共和。可是日本没有领会袁的真意。内田外相依然认为：“袁世凯究竟能否抛弃其一向标榜之君主主张，甘冒不韪，允就大总统职，现尚不得而知。”[47]更为可笑的是伊集院公使把袁的这一举动视为他对日友好的表示，建议内田外相：“袁世凯似亦期待我国之善意援助能够收到实际效果，故此时我国能否考虑通过某种途径，从背后向革命军方面讲求缓和策略？”[48]这就是通过和南方有联系的大陆浪人，对革命党人施加压力。这便说明日本外交手腕的笨拙。

可是，在对袁世凯和南北议和问题上一直掌握主动权的英国，又施出老奸巨猾的外交本领。要建立共和，必须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选举总统。来自南方十七个省的代表，这时云集在南京准备选举大总统，建立共和国。于是英国公使朱尔典便提出将计就计、顺水推舟的解决办法。他向袁世凯提出召开国民大会的建议：“目前革命党方面拟议召开之国会只能代表局部地区，尚不能真正代表全国人民。我方何妨乘此机提议将此局部性机构改变为确能普遍反映全民意志之全国代表机关，然后讨论国体问题。”[49]唐绍仪在南下议和时曾说：“开国会之后，必为民主，而又和平解决，使清廷易于下台，袁氏易于转移，军队易于收束。窃以为和平解决之法，无途于此也。”[50]可见，朱尔典的召开国民会议的建议是既能迫使清帝下台，又把南方统一于北方，使袁窃夺总统宝座的一举多得的伎俩。袁举双手同意此建议，并立刻转告伊集院公使道，“英公使所言，固不失为一种方案”[51]，望日本赞成。但伊集院却顽固坚持己见，说日本政府“自必始终支持君主立宪，并援助其实现”。日本之所以反对这一建议，正如内田外相25日致驻英临时代理大使山座的训电中所说：“如将政体问题由国民会议讨论，最后必然采用共和政体，几已显而易见”[52]，最后必定由袁世凯当总统。

日本的反对阻挡不住袁和朱尔典的奸诈行径。24日袁和朱尔典就磋商决定：“在三个月内由各省公举代表，按照双方先行商议的办法而组成的国民会议来决定将来的政体问题”[53]，并电告唐绍仪。

事到如此境地，日本还在坚持君主立宪。同一天，庆亲王在袁官邸召见英、日两国公使，征求他们对国民会议的意见。朱尔典公使立即回答：“英国政府当不致有何异议。”[54]而日本公使伊集院却称：“此种手段过于危险”[55]，望稍缓两日复电唐。但袁不听伊集院的劝告，也不等候日本政府的正式答复，断然发出致唐电。伊集院恼羞成怒，26日向袁言称“按帝国政府之希望，断不能同意此举”，并警告他“由此产生之一切后果以及会后事态如何发展，应由阁下负完全责任”。[56]

日本仍不甘心，想和英国采取联合行动。26日驻英临时代理大使山座遵照内田外相的指令，向英国建议：日英两国共同“采取某些措施，例如向革命军晓以利害，仔细说明采取君主立宪制度为收拾时局之最良方策，劝诱彼等在此基础上继续商谈”。[57]英国不仅不接受日本的建议，而且说这是“极为危险”的“重大冒险行动”。英国外交部还郑重地发表声明：“关于日、英两国正在采取协同行动支持清国实施君主立宪政体，必要时甚至不惜使用武力等等报道，全与事实不符。”[58]这无疑是对日本君主立宪外交的沉重打击。在这种形势下，内田外相也不得不承认日本外交的失败。他哀叹：“事态既已如此，则帝国政府单独继续拥护君主立宪之理由可谓业已丧失。”“关于本问题，帝国政府只能暂时任事态之自然发展。”[59]

这时，南北议和经唇枪舌剑，达成了一个协议：召开国民大会，就君主和共和问题付诸公决。袁对此十分满意，以诱骗和逼宫的手法，迫使清廷公布退位诏书。清政府于2月12日发布《清帝退位授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谕》：“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60]宣统皇帝退位后，13日袁致电南京政府索取大总统职位，14日孙中山提出辞呈，15日南京参议院选袁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综上所述，支持共和反对君主立宪，或反对共和支持君主立宪，这在中国国内是个革命的原则性问题，是区别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试金石，但从列强的角度来说，这不是实质性问题。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辛亥革命的共和政权如不直接反对帝国主义，维护其在华权益，和帝国主义列强不一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共和政体本身不是和列强产生矛盾的所在。支持或反对共和不是问题的实质，而是日本和英国等列强争夺殖民权益的一种手段，如果说政体是实质，那么日本为何“支援”南方革命党人？实质不在于政体，而在于拥立效忠于自己的新走卒，即拥护或反对袁世凯的问题。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如此。1915年袁世凯称帝时，日本并不那么热心支持，而且劝告袁不要操之过急。主张君主立宪的核心人物山县有朋也于1916年1月直言不讳地道出：“我是希望和袁世凯携手，攫取日本必须占有的权益的人。不论中国成为共和或帝制，这无须过问。无论如何，袁死前和他携手……如袁死后第二个人起来掌权，则和他图谋共事，以便确保日本的权益，这是紧要的。”[61]山县有朋的这一自白供出了政体问题的实质所在。

袁世凯窃国掌权后，日本对他又采取什么政策？

袁登临时总统宝座后面临的一大困难是财政问题。他当时至少需要银一百一十八万两，但国库却仅有十七万两。袁进一步投靠英美来应对这一财政危机。而英、美、德、法组成的四国银行团，为了豢养袁，极力给他输血打气，以便趁袁之危，攫取新的权益。袁2月28日提出向四国银行团借二百万两贷款；3月9日又提出借一百一十万两。于是，四国银行团3月19日在伦敦开会，决定给袁提供贷款。据统计，仅1912年上半年四国银行团给袁贷款五次，总计银一千二百余万两。

日本也不甘心落在列强之后。内田外相获悉四国银行团的这笔借款活动后，立即电训驻华公使伊集院：“凡属政治性借款，帝国政府必须参加”，并指令他探询英国公使对日本参加银行团的意向。[62]1910年11月四国银行团成立时，日本因怕银行团侵犯其在东北的权益，就加以抵制而未参加。可是这时为何要求参加？四国银行团掌握着袁世凯的财政命脉，并操纵北洋政府的经济。日本的对袁政策一再夭折，对华外交远远落在其他列强之后。因此，日本想参加四国银行团，获取和四国平起平坐的地位，进而获得控制袁的一份权利。所以日本参加四国银行团，与其说是为扶植袁，还不如说是为攫取权益。这时俄国也要求参加。四国则认为，日、俄接近中国，对袁需要施加军事压力时，便能利用日、俄，因此同意日、俄参加。1912年3月日、俄接到参加该银行团的邀请，6月成为银行团的正式成员。于是四国银行团变成六国银行团。

银行团是以贷款形式瓜分中国的组织，其内部由于各国拿出的贷款多少而发生了瓜分新权益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美国、英国等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占据主导地位；而日本由于拿不出更多的贷款，处于小伙计的地位。因此，日本在银行团中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由于这些争夺，美国于1913年3月退出银行团，六国变为五国。五国银行团于4月贷给袁世凯二千五百万英镑。

袁世凯以此贷款为资本，一面暗杀宋教仁等南方革命党人，一面积极准备反革命内战。这便加剧了南北双方的矛盾。

在南方，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惊醒了孙中山和革命党人，使他们逐步认清袁的反革命本性。孙中山举起反袁旗帜，毅然提出“非去袁不可”，力主“武力讨袁”，于1913年7月发动了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时期，日本对袁世凯又采取什么政策？

这时期，日本社会舆论与财界主张“援助”南方革命党人，反对日本参加银行团“援助”袁世凯。《东京日日新闻》6月上旬发表一篇社论，谴责日本政府“援助”袁世凯。政界的尾崎行雄在6月上旬的宪政会晚餐会上鼓动财界说：“袁过去就对我国抱有敌意，即使援助他也对我国毫无有益之处。与此相反，南方革命党首领与我国有较深的关系，他们笼络南方派民心对我国是最有益的。”[63]会上犬养毅也也发表了同样内容的演讲。他和头山满组织日华国民会，大井宪太郎组织日华实业协会，鼓动财界反对“援助”袁世凯。犬养毅、尾崎行雄、头山满、中野武营（东京商工会议所的负责人）等还成立对华外交反对协会，并决定：政府对南北纠纷严守中立，延期交付五国银行团的款项，监督已付贷款的使用，等等。[64]

从辛亥革命爆发到二次革命，日本更换了三次内阁，即西园寺内阁（1911年8月至1912年12月）、桂内阁（1912年12月至1913年2月）、山本内阁（1913年2月至1914年4月）。但三届内阁都没有“诚心诚意”地支持过袁世凯，甚至阻挠和牵制他上台执政。因此，当英美等在清朝崩溃后豢养扶植了效忠于它们的新的侵华走卒——袁世凯时，日本尚未找到替它效劳的代理人。

在此种情况下，元老山县严厉批评内阁，说对华政策未获得预期效果的原因在于对袁世凯没有采取一贯“友好”的态度。他批评山本内阁没有和袁的北洋政府建立“信赖”的“提携”关系。这时袁急需的是钱，谁给他提供巨款，他就对谁效忠。于是，后藤新平在山县和井上馨的授意下，提出了和袁合办东洋银行的设想，由日本和袁各出五千万元，共计一亿元。但历来缺少资金的日本一下子拿不出这笔款项，且即使“援助”袁世凯，能否把亲英美的袁变成亲日的袁也有疑虑。因此，山县和后藤的这一计划变成纸上谈兵。

1913年9月1日袁军攻克南京，二次革命也宣告失败。在二次革命中日本对袁的政策由于上述原因毫无进展。

恰巧在二次革命中先后发生了汉口、南京、兖州等三事件。袁军在汉口、兖州逮捕了日军军官各一人，在南京攻占都督府时打死日人三名。这便给黔驴技穷的日本创造了对袁采取强硬政策的新机会。

日本政府为了对袁采取强硬政策，首先唤起国内舆论。这时由于辛亥革命的失败，大部分浪人回到国内。这些浪人在唤起国内舆论中首当其冲。他们以浪人会为中心，联合十二个团体，成立对华同志联合会。该会于9月5日召开评议会，通过了出兵占领中国的决议，决议写道：一、占领蒙古的东部、南满的要冲；二、“出兵扬子江一带要冲之地”，“占领将北京政府置于死地的地点，并且向保护我国国民的地区出兵”。[65]9月7日，该会在东京日比谷公园举行对华国民大会，通过了“国民希望政府出兵”的决议。会后举行示威，包围外务省，施加压力。9月5日，在浪人岩田爱之助的唆使下，两名青年刺死负责中国事务的外务省政务局局长阿部守太郎，以“抗议”对中国的“软弱”政策，反对“援袁”政策。这些浪人的主要目的是借此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对华同志联合会9月7日散发《趣旨书与章程、满蒙问题理由书》的小册子，公然要吞并满蒙。该小册子写道：“相信现在是解决满蒙问题的时机，力图统一国家舆论，促进政府的决心和行动”[66]，接着又写道，日本缺乏经济资本，因此要依靠政治力量即军事力量来解决满蒙问题。这些浪人如此猖狂活动，是与陆军在背后的支持有关的。当时陆军为加强对满蒙侵略，要求增加两个师，但山本内阁由于财政困难未能积极支持，因此，陆军便利用浪人制造舆论，对内阁施加压力。[67]

浪人煽动起来的社会舆论，为日本政府对袁提出强烈要求创造了良好条件。山本内阁9月2日和9日分别开会，向袁提出兖州事件的三项要求和南京事件的五项要求及汉口事件的三项要求。其大致内容是：一、严惩肇事者，二、袁政府赔礼道歉，三、肇事者所属部队官兵到南京领事馆前举枪谢罪。[68]9月7日山座驻华公使向袁世凯转达日本政府的诸项要求时，附加了他自己的两个新条件：一、革职张勋，二、大总统发布对日友好的指令。[69]袁世凯卑躬屈膝地接受了日本的条件，但革职攻克南京有功的张勋，对袁世凯来说犹如割自己的肉，不敢执行。于是牧野伸显外相便提出，如不革张之职，就将辽东半岛的租借权延长九十九年，允诺日本在东北的修路权（四平至洮南线，洮南至热河线，开源至海龙线等）。[70]可是山座驻华公使认为，这一要求过分刺激袁，且会引起英美等列强的反对，因此劝牧野暂时收回这项要求。两年后日本便在“二十一条”中重新提出这一要求。这便说明，日本1915年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实际上从辛亥革命时期起便逐步形成，乘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全盘端出来实现了在辛亥革命中未能达到的预期目的。

辛亥革命失败了，袁世凯窃夺了革命果实。他1912年3月10日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1913年10月6日又被选为正式总统，建立了假共和国的北洋政府。于是承认袁的总统地位及其政权的问题提到了列强的议事日程上。

在承认袁及其政权问题上，曾经支持他出山窃国的英美也好，曾经反对他登台的日本也好，都想借承认袁及其政权之机，迫使袁许下维护帝国主义在华既得权益和提供新的更大殖民权益的诺言。维护和扩大殖民权益，这是承认袁及其政权时各列强共同的目标，是帝国主义侵略本性所决定的。但在承认的具体方法和步骤上，因各列强争夺袁世凯、瓜分中国而引起了分歧。

在这一致而分歧的复杂斗争中，日本采取什么态度？因为日本对袁的政策一直落在英美之后，所以在承认问题上抢在列强前，争取了主动。日本之所以争取主动，除维护和扩大自己的权益之外，以承认时的“统一步调”来限制英、美、俄等其他列强借此扩大新权益的行动。而英美等因怕“得罪”袁，在承认袁的问题上不打头阵，让日本站在自己前面，向袁提出较为苛刻的条件，从而让日本“得罪”袁，而自己坐享其利。因此执袁之牛耳的英国等在此问题上容忍日本的主动。于是，早在1912年2月21日即袁还没有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日本向列强发出了关于承认袁政权的《日本政府备忘录》，作为承认的条件。该备忘录指出：“新政府能显示出具有履行该国所承担之各项国际义务的意志和实力时，各国即应对此新政府予以承认”，并且须对列强在华的“权利、特权及豁免权等明确表示正式承认”。[71]至于承认的步骤与方法，日本则主张“各国政府应完全保持统一步调”[72]。这一建议，相继得到英、法、德等国的支持和同意。

可是侵略成性的俄国却提出不同意见。2月26日俄国外交大臣对日驻俄大使本野说：“考虑到目前清国形势与日俄两国在中国所享有之特殊地位，认为无论如何必须乘此时机迫使中国特别承认日俄两国所享有之特殊权益”，如袁政权不予承认，日俄两国也不予承认袁政权，“只要日俄两国政府能显示出强硬态度，对中国共和政府不予承认，其他列强恐亦不会急于承认”。[73]俄国的主要目的是借此扩大新权益。俄国于1911年10月25日曾向清朝提出修订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的要求，[74]同时要扩大在中东铁路及俄租借地内的行政权以及在中国西部的特权。日本看出俄国的这一勃勃野心，想和俄联合行动。但和俄国的联合，势必影响日本在承认问题上的主动权。因此，牧野外相29日电训本野大使，“此时帝国政府在立场上碍难响应俄国政府提议”[75]，拒绝了俄国的建议。

接着，日本政府于3月23日向英、美、俄、法、德、奥、意等国发出《关于承认中国新政府之条件细目》（草案）。这一草案，要求袁政权承认和承担如下条件：

（一）新政府确认旧政府与各国所订之一切现存条约、协定以及为履行此等条约、协定而颁布之一切现存规章、条例（包括上谕），同时约定，非经有关各国政府同意，对此等规章、条例一概不做任何改变或废除。

（二）关于旧政府或事实上曾经存在之临时政府以及各地方政府所借之外债，其中现实存在者，新政府一律继续承担其完全之责任与义务，并约定诚实履行上列政府为负担此等外债而缔结之各项契约及合同。

（三）凡各届旧政府或地方政府与外国政府、团体或个人间缔结或签订之上列债务以外的一切契约、合同、义务、特惠与转让等之现实有效者，新政府一律继续履行。

（四）各国在中国已被公众所理解且正在实行的治外法权或领事裁判权制度，以及外国政府、团体或个人在中国所现实享有的权利、特权及豁免权等，新政府一律继续承认。[76]这就是说，袁世凯及其北洋政府承认和承担1842年《南京条约》以来，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特权、债务、治外法权等，使袁及其政权替代清朝继续充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这一条件反映了列强的共同要求。

可是，在承认的具体步骤和方法以及予以承认的时机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到7月，美国要率先承认袁政权。7月24日，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向伊集院公使说，“此时予以承认，对促进新民国之安定能产生良好影响”[77]，并探询日本的意向。德国也倾向予以承认。但日本、英国、法国等“尚不能认为承认中国新政府之时机业已成熟”[78]，反对予以承认。

到1913年，日、美间的矛盾更加激化。4月2日即民国第一次国会开幕前夕美国要承认袁政权，并向各国发出备忘录：“（美国）总统拟于4月8日中国国会开幕之际承认中国新政府。总统热切希望并恳请日本国政府通力合作，亦于同时采取同样行动。”[79]德国也于4月初电告日本政府：“德国政府很可能不顾其他国家意向如何而独自贯彻其本国主张。”[80]日本依然坚持己见，反对美、德的意见。英、法、俄也同样反对。

它们之间的这种矛盾和分歧反映了列强之间的新的争夺和利害关系的差异。美国侵略中国较晚，在中国的权益也远不及英、日、俄。因此美国迫使袁政权承认在华既得权益的迫切性不如日、英、俄那么大。因此，日、英对袁施加压力时，美国率先承认袁，必将换取袁对它的好感。美国3月18日退出六国银行团时也同样采取这种态度，说银行团提出的贷款条件过于苛刻，侵犯了中国的主权。1913年春，威尔逊任总统后，急剧改变对华政策，摆出“友好”的架势。这一态度必然得到袁的“赞赏”。3月25日袁世凯通过驻美公使向威尔逊总统致谢。

至于德国，其殖民权益在山东半岛，该地区依然控制在袁政权之下，因此不敢开罪袁。而且德国国王威廉二世1906年曾提出中美德缔结联盟的建议，袁也支持过。因此，德国和袁之间有过密切关系，故德国采取早日承认袁及其政权的政策。

日、英、俄则不然。它们既要维护既得权益，又要扩大新权益。如英国1912年8月17日向袁世凯提出关于西藏的照会，要求袁放弃在西藏的主权，承认西藏的所谓“自治权”和英国在西藏的新权益。[81]而袁世凯1913年春向朱尔典表示，他没有重建对西藏统治的意图，希望英国帮助中国军队退出西藏。[82]俄国也要修订1881年订立的条约。日本也同样要扩大在华权益。本野驻俄大使曾建议内田外相：“英、俄两国政府为保护其本国利益既如此肆无忌惮，分别施行手段，帝国政府即不应再袖手旁观。……诸如延长辽东半岛租借年限以及南满洲铁路条约年限等，作为承认中国政府之先决条件，以求乘机一举作出决定，实为避免将来发生困难之最有利的措施。”[83]这些扩大权益的想法，使日、英、俄在承认袁政权的问题上采取一致行动。

其次，列强的这种分歧和矛盾也反映了它们在南方的不同利益和对南方革命党人的不同态度。1913年春，南北矛盾日趋激化，二次革命即将爆发。因此，在南方有殖民权益的英、日不能不考虑承认袁政权对南方革命党人带来的影响。4月4日牧野外相在答复美国意见时说道：“当此时刻，若遽然承认北京政府，即等于援助袁世凯，与南方孙、黄作对。”美国则不然，在南方没有多大权益，无须顾及对革命党人的影响。因此，4月4日美国国务卿召见日本驻美大使珍田时就说：“时至今日，若顾虑南方一派之活动而遽然改变预定步骤，反而可能招致袒护南方一派之嫌……若过分拘泥于南北纷争，恐亦难免引起偏袒一方之责难。”[84]

美国要率先承认袁政权，对袁造成了有利的形势。袁便利用美国，对日本施加压力。4月6日他派外交总长陆徵祥到日本公使馆通知：美国即将承认新政府，希望日本也早日承认。[85]在这一形势下，日本如不承认，就失去主动权。于是4月19日日本向有关国家发出《日本政府关于承认中国新政府之第二次倡议》，认为：“如果过于推迟对新政权之承认，将使与中国具有重大利害关系之各国蒙受甚大不便。因此，帝国政府认为应在可能范围内尽早宣告承认。”[86]这是日本以退为进的伎俩，妄图制止美国单独承认的行径，以便自己争取主动。但事与愿违，5月2日美国承认袁政权，日本在这一竞争中又败给美国。

10月初，民国国会开会，将选袁世凯为正式总统。在这一形势下，英国如不承认袁政权，它苦心扶植上台的袁则会翻脸不认主人，将失去袁这一新走卒。于是英国政府于9月19日通知日本政府：“当此有关列强正在准备承认中国大总统之际，女王陛下政府无法推延承认日期。因为此种行动将会带来严重的不利和不便。”[87]在众叛亲离的形势下，日本也无可奈何，不得不承认袁及其临时政府与各国所订条约、协议及特权。而袁6日就职宣言中特别声明：“所有前清政府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条约、协约、合约，必应恪守，及前政府与外国公司、人民所订之正当契约亦当恪守”，对于外国人在中国“已享之权利并特权豁免各事，亦切实承认，以联交谊”。[88]不仅如此，他在当选正式总统前夕，还特地给帝国主义以新的权益。例如，10月5日，日本政府和袁世凯政府交换《满蒙五路借款修筑预约办法大纲》（五条铁路是：四平至洮南，长春至洮南，开源至洮南，洮南至承德，吉林至海龙）。日本攫取了五路修筑权，把势力范围从南满扩大到热河。这样，日、俄、法、英等十三国同一天承认了袁及其政府。

我们从辛亥革命时期列强对袁的不同政策和其政策的演变中看出始终不变的一种目的，即维护和扩大殖民权益。日本一直反对袁上台，因此承认袁时对他施加种种压力是必然的。可是曾经一直扶植袁的英国在承认自己培植上台的袁政权时，却和日本伙同在一起，对他施加压力，迫使他不仅承认列强既得权益，而且要允诺新权益。这便说明，英国扶植他是一种手段，扶植的目的则在于维护和扩大其权益。同样，日本反对袁上台也是一种手段，反对的目的也在于维护和扩大权益。由此可见，反对的也好，支持的也好，手段虽然不同，但目的皆为殖民权益的维护和扩大。这便说明，列强对袁的政策虽然不同，但不同的政策却反映了它们的共同目的，说明了帝国主义对袁的政策在不同时期虽有变化，但其维护和扩大殖民权益的本质却不变。

还有一个问题是，日本在帝国主义列强通过袁世凯对辛亥革命施加压力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如上所述，日本在袁上台执政到承认他的总统地位的过程中，基本上是反对或牵制他，没有一次积极支持过他的。日本只是在南北议和时想通过他实现君主立宪制，维护清朝皇帝，参加五国银行团，借给袁一笔贷款。相比之下，这在日本对袁的政策中占次要地位。因此，如果说帝国主义列强通过袁之手绞杀辛亥革命，那应该主要是英、美，不应该笼统地说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帝国主义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