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和义和团时期不同,列强都没有出兵干涉。但分析列强没有出兵干涉的具体情况时则发现:没有出兵这同一个现象背后却有相反的不同情况。在列强中,英、美等本就不想出兵干涉,而日本和俄国则想出兵干涉。英美不仅自己不想出兵,而且牵制想出兵的日本和俄国。结果,整个列强都未能出兵镇压辛亥革命。为何对同一个辛亥革命采取不同的政策?日本是如何想出兵而不敢出兵干涉?下面就此问题进行具体剖析。
革命初期,犹如义和团时期那样,日本是想采取武力手段镇压革命,威压清政府,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用武力进行侵略,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特点所决定的。列宁说,日本是“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20世纪初已跨入帝国主义阶段,但保留封建因素甚多,国内市场特别狭窄。这便给日本帝国主义赋予了强烈的对外侵略的军事特点。而且日本和俄国一样,“拥有军事上的垄断权,他们占有极广大的领土和掠夺异族人民如中国人等等的极便利的地位,这就部分地补充和代替了现代最新财政资本的垄断”。[1]这便更加促使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邻近国家的侵略战争。所以一遇机会,就想用武力进行侵略。在日俄战争中,日本用武力割占辽东半岛,攫取南满铁路,占据侵略东北的桥头堡阵地。日俄战争后清政府采取“以夷制夷”政策,利用美英势力抑制日本在东北的侵略。这便引起日本的不满。于是日本陆军的鼻祖山县有朋于1909年4月提出《第二次对清政策》,“如清国依然不改变态度,我们不得不以武力威压它”[2]。1910年日本陆军省早已预见中国革命运动的到来,并于同年12月拟定了《对清政策方案》。该方案写道,清国不久将发生变乱,列国会出兵干涉。那时日本应成为核心。鉴于义和团时期教训,这次把重点放在“获得战后利益”[3]上。这些事实说明,辛亥革命前日本已想动用武力。要动用武力,就要寻找机会。辛亥革命便给跃跃欲试的日本军国主义提供了这种机会。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迅速席卷南方各地。日本陆相石本新六在13日的内阁会议上提出:“当清国发生事变时,我国应安于现状?或者占领某地?如要占领,则占领何地?希望决定。”[4]
与此同时,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相继拟定出兵计划。陆军省军务局局长特使田村大尉持有的《关于清国用兵问题》(1911年10月13日),虽然来源不清,但清楚地写道,成都、武昌地区的暴动“便给列强予以干涉的机会,使它们不得不使用武力。当此之际,我国由于政略、国情、地势、交通及其他关系,犹如北清事变(指义和团——笔者)时那样,在列国中不得不占据主宰地位”。[5]该文件接着又写道:“当对清国动武时,第一步要狠狠打击军事战略上的首脑部,同时鉴于战后事宜之考虑,必须占领政略上和经济上的要冲,以便保证(战后应获得的权益)。”[6]而且强调动武时一定要注意战后应攫取的殖民权益,并提出几种设想:“我们以取得南满为满足?或者占据直隶、山西地区,获取清国中部资源?或者扼压长江河口,占领该江的利源及大冶矿山?或者要割让广东、福建省?”[7]该文件建议,先拟定政治战略,尔后再拟定和政治战略一致的军事战略,以期对清政策不致出错。[8]这一文件较集中地反映了扩大殖民权益是目的,武装干涉是达到其目的的手段,说明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对华外交的重点是维护和攫取权益。
10月14日,陆军省次官冈市之助在致参谋本部次长福岛安正的书简中也写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变乱波及华北。此时,我国一方面以保护满铁为名,单独加强该地的防备;另一方面,决心采取向华北共同出兵的措施,这是理所当然的。向华北及长江方面共同出兵时,应考虑战后事宜,必须抢先列国,占领白河口及长江口的要冲地带。鉴于过去经验,我们在那种情况下常落在列国之后,有失机宜之感。此次应预测事变,必须把海军主力部署在要害之地,使之在应急之时先采取行动,以便先发制人。”[9]
同一天,海军省也起草了《中清事变概况》。该文件写道:“如有扩大我国权益之时机,则不应失误时机,同时既得权益也丝毫不应失掉。”并且从渤海到长江、南海各水域都做了具体军事部署。其第四条写道:“大冶和我国关系极为密切,如有以武力加以保护之必要,则实行事实上的军事占领也可。为此,此时应火速向该地派一艘军舰。”[10]10月17日,海相斋藤实向停泊在汉口的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川岛及上海的加藤定吉中佐发出和该文件大致相同的命令。其第五条还写道:“对于长江咽喉重地之江阴,应予以充分注意,应做好一切准备,以期在必要之时不致落于他国之后。”[11]
日本不仅草拟出兵计划,还暗中调兵遣将,增加在华陆军和海军舰艇。辛亥革命爆发时,日本在长江有四艘军舰,其中两艘停泊在汉口。10月14日,日本海军省决定增派四艘,从旅顺、横须贺、濑户内海调遣。陆军参谋本部陆续向中国各地派出谍报人员,刺探情报,做出兵的准备。例如10月14日,参谋本部对陆军大尉高桥小藤治的训令中指示他:16日由东京出发,火速赶往上海,为向汉口附近派遣军队,调查长江水运情况,并及时电告。到11月,从第三师抽调一个大队和机枪队派往华北地区。12月下旬,从第十八师中抽出一个大队及机枪队派往汉口。
综上事实可说明:
一、日本很想出兵干涉辛亥革命,并做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二、日本出兵的目的不仅是镇压革命,而且在于用武力维护既得权益,进而攫取新的更大权益。
三、抢在其他列强之前,争取主动,以便掠取比其他列强更多的权益。
那么,日本为何不敢出兵干涉?
日本与英国之间有“想”和“不想”出兵之别,但两者之间也有未出兵的共同原因。因为各国未出兵的特殊原因中也包含着共性的因素。这一共性便是义和团运动时期出兵干涉而辛亥革命时期未出兵的共同一致的原因。辛亥革命和义和团运动虽然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但义和团则“扶清灭洋”,把斗争的矛头主要指向帝国主义列强,直接打击帝国主义,力图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采取民族战争的形式。而辛亥革命主要是反封建,反对和推翻清朝的统治。清朝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反对清朝就间接地反对帝国主义。因此辛亥革命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把斗争的锋芒主要指向清朝,不仅没有直接打击帝国主义列强,而且再三声明维护列强在华的既得权益。如果辛亥革命像义和团那样,直接打击帝国主义列强,直接威胁列强在华权益,列强即使有不能出兵的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和相互牵制,但为了维护它们在华的共同权益,肯定会采取出兵干涉的一致行动。
辛亥革命为何没有直接反帝?这并不是偶然的,这是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华政策所决定的。义和团运动前,列强直接地、疯狂地侵略和瓜分中国,包括清朝统治阶级在内的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间的矛盾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义和团运动后,在中国人民的沉重打击下,在清朝统治者完全被列强驯服的条件下,列强不采取直接瓜分中国的政策,而是打着“保全中国”的旗号,利用被驯服的工具——清朝来进行侵略。因此,“保全中国”的美名,一时掩盖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与卖国的清朝之间的矛盾显得突出而尖锐,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便是辛亥革命和义和团不大相同之点。
可是,日本和英国等列强未出兵干涉的共同原因不能完全说明日本想出兵而未敢出兵的特殊原因。日本未敢出兵的特殊原因是什么?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在1911年11月2日致驻清公使伊集院彦吉的电文中较集中地论及日本不敢出兵的特殊原因。他说:“关于军舰巡弋,姑且不论;此时若派出陆军,则所派部队不论是新增兵力或仅恢复到庚子当时之驻兵数目,都必构成重大事件而耸动各国耳目,清国政府是否欢迎,亦不得知;况且革命党人及其他徒辈亦必借题发挥,以为帝国政府立意以实力庇护清朝廷,其结果非同等闲;如果采取此种措施,除帝国政府本身必须具有坚定决心外,至少还必须同英国政府进行充分磋商,不论发生何等重大后果,日、英两国政府必须事先下定决心共同负责处理。如前所述,目前帝国政府不仅认为尚未到达可以做出此种决定之地步,同时认为赖以做出此种决定之根据即对清国形势之判断,目前尚不明确。”[12]这就是说,一列强牵制,二考虑清朝的态度,三怕开罪革命党人,四摸不清形势发展,因此不敢下出兵干涉的最后决心。
我们首先分析一下英、美、俄等列强对日本出兵的牵制。日本侵略中国是在和列强的争夺中进行的,它对中国的军事行动曾都引起其他列强的轩然大波。因此,这次如日本要出兵,则不可避免地引起其他列强尤其是英国的关注。进入20世纪以来,日本同英国结成同盟,打败其劲敌俄国,排斥法、德阻挠,侵略中国东北,吞并朝鲜,因此,日英同盟成为日本外交的国际支柱。而英国是老牌殖民帝国,当时的世界霸主,且在中国拥有最多的殖民权益。它对辛亥革命的态度,不仅对日本,而且对其他列强也产生颇大影响。因此,日本在辛亥革命时期始终想和它采取共同行动。为此,曾数次以旁敲侧击的形式,探询英国对出兵干涉的态度。但英国一直不支持,英国报刊等社会舆论一再发出日本不许出兵干涉的警告。[13]
11月下旬,辛亥革命的形势发展迅猛,日本则认为有必要采取新行动。11月28日,日本内阁决定对华新政策:清国局势使“与该国有重大利害关系之各国已不能再袖手旁观,迅速采取适当措施以维护本国利益,已成为不可避免”,“终至使各国政府认为有增兵之必要”。[14]对此,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当即加以拒绝。他说:“关于清国局势,英国政府一向坚持听任官、革双方自行决定胜负之方针。因此,虽曾屡次有人要求派遣陆军,我政府总是一概加以拒绝,且经常注意避免一切可能挑起排外事端之行动发生。”[15]这便说明,英国不仅拒绝增兵,而且反对军事行动的发生。
英国为何不想出兵?其原因有四条:一、在辛亥革命的猛烈冲击下清朝摇摇欲坠,出兵干涉也不可能挽救它。英国外相格雷致英驻清公使朱尔典的训电中也说道:“这个运动的广泛的性质,以及它到处成功的事实,已使一切用武力来挽救这个国家的企图失去了可能性。”[16]从战略观点来看,“清政府现在似已没有希望”[17],因此不值得出兵扶植。二、欧战临近,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和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在欧洲、北非、巴尔干、中东的争夺日趋激烈,这使英国无暇顾及中国。这时,英国早已把亚洲舰队的主力调回欧洲,在香港只有五千名士兵,且广东形势也极不稳定,不知何时爆发革命,因此英军也不敢离港北上。三、英国在清朝即将崩溃之际,已经找到了替代它的新走卒袁世凯,通过他能维护和扩大在华权益。四、英国在华权益的四分之三在南方,不敢贸然开罪南方革命党人。
可是,英国不想出兵的原因不能完全说明它牵制日本出兵的理由。英国为何牵制日本?当时日本的军事调动主要在南方。如出兵,就要向南方出兵。这对英国来说是引狼入室,把日本军国主义请到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且一旦出兵,犹如八国联军时期一样,日军占据出兵人数的一半以上,占据优势,并借军事优势,大力扩大在南方的势力范围和新权益。因此,英国千方百计地牵制日本出兵。辛亥革命前期,英国不大理会日本,日英关系较冷淡。但到12月初,英国积极表示和日本合作,拉日本一起搞停战和南北议和。这是因为停战和南北议和的破裂可能引起日本的武装干涉。所以英国对日本的这种政策,与其说是合作或改善关系,还不如说是牵制日本不许单独出兵干涉。
美国也牵制日本出兵。美国驻日代理大使斯凯勒认为,日本政府正等待清朝请它出兵干涉,如其他列强劝日本援助清朝,日本则将采取迅速有效措施,如叛乱波及东北,日本则在其他列强不谅解的情况下也会立即出兵。因此,他于10月15日会见外务省次官石井菊次郎,提醒日本未经和美国磋商,不得采取行动。[18]美国之所以牵制日本出兵,是因为它在远东兵力既不及英国,更不及日本,鞭长莫及。如出兵干涉,日本必然借机扩大在华权益,这对美不利。美国犹如英国,将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美国驻清代办威廉士曾入宫谒见,推荐起用袁世凯。他认为:“如果袁世凯能出来领导并能改组政府,将反叛的各省再争取过来,那么清朝廷是可以得救的。”[19]
日本是在英、美的此种牵制下未能出兵的。11月18日,伊集院对袁的谈话中就谈及此点。他说:“贵国之对外关系若仅限于日本一国,帝国政府自可立即采取措施,援助贵国,镇压变乱,但目前各国间之关系极为复杂,我国一举一动都有可能造成各国干涉之端倪,故帝国政府严守中立。”[20]“严守中立”固然不是真正中立,而是不出兵干涉之意。
当时英国牵制日本的“武器”是日英同盟和“各国协调一致”的原则。1902年日英订立同盟条约,1905年又修订一次。第一次同盟条约是英国为牵制俄国,支持日本对南满和朝鲜的侵略行动。但第二次条约则不然,与其说是支持,还不如说是牵制日本的侵略行径。因此日俄战争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的态势是日本乘日俄战争的胜利,步步扩大在满蒙的权益,进而威胁英国在华权益。因此,英国便利用同盟条约关系牵制日本。辛亥革命时期英国对日本的牵制便是这一牵制的继续。
其次是以“各国协调一致”的原则来牵制日本。列宁说:“现代资本主义时代表明各个资本家同盟在从经济上分割世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定的关系,同时随之而来的是各个政治同盟、各个国家在从领土上分割世界、争夺殖民地、‘争夺经济领土’的基础上也形成了一定的关系。”[21]“各国协调一致”的原则就是列宁所说的在经济瓜分的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同盟关系,是《辛丑条约》之后形成的。甲午战争后,列强疯狂侵略和瓜分中国,大体划分了各自在华的势力范围,义和团运动后大体保持相对稳定。这时期为了保持稳定,相互牵制对方,自然形成互相制约的“各国协调一致”的关系。这种关系虽有列强联合起来共同行动的一面,但辛亥革命时期却起相互牵制的作用,尤其是牵制想出兵的日本和俄国。
当时唯一和日本一起想出兵干涉的是俄国。俄国也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和日本一样具有侵略中国的便利条件。因此,它对中国北部地区虎视眈眈。日俄两国曾经是争夺东北亚的劲敌,但日俄战争后,为共同抗衡渗透东北的美英势力,1907年却订立第一次日俄协约。这便为两者共同出兵提供了可能性。10月23日,俄国总理大臣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本野一郎,刺探日本的态度,希图和日本采取共同行动。他说:“日、俄两国所获得的特殊利益,全系取自现存的清朝廷。与其坐视事态自然消长,何如援助现存的清朝廷,或将有利于维护日、俄两国的利益。革命军的胜利,较之现政府的存在是否更为可惧?换言之,革命成功以后,日、俄两国在满洲、蒙古的利益是否将陷于危险之中?”[22]这就是说,俄国是想出兵干涉的。可是他又说:“吾人所担心的是第三国的干涉。日本国已经早有准备,可以随时派出大军到清国去占领本国所需要的地方。俄国的情况则并非如此。俄国与清国的国境线非常之长,俄国若想占领北满和对俄国来说更为重要的蒙古,则需付出异常巨大的努力。日本在远东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俄国则必须经常顾虑来自西方的德国干涉。而且近来德国又每事必与俄国作对,陷俄国于困难的境地。况且,俄国的准备还不能说已经完成。”[23]因此,不敢贸然出兵。这便说明,俄国是想出兵,但力不从心,且受德国的牵制。由此可见,日本和俄国想出兵的意愿是一致的,但不敢出兵的原因是有区别的。如果日本要想出兵则不可能单枪匹马,至少联合一两个国家。当时能和日本采取联合行动的只有俄国,日本也对它抱有希望。但基于上述原因,它不能出兵干涉。这不能不对日本产生牵制性影响。这种牵制虽然和英、美的牵制性质不同,但还是一种牵制。
日本不敢出兵的第二个原因是辛亥革命发展较快,南北双方势均力敌,一时不好判断南北双方谁胜谁负。辛亥革命伊始,日本向清朝提供二百七十三万多日元的军火,公然支持清廷。但随着革命的蓬勃发展,对南方采取暗中“援助”的态度,脚踩两只船,不敢贸然得罪任一方。这就是说,日本是举棋不定。11月2日内田外相给伊集院公使的训电中就谈及此点。他说道:“关于清国现状及其未来发展趋势,据屡次来电观之,只能说目前尚处于未可预测之状态。此际,我国必须密切注视形势演变,并慎重决定态度,万不可过早作出结论,或贸然采取各种措施。”[24]因此对南北双方采取慎重的态度。革命初期,德国在汉口曾支持清军,因此遭到中国人民和革命军的反击。日本从中吸取了一定的教训。
第三个原因是日本国内原因。其原因有三条:
首先,日本经济承担不起新的军事行动。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耗费了十七亿一千六百万日元的军费。为此发行公债十五亿八千万日元,其中八亿是在国外发行的,[25]因而当时日本债台高筑。1907年,日本又陷入经济危机,1910年才开始慢慢复苏。可是,日本陆海军却乘日俄战争的胜利,大肆扩军。陆军计划把现有的十七个师增加到二十五个师;海军要建造三艘战列舰和四艘巡洋舰。日本内阁因财政困难,不同意一下子增加这么多军队和军舰。经双方的讨价还价,最后决定增加两个陆军师,建造一艘战列舰和四艘巡洋舰,两者合计大约耗费四亿两千六百万日元。这对日本经济已经造成沉重的负担。但军部依然不满内阁,甚至1912年陆相上原勇作以辞去陆军大臣的手段,推翻西园寺公望内阁。这说明当时日本财政困难达何等地步,也说明由此引起的军部与内阁的矛盾是何等激化。这一因素不能不牵制日本的新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其次,这时期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结构正在发生新变化。明治维新以来,藩阀势力一直在统治日本。日本虽然1885年建立内阁,1889年公布宪法,1890年召开议会,名义上实行了所谓的君主立宪制,但掌权的是维新时期的元老和藩阀势力。对此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大资产阶级表示不满。恰巧此时,即1912年7月明治天皇去世,12月便爆发了“打倒藩阀”“拥护宪政”的大正政变即第一次护宪运动,推翻了桂太郎的藩阀内阁。在这种政治形势下,握有军事大权的山县、桂太郎、寺内正毅等藩阀势力不能像既往那样为所欲为,他们的举动便受到议会、内阁的牵制。1912年1月山县有朋公然要求派两个师占领东北时,因内阁、议会的反对,他的出兵计划未能实现。由此可见,反藩阀势力无疑牵制了藩阀的出兵企图。
再次,内田良平等大陆浪人,在客观上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大陆浪人内田良平等在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时,勾结朝奸组织一进会,起了第五纵队的作用。因此,他们深受日本统治阶级的重视。辛亥革命前,大陆浪人和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有密切交往。辛亥革命伊始,内田良平通过杉山茂丸找山县有朋和桂太郎等陆军核心人物,说服他们不要出兵干涉。内田劝他们说,这次武昌起义将置清朝于死地,当此之际日本要采取的政策是“援助”南方,使革命成功,并且防止革命波及满蒙,使满蒙在日本领导下获得“独立”。[26]换句话说,日本“援助”革命军推翻清朝,趁此割取满蒙。为此,内田良平和小川平吉、宫崎滔天、萱野长知等一起组织有邻会,动员社会舆论,对政府和军部施加压力。在他们的影响下,相继成立中国问题同志会、善邻同志会等组织,掀起“声援”中国革命的民众运动。同时,派北辉次郎、清藤幸七郎等浪人去上海、武昌、南京地区直接参与革命军的活动。
成立有邻会后,内田良平又渡海去朝鲜做对山县和桂系人物之一的寺内正毅(任朝鲜总督)的说服工作。接着又做朝鲜警察总监明石元二郎的工作。当时桂太郎和明石元二郎同意内田良平的主张,明石对内田说:“如清朝灭亡,由日本保护宣统皇帝,建立满蒙帝国,以防俄国的侵略。”[27]但山县和寺内惧怕共和思想对日本的影响,没有同意内田的主张。内田通过桂和明石继续做了对他们的工作。
有些浪人则主张“南北两分论”,要求日本支持南北双方,不要出兵干涉。东亚同文会的小山秋作曾向陆军参谋长献策,建议把中国分为南北,日本“援助”双方,坐收渔人之利。该建议在陆军中产生一定影响。在辛亥革命时期,陆军中确有一部分军官一直主张“援助”南方革命党人。
不仅如此,内田良平还劝阻太平组向清朝提供军火。他给三井财阀的益田孝写信,说明南方革命一定成功的理由,说服他“援助”南方革命。结果,如后所述,日本政府不仅没有出兵压革命党人,而且以大陆浪人为桥梁,提供了武器和贷款。由此可见,大陆浪人虽然没有掌握实权,但他们向统治阶级献计献策,动员舆论,“援助”革命党人,为阻止日本出兵干涉,无疑起了作用。
日本虽然没出兵干涉,但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始终在侵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