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日本的对华政策是19世纪90年代以来其大陆政策的继续和发展。通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攫取辽东半岛，建立了以“满铁”为中心的殖民权益。尔后以此作为跳板，继续扩大侵略，进一步推进其大陆政策。20世纪前期日本大陆政策的核心是满蒙，先要割取满蒙，然后想吞并整个中国。
日俄战争后，日本对满蒙的政策是维护和扩大在《朴次茅斯条约》和《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中攫取的殖民权益，进而吞并满蒙。1911年10月24日，日本政府《关于对清政策问题的内阁会议决议》就清楚地道出了日本对满蒙的这一野心：“在满洲，延长租借地之租借期限，决定有关铁路之诸问题。进而确立帝国在该地区之地位，以求满洲问题之根本解决。为此，帝国政府必须经常策划，不遗余力；一旦有机可乘，自应加以利用，采取果断手段，实现上述目的。”[130]该决议接着又写道：“至于满洲问题之根本解决，要俟其机会最有利于我，且条件充分之时，方始而实施，此为得策。”[131]因此，辛亥革命初期，日本静观形势，维护满蒙的现状，等待时机。到1912年初，中国局势发生急剧变化，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王朝即将崩溃。日本认为，这是“最为有利”“且条件充分之时”，要动手解决满蒙问题。
辛亥革命时期日本的满蒙政策由三个方面组成：一是武力占领；二是掀起“满蒙独立运动”；三是勾结沙俄，进一步瓜分满蒙。这三个方面相互促进，成为一个政策的三个方面。下面就此三个方面，分别进行论述。
如前所述，满蒙政策与日本的反袁是有密切关系的。日本一直反对袁上台执政。但经南北议和，袁即将窃取革命果实，当上民国临时大总统。袁的上台必将进一步限制日本在满蒙的扩张。于是日本在袁上台之前，想用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山县有朋于1912年1月14日向陆军大臣石本新六建议：派遣一至两个师占领满蒙。他认为“现在是出兵满洲的适当时机”[132]。根据此建议，陆军省军务局局长田中义一拟派第十二师出师。但这一计划，如前所述，在国内遭到内阁、议会的反对，在国外受到列强的牵制。德国代理外交大臣亚米兹曼于1月31日对日本驻德大使杉村暗示：“倘若日本国政府在此时对清国采取单独行动，德国政府则万难同意。”[133]美国《纽约时报》也在2月4日发表《中国与列强》一文，警告日本不许单独出兵。日本在众目睽睽之下，不敢出兵占领。对此，山县极为恼火，说：“失去千载一遇之机会，实为国痛愤不堪。”[134]
在武力占领满蒙的阴谋未能得逞后，日本采取双管齐下的政策，即一面唆使大陆浪人掀起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一面勾结沙俄进一步瓜分满蒙。
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是在清朝政府即将崩溃之际，日本大陆浪人川岛浪速等人在陆军参谋本部和政府的支持下，要挟满蒙亲贵以“独立”为名出卖满蒙，而日本借机吞并为己有。这一运动与日本的反袁有密切关系。1911年10月袁出山掌管清廷军政大权时，日本利用满蒙亲贵反对袁。当时，驻清公使伊集院和公使馆武官青木少将以及浪人川岛浪速暗中支持和鼓励陆军大臣铁良和良弼，推翻袁的责任内阁，妄图建立以铁良为中心的君主立宪内阁。因此，当时在社会上也流传袁将辞去总理大臣之职的流言。1912年1月26日，汪精卫等在北京唆使彭家珍炸死坚决主张君主立宪的良弼。恰巧此时正是袁为当总统逼宫退位之际。这两件事的巧合，使满蒙亲贵胆战心惊，感到大势已去，清廷难保，只好丢掉王冠，四处逃命。趁此机会，大陆浪人川岛浪速等人在日本政府、陆军参谋本部及朝鲜总督寺内正毅等人的纵容和支持下，掀起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
川岛浪速是大陆浪人，曾被清朝政府任命为北京警务厅总监督，终日与清廷亲贵交游，和肃亲王善耆结拜为把兄弟。肃亲王曾主张黄种人同盟论，迎合了大陆浪人的大亚细亚主义。因此，他便成为日本拉拢的对象。川岛于2月2日在北京守备队队长菊池武夫的掩护下，唆使陆军军官宫内少佐等五人劫持肃亲王逃出北京城，路经秦皇岛，抵达旅顺。抵达旅顺后，日本外务省和陆军、海军省分别指示关东都督大岛对他严加保护，并予以优厚的待遇。
日本搞“满蒙独立运动”的目的是在“独立”的美名下独吞它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和肃亲王7月23日订立的《誓盟书》就说明此点。《誓盟书》共有六条：“第一条，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抚顺煤矿、关东州、旅顺、大连一带，日本所得权利等件，以后展为长期，以至永久。第二条，吉长铁路、吉会铁路，其他将来于满蒙布设一切铁路，均俟独立之复兴，经与大日本国政府协商，可从其如何办法。第三条，鸭绿江森林，其他森林、渔业、开垦、畜牧、盐务、矿山之事业，均协商以为两国合办。第四条，于满蒙地方，应允日本人之杂居事宜及一切起业。第五条，外交、财政、军事、警察、交通及其他一切行政皆求大日本国政府之指导。第六条，以上所订之外，如大日本国政府有如协商之件，统求指示，定当竭诚办理。”[135]另外，川岛又唆使松井清助大尉和木村直人大尉等陆军军官，把内蒙古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和巴林王带出北京，在内蒙古举事闹“独立”。喀喇沁王以卓索图盟五旗内所有矿山为抵押，向川岛借二十万日元，以便筹集举兵闹“独立”之经费。和川岛一起搞“满蒙独立运动”的高山公通大佐立即致电福岛参谋次长，希望陆军和政府予以帮助。他在电文中写道：“目前，在蒙古掌握各种权利之时机已到，故谓余上述二十万元外另寄五万元来备用。此次所贷款，大部分将使其用于举兵。”[136]内田外相接到高山大佐的电报后，喜出望外。2月2日训电伊集院公使：“帝国政府鉴于内蒙古东部与南满洲之间的密切关联，若能在该地区建立某种利权关系，在万一时可能对我国有利。”[137]17日他又训电伊集院公使：“我方所以提供此项借款，目的在于为将来留下地步，故利息不必过重，而以延长期限以收羁縻之效力为上。”[138]并指示他多加过问此事。结果，由大仓洋行出面，和喀喇沁王订立了借款九万日元的合同。但其全部款项“由政府支付，其发生之权利、义务亦均由政府承担”[139]。他们以此贷款购买日本军火，通过大连、公主岭，运往内蒙古境内，但途中被东北当局截获，发生了武装冲突。这样，暗中搞的“满蒙独立运动”，败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于是外务省和陆军参谋本部相继指令川岛浪速及高山公通停止活动。
在内蒙古举兵的阴谋虽然未能得逞，可是川岛浪速和喀喇沁王于1912年1月29日订立的十条契约却表明了日本吞并内蒙古为殖民地的野心。该契约写道：联合内蒙古成立统一团体；川岛推举喀喇沁王为首领，而喀喇沁王任川岛为总顾问，一切文武事宜都与川岛商量决定；未经日本允准，不得与俄国往来。[140]
以上事实说明，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是日本建立伪满洲国的第一次尝试，妄图在辛亥革命时期建立伪满政权。同时，“满蒙独立运动”以具体事实揭露了大陆浪人和政府、军部的内在关系。后来，内田良平等也勾结宗社党人，妄图掀起新的“满蒙独立运动”。这便显现了他们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充当别动队的原形。
日本在搞“满蒙独立运动”的同时，通过外交途径，勾结沙俄，进一步瓜分满蒙。满蒙历来是日俄两国的角逐之地。在日俄战争中，日本打败俄国，从俄国手中掠取了辽东半岛和南满铁路，迈出独吞满蒙的第一步。日俄战争后，由于美英的争夺，1907年7月和1910年7月，日俄两国前后订立两次秘密协约，划分在满蒙的势力范围。辛亥革命爆发后，两国都以为这是扩大在满蒙权益的良机。10月23日，俄国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召见日本驻俄大使本野一郎，探询日本对进一步瓜分满蒙的意向。他说：“根据1907年及1910年两次秘密协约，日俄两国关于分割满洲和蒙古问题已经有设想。只要时机一到，两国即可根据1907年协约中规定的分界线分割满洲，并可进一步商谈如何分割蒙古的问题。”[141]俄国首先对外蒙虎视眈眈，唆使活佛哲布尊丹12月1日在库伦宣布蒙古国的“独立”。接着，1912年1月11日便发表公报：“俄国对于蒙古具有重大利害关系，故不能无视事实上业已成立之蒙古政府；倘若蒙古与清国断绝关系，俄国政府即不得不同蒙古政府开展事务关系。”[142]不仅如此，俄国以外蒙为跳板，向内蒙古渗透。这样，俄国在进一步瓜分满蒙中占据了有利地位。
历来和俄国争夺满蒙的日本，不甘心落在俄国之后，立即采取行动。日本政府于1月16日拟定《关于缔结第三次日俄协约问题》之决议。决议写道：“在当前清国因此次事变而使蒙古问题即将展现一新局面之际，日俄两国就内蒙古问题签订某种协定，实为最佳机宜。”[143]日本政府当日训电本野驻俄大使就此探询俄国之意向。18日，本野大使面晤俄国外交大臣，转达本国训令。该大臣立即答称，对两国就此进行交涉不持异议，“随时均可接受商谈”[144]。这样，日本转被动为主动，并于1月22日急忙提出具体瓜分方案：
“第一，明治四十年七月三十日《日俄秘密协约》附加条款所定分界线应该加以延长。从托罗河与本初子午线东经一百二十二度交叉点以西地区起，分界线应沿乌珑楚尔河与木什画河至木什画河与哈尔达台河之分水点之处，由此地点起，再沿黑龙江省与内蒙古境界线以至于内、外蒙古境界线。
第二，以张家口至库伦间之大道为界，划内蒙古为东、西两部。以此为界，日本国政府承认俄国对该分界线以西部分之内蒙古享有特殊利益；俄国政府承认日本国对该分界线以东部分之内蒙古享有特殊利益。两缔约国约定，互不进行任何可能损伤对方特殊利益之干涉行动。”[145]
由此提案中看出，关于延长瓜分东北分界线的第一条，使日俄两国都能从中获得同等权益，双方没有多大矛盾。但第二条却触犯了俄国在内蒙古的权益。以张家口到库伦间之大道为界瓜分内蒙古，其东西面积虽然大体相同，但经济价值却大不相同。因此，俄国外交大臣说：“属于俄国势力范围之地域，概系不毛之地，对于俄国毫无实际价值，而连接北京至库伦间交通要道沿线地域，对于俄国最为重要。故以此通道为界划分两国势力范围，俄国方面无论如何不能同意。”[146]接着2月20日，俄国外交大臣向本野大使提交一份备忘录，驳回日本的提案。备忘录写道：“日本国所提协约草案，对于俄国来说，实际上切断了俄国向两个世纪以来即保有最重要利益的直隶省方面连接的途径。其结果，将使内蒙古境内俄国与日本国至少应享有同等程度之利害关系的部分，编入日本国的势力范围。”[147]因此，俄国拒不接受日本的提案，要求日本退让。
在俄国的强硬态度面前，日本不能不退让。4月2日，日本政府答复俄国政府：“将内蒙古分界线设定于上述通商要路以东之地。”[148]俄国借此就提出：“以通过北京之经度作为日、俄两国势力范围分界线最为公平。如此划界，则内蒙古境内与南满铁路关系较深的部分将全部归入日本国势力范围，而连接库伦—张家口间的几条通路将归入俄国势力范围”，并且趁机要求日本承认俄国在中国西部享有特权。[149]这是趁火打劫，妄图在清朝崩溃之际，进一步扩大在中国西部的权益。对此，内田外相于5月10日答复俄国：“在协约条文内公然承认俄国在西部中国享有特殊利益，则帝国政府无论如何不能同意。”[150]俄国外交大臣依然坚持己见，只是改变手法，妄图“以交换秘密文件形式加以规定”[151]。但日方不仅不同意，而且以恫吓的口吻说：“如果俄国政府坚持此种主张，帝国政府即不得不中止此项协约谈判。”[152]于是俄国不得不收回要求日本承认其在中国西部享有特权的提议。这一过程说明了日俄在瓜分内蒙古中的激烈争夺。
日俄瞒着其他列强秘密瓜分了满蒙。但纸包不住火，消息泄露在外。美国、德国等5月中旬分别向日本提出警告，反对日俄对满蒙的进一步瓜分。可是，日俄两国不顾其他列强的反对，1912年7月8日签订第三次《日俄秘密协约》，进一步瓜分了满蒙。这是日俄又一次宰割中国的一桩罪状，在帝国主义侵华史上写上了罪恶的一页。
上述满蒙政策在辛亥革命时期日本的对华政策中占据什么地位，起什么作用？满蒙政策不仅在日本的大陆政策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对华政策中占第一位。如前所述，在10月24日内阁决议中满蒙问题尤为突出，南方问题占第二位。日本政府、军部和大陆浪人向南方革命党人提供武器和贷款虽有在南方扩大权益的一面，但在另一方面依然是以“援助”为代价，割取满蒙。内田良平等大陆浪人曾直言不讳地谈过此点。因此，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对南方的政策，在某种意义上是其满蒙政策的组成部分，从另一个方面补充了满蒙政策。
满蒙政策较为突出、较为集中地说明：辛亥革命时期日本的对华政策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和扩大其在华权益。满蒙政策虽有干涉、破坏辛亥革命的一面，但这是次要的，而且干涉、破坏的目的依然在于扩大在满蒙的权益。
满蒙政策在日本的反袁外交中也占据一定地位。满蒙政策和日本向革命党人提供贷款、武器大体都是袁任临时大总统前后开始的。这在外交态势上自然形成对袁世凯的南北夹攻，牵制了亲英美的袁世凯。
注释
[1]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全集》第23卷，第114页。
[2]栗原健编著：《对满蒙政策史的一个侧面》，原书房1981年版，第82页。
[3]北冈伸一：《日本陆军与大陆政策》，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版，第66页。
[4]臼井胜美：《日本与中国——大正时代》，原书房1972年版，第2页。
[5]栗原健：前揭书，第289页。
[6]栗原健：前揭书，第289页。
[7]栗原健：前揭书，第290页。
[8]栗原健：前揭书，第290页。
[9]栗原健：前揭书，第290页。
[10]栗原健：前揭书，第288页。
[11]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48页。
[12]《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7～58页。
[13]彼得·洛：《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五年的英国与日本》，麦克米伦出版社1969年版，第63～64页。
[14]《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383～284页。
[15]《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388页。
[16]《英国蓝皮书》，中国第1号（1912年），第58页。
[17]《英国蓝皮书》，中国第1号（1912年），第55页。
[18]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12年），第50页。
[19]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12年），第52页。
[20]《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378页。
[21]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第246页。
[22]《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499～500页。
[23]《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01页。
[24]《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6～57页。
[25]守屋典郎：《日本经济史》，周锡卿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62页。
[26]黑龙俱乐部编：《国士内田良平》，原书房1967年版，第506页。
[27]黑龙俱乐部编：前揭书，第508～509页。
[28]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中卷，原书房1966年版，第538页。
[29]鹿岛守之助：《日美外交史》，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58年版，第104～105页。
[30]黑龙会编：前揭书中卷，第551页。
[31]臼井胜美：前揭书，第5页。
[32]《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8页。
[33]《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406～407页。
[34]《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406～407页。
[35]《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379页。
[36]《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451页。
[37]野泽丰：《辛亥革命与大正政变》，见《论集日本历史第12卷·大正民主》，有精堂1977年版，第55页。
[38]野泽丰：前揭论文，见《论集日本历史第12卷·大正民主》，第65页。
[39]臼井胜美：前揭书，第10页。
[40]野泽丰：前揭论文，见《论集日本历史第12卷·大正民主》，第54～55页。
[41]山本四郎：《辛亥革命与日本的动向》，《史林》1966年第49卷第1期，第43页。
[42]《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419页。
[43]《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438页。
[44]《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438～439页。
[45]《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441页。
[46]《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436页。
[47]《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441页。
[48]《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437页。
[49]《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451页。
[50]杨度：《上资政院陈情书》，第79页。
[51]《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451页。
[52]《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458页。
[53]《英国蓝皮书》，中国第1号（1912年），第120页。
[54]《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458页。
[55]《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461页。
[56]《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469页。
[57]《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458～459页。
[58]《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465页。
[59]《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468页。
[6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7页。
[61]北冈伸一：前揭书，第92页。
[62]《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230页。
[63]曾村保信：《近代史研究——日本与中国人》，小峰书店1952年版，第145页。
[64]曾村保信：前揭书，第146页。
[65]曾村保信：前揭书，第148页。
[66]野泽丰：前揭论文，见《论集日本历史第12卷·大正民主》，第72页。
[67]内阁首相山本权兵卫是海军大将，这也反映了陆军和海军的矛盾。
[68]栗原健：前揭书，第103～113页。
[69]臼井胜美：前揭书，第39页。
[70]《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二年第2册，第504页。
[71]《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609～610页。
[72]《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609～610页。
[73]《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612～613页。
[74]入江启四郎：《辛亥革命与新政府的承认》，见植田捷雄编：《近代日本外交史研究》，有斐阁1956年版，第242页。
[75]《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615页。
[76]《日本外交文书》第45卷第2册，第12页。
[77]《日本外交文书》第45卷第2册，第16页。
[78]《日本外交文书》第45卷第2册，第18页。
[79]《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二年第2册，第8页。
[80]《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二年第2册，第14页。
[81]入江启四郎：前引论文，见植田捷雄编：前引书，第261～262页。
[82]彼得·洛：前揭书，第93页。
[83]《日本外交文书》第45卷第2册，第22页。
[84]《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二年第2册，第10页。
[85]入江启四郎：前引论文，见植田捷雄编：前引书，第269～270页。
[86]《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二年第2册，第25～26页。
[87]《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二年第2册，第59页。
[88]《政府公报》第615号，1913年10月11日。
[89]《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0～51页。
[90]《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112页。
[91]《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277页。
[92]《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277页。
[93]黑龙会编：前引书中卷，第441页。
[94]《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26、36号文书，第211页。
[95]《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26、36号文书，第214页。
[96]《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26、36号文书，第223页。
[97]鹿岛守之助：《日英外交史》，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59年版，第472页。
[98]《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185页。
[99]《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185页。
[100]臼井胜美：《日本与辛亥革命——其侧面》，见《历史学研究》1957年第207号。
[101]《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142～143页。
[102]《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143页。
[103]《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146页。
[104]《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142页。
[105]陈旭麓等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辛亥革命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5页。
[106]陈旭麓等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辛亥革命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0页。
[107]陈旭麓等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辛亥革命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1页。
[108]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第232页。
[109]曾村保信：前揭书，第146页。
[110]山本四郎：前揭论文，见《史林》1966年第49卷第1期，第48页。
[111]《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294页。
[112]《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301～302页。
[113]《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301页。
[114]《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398页。
[115]《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213页。
[116]《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312页。
[117]臼井胜美：前揭书，第33页。
[118]山浦贯一编：《森恪》，森恪传记编辑委员会1940年版，第402～406页。
[119]北冈伸一：前揭书，第99页。
[120]北冈伸一：前揭书，第99页。
[121]彼得·洛：前揭书，第59页。
[122]彼得·洛：前揭书，第68页。
[123]《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12年，第62页。
[124]宫崎龙介、小野川秀美编：《宫崎滔天全集》第3卷，平凡社1972年版，第253页。
[125]宫崎龙介、小野川秀美编：前揭书第2卷，第650页。
[126]曾村保信：前揭书，第141～142页。
[127]宫崎龙介、小野川秀美编：前揭书第2卷，第639页。
[128]黑龙俱乐部编：前揭书，第538页。
[129]黑龙俱乐部编：前揭书，第544页。
[130]《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0页。
[131]《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1页。
[132]内田康哉传记编纂委员会、鹿岛研究所出版会编：《内田康哉》，第181页。
[133]《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30页。
[134]山本四郎：《辛亥革命与日本的动向》，《史林》1966年第49卷第1期，第45～46页。
[135]曾村保信：《辛亥革命与日本》，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日本外交史研究——日中关系之展开》，有斐阁1961年版，第50～51页。
[136]《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367页。
[137]《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367页。
[138]《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269页。
[139]《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372页。
[140]黑龙会编：前揭书中卷，第326～328页。
[141]《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01页。
[142]《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526页。
[143]《日本外交文书——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287页。
[144]《日本外交文书》第45卷第1册，第50页。
[145]《日本外交文书》第45卷第1册，第56～57页。
[146]《日本外交文书》第45卷第1册，第70页。
[147]《日本外交文书》第45卷第1册，第72页。
[148]《日本外交文书》第45卷第1册，第74页。
[149]《日本外交文书》第45卷第1册，第78页。
[150]《日本外交文书》第45卷第1册，第81页。
[151]《日本外交文书》第45卷第1册，第82页。
[152]《日本外交文书》第45卷第1册，第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