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山定辅是一般中国人不大熟悉的人，但他是曾经协助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日本友好人士，在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秋山定辅（1868—1950），冈山县仓敷市浜田町人。1890年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科毕业，1893年创办《二六新报》，四次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在日本的报界和政界有一定的影响。

孙中山与秋山定辅交往已久。1899年，秋山经中西政树[20]和宫崎滔天的介绍，和孙中山相识。秋山与孙的相识和“布引丸”事件有关。1899年正是美西战争时期，孙中山为援助菲律宾起义军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在日本购买一批武器弹药，运往菲律宾，并将此事委托给犬养毅。犬养毅又委托中村弥六代办。中村弥六是长野县出身的议员，他通过大仓喜八郎，从大仓商事会社购买了一批军械，而大仓商事会社是从日本陆军购买的。可是，把这批军械运往菲的“布引丸”赴菲途中，在浙江马鞍岛海面上沉没。沉没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是触礁，二是遇上暴风雨。这是表面现象。其实，这一事件是中村捣鬼的人祸。中村从大仓商事会社购买的是不能用的枪支弹药；陆军也是把它按不能使用的废铁价钱卖给大仓商事会社的。但中村贪财，把它作为能使的枪支弹药来卖给孙中山，从中捞了一笔钱。中村为掩盖这一丑行，故意雇了船主也不敢保证的破旧小船“布引丸”，致使它在航行中沉没。[21]后来日本的《万朝报》揭露了这一内幕，引起强烈的社会舆论。因为此事，中村弥六辞去一切公职。

当时，秋山不认识孙中山，但他读了这一报道后非常气愤，并同情被骗的孙中山。恰在此时，中西政树和宫崎滔天来，谈及“布引丸”事件，并“希望一定见孙文”。[22]秋山出于同情，和孙中山会晤。

孙中山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领袖地位是在民主革命的发生、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因此，秋山对孙中山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秋山见孙中山后，开始不大相信他能领导中国革命，因此，从各方面考察孙中山。例如，他认为孙中山体弱，其体质不能承担领导革命的重任。因此，秋山先试他的体质。有一次，秋山偕孙中山从神田的锦町徒步去筑地本愿寺附近请他吃饭。这一路较远，但孙中山走得很快，且走到目的地。从此，秋山相信孙中山有领导革命的体质。后来，孙中山还参加过秋山组织的摔跤运动（其名单中有孙逸仙的名字）。[23]秋山从中学起受欧美教育，英语较好，因此，两人都用英语交谈。这更加深了秋山对孙中山的理解。秋山在自述中说：“随着交往的加深……我了解了孙文所具有的伟大的天赋、革命的指导精神、坚强的意志、洋溢的热情、值得尊敬的信义及其他长处和优点”[24]，并得出：“实际上完成中国革命的人，具有其实力和资格的人，除孙文之外没有第二个人”[25]。这样秋山对孙中山的认识，从感性到理性，从革命的角度协助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

1905年8月20日，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成立大会是在东京赤坂区灵南的日人坂本金弥[26]宅召开的。坂本为何给成立大会提供此种方便？这与秋山有关。坂本是秋山的好友。秋山的《二六新报》1895年6月因财政困难一时停刊，1900年2月复刊。复刊时坂本提供了一笔资金。1904年7月秋山在成立研究亚洲问题的樱田俱乐部时，坂本又提供了经济援助。1905年，坂本任东京二六新闻[27]社社长。这些事实说明，坂本与秋山的亲密关系非同一般，坂本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提供同盟会成立大会的会场，是在秋山的影响和支持下做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秋山也支持了同盟会的成立，做了有益于中国民主革命的事。

同盟会成立后，准备发行《民报》，需要印刷机。孙中山找办报的秋山帮助解决。秋山欣然答应，从东京京桥的金津机械屋购买印刷机，赠送给孙中山。几天后，孙中山又请其帮助解决铅字及字版架，秋山一一答应，并及时送往。可见，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民报》，是在秋山定辅的直接热情帮助下问世的。我们在迎接《民报》发行八十一周年之际，衷心地怀念这位友好人士。

秋山与宫崎滔天等支持孙中山的大陆浪人也有密切关系。宫崎滔天的《三十三年之梦》最先是在秋山的《二六新报》上连载的，他本人也在二六新闻社工作过。1906年9月，宫崎滔天、萱野长知等创办《革命评论》，介绍了中国和俄国的革命。他们把每期出版的《革命评论》赠送给秋山。[28]宫崎滔天和秋山的此种关系也说明了秋山与孙中山以及中国民主革命的关系。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与秋山定辅的关系愈加密切。1906年10月6日，孙中山挥笔写下“得一知己可以无憾秋山定辅先生孙逸仙”，赠给秋山。不知何时，孙中山还赠送了“允执厥中”一词。这些条幅，秋山定辅之子秋山一当作至宝，完整保存至今。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孙中山与革命党为解决革命所需的资金和军械，通过各种渠道，借日本的贷款。据秋山说，他通过与三井的元老益田孝、中上川彦次郎等要人交涉，为孙中山借款三百万日元。具体手续是三井物产公司上海支店长藤濑政次郎及高木陆三郎和南京临时政府办理的。借款抵押是大冶铁矿。[29]这笔借款后来是南京政府从横滨正金银行借八百万日元偿还的。这是秋山单独办的，还是和其他人一起办的，一时搞不清楚。三井财阀贷款给孙中山是对中国的资本输出，是经济侵略的一种形式。但对秋山来说是为了支持和协助孙中山的。同一种现象中包含着两种目的，应该加以区别。

1913年2月，孙中山访日。其目的：一是答谢曾协助他的革命事业的日本朝野人士，二是考察日本的铁路等经济事业。孙中山原计划1912年秋访日。据《大阪每日新闻》的报道，孙文一行于11月13日搭春日丸由上海启程，经神户上东京。当时东亚同文会、中国问题研究会、神户商工会议所等团体相继做出迎接孙中山的决定，并做好了准备。宫崎滔天也直接参与了接待的准备工作。但执政的西园寺公望内阁决定，即使孙中山访日，日本政府的首相、陆海军大臣等政府要人也不予接见。言外之意是不欢迎孙中山访日。其原因是：一、日本和列强已经承认和支持了袁世凯，如果把孙中山作为国宾欢迎则必然影响和袁世凯及列强的关系；二、如秋山分析，日本的官僚和军阀厌恶革命，忌讳革命家。[30]而且孙中山是共和主义者，和日本的天皇制对立，因此更加不受欢迎。

孙中山即将访日，但日本政府不欢迎。应该怎么处理为好？此时桂太郎出面，找秋山定辅，让他到上海说服孙中山，暂缓访日。桂太郎是否受西园寺首相委托办理此事？尚不清楚。据秋山分析，桂太郎此时有建立对华国策的宏大抱负，如孙中山访日而政府要人不接见，会使孙中山感到莫大的失望，且损害日中两国将来的命运。因此桂太郎对此非常痛心，[31]请秋山立即赴上海，说服孙中山暂缓访日。秋山欣然答应了。[32]

秋山以去京都观赏红叶为借口，准备偕夫人悄悄赴上海。但离东京前夕，三井财阀的三井八郎右卫门等请秋山赴晚宴。秋山去三井宅时，桂太郎也在座。[33]这说明，孙中山访日之事和三井也有关系。三井财阀借孙中山来日之机，想成立日中合办的投资公司——中国兴业股份公司。[34]因此借秋山赴上海之机，插了一手。

秋山夫妇抵上海后，三井物产公司的上海支店长藤濑政次郎迎接并接待。秋山夫妇住在法租界的三井公寓。孙中山也在法租界。秋山去孙宅，说明来意，并说服孙中山暂缓访日。孙中山听到后，颜色更变，他说，一切都准备就绪，二三天后搭春日丸启程，坚决不同意秋山的意见。秋山未能说服孙中山。第二天，孙中山来三井公寓访秋山。孙中山说，不接见那些政府要人也可以，只去见见曾住宿过的房东大娘也可，此外还想登富士山。秋山拿出孙中山赠送他的“得一知己可以无憾”一词来说服他，但孙中山还是不同意。秋山最后以革命尚未成功的道理终于说服了孙中山，并约定一年后再访。[35]

孙中山出于政治原因暂停访日，但致电宫崎滔天：“因病延期日本之行。”[36]滔天当时不知道其内幕，一时不理解其本意。

秋山回国后，以桂太郎为中心，积极活动。[37]恰巧是年12月反对孙中山访日的西园寺内阁下台，21日桂太郎组阁。桂太郎支持和同意孙中山访日。孙中山于1913年2月14日，作为日本的贵宾访问了日本。

孙中山访问日本的前后，在日本爆发了第一次拥护宪政运动，即大正政变。此次运动是以报界为中心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反对藩阀统治，要求实现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制，斗争锋芒直指桂太郎的藩阀内阁。桂内阁在此次运动冲击下，于孙中山抵日的前三天即2月11日下台；2月20日，海军大将山本权兵卫组织新内阁。但孙中山访日之事已在桂内阁时期决定，孙中山照计划实现访日，并和桂太郎举行了重要的政治会谈。孙中山与桂太郎的会谈是这次孙中山访日的一大收获。此次会谈的内容，尔后评述。

二次革命失败后，自1913年8月至1916年4月孙中山居住在日本。这一时期，和孙中山形影不离的日人是萱野长知、山田纯三郎、和田端等人。1915年3月，秋山当选为国会议员，在日本政界也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孙中山曾数十次亲自去东京大井土佐山的秋山宅访问过他。在日本外务省的档案中，对其访问的日期和时间，有较详细的记载，但会谈内容则无记载。

这时期孙中山在日准备第三次革命，争取日本政府和军部在资金和军械上的援助。但日本方面怕影响对袁世凯的关系，没有“援助”孙中山。1915年年底，中国西南地区相继宣布独立掀起反袁运动的**。这时，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对华政策从支持袁世凯转变为反对袁世凯。为此日本政府和军部“支持”和利用孙中山与革命党反对袁世凯。于是日本财界也跟着改变态度，向孙中山提供贷款。此时，居正在山东举兵，陈其美在上海准备起义，孙中山急需一笔资金和军械。此时帮助孙中山解决燃眉之急的是秋山定辅。据日本外务省档案的记载，1916年3月10日，孙中山从日本久原财阀借到了一笔贷款。[38]据秋山自述，秋山从中起了重要作用。辛亥革命时期，三井、大仓组等财阀曾经向孙提供过贷款，但孙中山未能巩固革命，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取了。因此，这些财阀不敢再给孙中山贷款。于是秋山想找久原财阀，但他和久原没有交往。秋山的同乡加藤达平在久原矿业公司任工程师，深得久原房之助的重用。秋山通过加藤达平，把希望给孙中山贷款之意转告久原房之助。久原即刻同意，并到秋山宅会晤秋山，商议贷款之事。此后，孙中山和秋山在久原处商定贷款七十万日元。但久原给孙中山送来的是八十万日元。[39]孙中山将四十万日元通过台湾银行立即汇给上海的陈其美，用于革命活动。当时孙中山和陆军参谋次长田中义一也有接触，并准备给山东的居正和汕头地区送一批武器。这便说明，孙中山是用这笔贷款从日本陆军购买了一批武器。

久原财阀给孙中山贷款的目的是扩大在中国的经济权益。因此，借款不能不抵押权益。抵押的是四川省的矿山权益。加藤是矿业工程师，曾在四川省进行过探矿活动。可见，这一抵押和加藤达平有关。

这时期，孙中山最得力的助手之一是陈其美。秋山虽然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但除孙中山之外，与其他革命党人不大来往。秋山在孙中山的介绍下认识了陈其美，并和他有了来往。陈其美给秋山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他说，“陈君对我来说实在是不可忘记的人，是怀念、喜欢、可惜”[40]的人。秋山评价陈其美是非常谦虚的革命的实践家。1915年，陈其美离开东京回上海，领导国内的革命。临行前，陈其美访秋山。秋山设便宴送行。陈其美非常感激他对于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支持，写下“道义行天下秋山先生属陈其美”一词，赠送给秋山纪念，表达了陈其美对秋山支持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谢意。秋山非常喜欢这一题词，把它当成至宝保存，并在中国客人来访时把它特意挂在屋里，以表达秋山对陈其美的怀念和钦佩之情。

1924年11月，孙中山访日，在神户做了“大亚细亚主义”的演说。秋山亲自到神户，拜访孙中山。孙中山此时已经身体欠安，只喝菜汤。秋山劝孙中山，去九州别府温泉疗养。[41]孙中山答道，去北平办完事后再回到别府疗养。[42]孙中山进北平后病情恶化，准备动手术。秋山致电孙夫人，“决不要动手术”[43]。但这一电报在动手术后的第二天才到孙夫人手中。

3月12日孙中山逝世。秋山接到讣告后非常绝望，他说：“这与其说是孙文之死，不如说是我的死。破灭了，几十年的苦心惨淡和努力化为泡影了。理想也好，目的也好，都被打碎了。眼前变得乌黑，一切希望的曙光都消失了。”[44]秋山的这一番话表明：秋山对孙中山的期待是多么高！也表明了秋山对孙中山逝世后中国民主革命前途的忧心。

那么，秋山定辅为什么支持孙中山？其思想基础是什么？

首先，秋山是富有正义感的人。人有正义感，才有同情心。他从一开始认识孙中山，“既不是因为理想，也不是因为道理，而是出于同情认识了他”[45]。同情心是感性的东西。感性是理性的基础，没有感性就没有理性。后来两人的感性认识在相互交往中日益加深，秋山听孙中山的理想和革命哲理就能理解，就能接受。两个人的思想逐渐有了共鸣。后来，如秋山所说：我想说的他就说，他想说的我说，分不清是谁说的。[46]

其次，秋山的正义感和同情心不是单纯的超阶级的，而是与秋山的经历和思想有关。秋山是商人家庭出身，上大学时其父破产，他完全靠自己的勤工俭学学习和生活，并且负担了其父的生活开销。那时，他冬天也穿夏天的衣服，可以说是穷学生。这种生活经历使他了解社会，了解民众，从而产生了进步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便表现在1900年2月复刊的《二六新报》上。这时的《二六新报》，反对藩阀的统治，揭露三井财阀，冲击大烟草商岩谷天狗，提倡自由人权，主张废除娼妓。因此，深得社会的支持。《二六新报》与20世纪初的日本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也有密切的关系。1901年4月3日，《二六新报》在东京向岛主办了工人恳亲大会，两万余工人和群众参加。日本工人运动的领导人片山潜（后来成为日本共产党的创始人）动员六千多名工人参加这次大会。明治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想家西川光二郎、安部矶雄、荒田寒村及友爱会的领导人铃术文治等都和《二六新报》有过联系。这些都说明，20纪初的《二六新报》确有进步性。因此它的发行量也达十五万份，成为当时亚洲发行量最大的一个报纸。

这一时期的《二六新报》与宫崎滔天也有密切关系。宫崎滔天的《三十三年之梦》和《狂人谭》从1902年2月至10月相继连载于《二六新报》，滔天也于同年10月在《二六新报》工作过。因此，滔天对这一时期的秋山评价较高，称他为工人的朋友，说他如果按这个时期的精神继续奋斗下去的话，就会成为工人之神。滔天还称赞他为和德富苏峰一样的“不易得的人”。[47]我们从滔天对秋山的这种评价中也可以看出，他支持和协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的思想基础。

再次，秋山的国际观和亚洲观是他支持和协助孙中山的思想基础。秋山从中学到大学受了西洋文明的影响。他在学校学的是西洋的历史和“弱肉强食”的哲理及生存竞争的进化论。但在1908年2月至8月、1910年夏天至1911年2月两次游历欧美后，他的世界观产生了变化。他开始抵制西洋的哲理。他认为，西洋的“不是吃掉别人，就是被别人吃掉”的世界不是我们理想的世界，“既不吃掉别人，也不被人吃掉的世界是人类的理想。作为一个人，应该遵守的最重要的铁的法则就在于此”[48]。从这哲理和理想出发，秋山主张“不侵略别人，又不被人侵略”的做法。他说：“被人侵略是侮辱自己，污损家的名誉，侮辱祖先。既不吃掉别人，又不被人吃掉，西洋的道德、哲理、和平就在于此。”[49]他批评西方列强说：“把无防备的弱的邻居，乘其虚弱之机屠宰，这并不是能耐。只有互通有无，才有和平和幸福。西洋人就忘记了这一重要的建国哲理。”[50]他谴责西方列强对埃及、印度及东方的侵略，希东方人不要学习西洋人的那一套。秋山是1938年即中日战争的第一年作为回忆自述了这一番话的。他没有直接指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这无疑是不足之处。但在法西斯统治下，公开自述这一番话也是需要勇气的。

秋山从上述的国际观和亚洲观出发，谈了他对推翻清朝统治的孙中山革命的看法。他说：“推翻清朝也可以，搞革命也可以。但在东洋，在中国，有中国独到的哲理和道德。这一哲理不是强者杀戮弱者，以我们的话来说是仁义。革命就是仁义。如果要完成伟大的事业，就自觉地认识其伟大的使命，并抱着将这真理告诉给世界的目的，来进行中国革命为好。”[51]可见，秋山是抱着一种哲理和理想支持和协助孙中山的。

秋山的这种哲理和理想，和孙中山的哲理和理想有共同之处。孙中山也是富有理想的人。因此，正如秋山所说：“两者的想法完全一致，就共鸣起来了。”[52]秋山还说，在两人的谈话中，秋山说了多少，孙中山说了多少，后来完全分不清了。而且“哪一个是中国革命，哪一个是日本革命，也分不清了。是孙文的革命？还是秋山的革命？是自己干的，还是被委托干的？也分不清了。当时的心情是孙文是我在中国的代理人，同时，在日本我成为他的代理人，在日本要做的事，不论什么事，都由我来做了。”[53]这些话难免言过其实，但却反映了秋山对孙中山的友好情谊和两个人的亲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