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在和日本政治家、军人的来往中，直接和首相、陆军大将一级的大人物接触并会谈的只有桂太郎一人。

桂太郎是陆军大将，三次出任首相，在陆军中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任首相时，缔结日英同盟，进行了日俄战争。他是赫赫有名的军人政治家。

1913年2月孙中山访日时，和他举行了数次会谈。孙桂会谈在中国的民主革命及近代中日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两人的会谈又涉及对孙中山政治活动的评价，但学界在过去的研究中往往回避这一问题。我们应该正视为好。

要研究孙桂会谈，先要了解其背景及实现会谈的过程。如前所述，孙中山暂缓访日和实现访日，都与桂太郎和秋山定辅有密切关系。那么，桂太郎与秋山定辅又是什么关系？他们的关系与孙桂会谈又有什么关系？我认为，1913年的孙桂会谈是1911年桂太郎和秋山会谈的继续。因此，应先研究秋山和桂太郎的关系及桂和秋山会谈的问题。

桂太郎是日本陆军的鼻祖、山县有朋系的藩阀。《二六新报》和秋山在20世纪初是反对藩阀势力的。因此，桂太郎第一次（1901年6月至1906年1月）和第二次（1908年7月至1911年8月）任首相时，他和秋山是对立的。[54]尤其是第一次任首相时，即1902年，桂太郎压制了秋山和《二六新报》要举办的第二次工人恳亲大会，并拘留了秋山。[55]因此，两者更为对立。但秋山两次游历欧美后，他的世界观发生了变化。[56]变化之一是从反藩阀转变为与藩阀妥协。他考察欧美后认为，日本与欧美相比是小国、弱国，因此现在不是国内各种势力相争而是应举国一致共同对外的时期。这种思想是他与桂妥协的一种原因。变化之二是对东洋文化、文明及精神的重视。秋山考察欧美后认为，欧美的物质文明是好的，但精神文明比东洋差。因此回国后重新学习汉学和佛教，并提倡“既不吃掉别人，又不被人吃掉”的大亚细亚民族大联合的大亚细亚主义。这是他和桂太郎合作的另一种原因。正是以上这两种原因促使了秋山和他昔日的“政敌”妥协合作。

秋山从欧美回国后，将其见闻和想法报告于山县有朋。山县让他和桂太郎商议。这样，秋山和桂进行了三个晚上的通宵会谈。会谈的时间可能是1911年8月以后，即桂太郎辞去首相之后。第一个晚上和第三个晚上谈的是中国问题和世界形势，第二个晚上谈的是秋山与桂太郎过去的关系。据秋山回忆，就中国问题秋山向桂太郎提出：

一、清朝已显衰亡之相，正濒临崩溃。今四亿民众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

二、欧美列强将乘机侵略中国，企图把这一亚洲最大民族变为他们的奴隶。

三、孙中山一派革命党直面中国民族危机，正舍命努力，拯救民族，拯救国家。

四、推翻清朝、建设新中国的思想触动了多数有知识的中国青年，培养了一大批力量。

五、中国革命形势是一触即发，日本和中国是同文同种，在中国民众觉醒起来进行革命之际，日本应该援助他们，并且朝着亚洲民族的共同理想迈步。[57]“这是日本的唯一国策。”[58]

对此意见，桂太郎表示同意，并且说“没有拿剑解决的意思”[59]。言外之意是他没有武力解决中国问题的意思。

1921年宫崎滔天在《桂太郎与孙逸仙——媒人秋山定辅》一文中专门提及桂和秋山会谈，说秋山君提出而桂公同意的是：

一、“以解决支那问题为目的，[桂]再度任首相之职。”

二、“任首相之职不应靠天皇的一声令下，而应组织新党，以立宪的态度取天下。”

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同士，要与孙逸仙肝胆相照。”[60]

滔天还说，为实现这三项任务，还成立了新的政党——同志会。

从秋山的回忆和滔天的说法来看，桂和秋山会谈的内容，一是支持孙中山解决中国问题；二是桂和秋山合作，建立新的政党。这两个问题是连在一起的，[61]是桂和秋山合作的两个方面。如前所述，秋山支持和协助孙中山解决中国问题是真的，但桂太郎对此是否真正同感，尚搞不清楚。

桂与秋山会谈和孙中山访日及孙桂会谈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没有桂和秋山的会谈，也许不可能实现孙中山访日和孙桂会谈，因为秋山对孙中山和中国形势的分析与意见，对桂太郎的对华及对孙中山的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从这种意义上说，桂与秋山会谈是孙中山访日及实现孙桂会谈的背景，也是前提。

下面，把孙桂会谈的情况考察一下：

一、会谈的次数。据会谈的翻译戴季陶回忆，是两次共十五六个小时。据秋山回忆，是三次。滔天说是数次。确切的次数，一时搞不清，但可以说至少两次，或者两次以上。

二、会谈的日期。吴相湘的《孙逸仙先生传》，拟为2月16、17日。《国父年谱》增订本说是，2月20日和3月2日应桂太郎的邀请赴宴。《秋山定辅传》的编者认为，孙中山2月28日去国府津，3月1日回东京，回东京途中在箱根会谈一次的可能性也有。

三、参加会谈的人。除桂孙外，戴季陶作为翻译参加了会谈，这是确实的。秋山自己在自述中没有说参加，也没有说未参加。《秋山定辅传》的编者认为，桂的女婿长岛隆二和秋山定辅参加的可能性大。因为当时就孙中山问题这两人和桂太郎的关系最近。这也有可能，但不能下结论。

四、会谈内容。对此，戴季陶的《日本论》记载较为详细，归纳起来，桂太郎说了以下六点：[62]

1.以日德同盟取代日英同盟，将来与美斗争，打倒其霸权；

2.以日德同盟为核心，结成日中德奥同盟，解决印度问题；

3.日本不侵略中国；

4.日中两国提携，保障东半球的和平；日中土[耳其]德奥提携，维护世界和平；

5.袁世凯是民国和孙中山之敌，但是，现在立即举事将百害无一利；

6.全力援助孙中山的铁路干线建设事业。

宫崎滔天在孙中山访日中起了重要作用，因此了解孙桂会谈的内容，据他说：“桂公和孙文在东京三田桂邸的一室会晤数次。两人完全是肝胆相照。桂公提出援助孙文实现大东洋政策；孙文提出和日本提携建设新中国，誓要实现他的大亚洲主义主张。”[63]滔天还说，孙中山结束访日回上海时，虽然排日货猛烈，但孙中山对记者讲大亚细亚主义，力说日中提携。

宫崎滔天之子龙介也在《回忆孙文》一文中提及桂与秋山会谈，说桂提出四条意见。其内容与上述戴季陶书中所忆差不多，但多了一点，即桂以国内舆论为背景，建立大政党，进而组织强有力的政党。[64]

以上是桂太郎对孙中山所言。那孙中山对桂太郎说了什么？据胡汉民回忆，孙中山说：“就大亚细亚主义之精神言，实以真正平等友善为原则。日俄战前，中国同情于日本；日俄战后，中国反不表同情。其原因：在日本乘战胜之势，举朝鲜而有之。朝鲜果何补于日本？然由日本之占领朝鲜，影响于今后之一切者，不可以估量。此种措施，为明智者所不肯为。”对此桂答道：“余此次受命组阁，仅三月。使余能主政一年，必力反所为，有以报命。”[65]

1913年8月，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来日。此时桂太郎患病。他派其女婿长岛隆二给孙中山传话：“我现在患病，病愈后再次拿日本天下。如不拿天下就不能实行真正的誓约。请暂候我痊愈后拿天下之时。”[66]但是，桂太郎于是年10月10日病故。桂太郎临终时还说，“我不能倒袁扶孙，成就东方民族独立的大计，是我生平的遗恨。”[67]而孙中山惊悉桂太郎逝世后也说：“日本现在更没有一个足与共天下事的政治家，东方大局的转移，更无望于现在的日本了。”[68]孙中山准备送花圈，对桂之死表示哀悼，但考虑社会舆论，最后没有送。

宫崎滔天也对桂之死表示惋惜。1921年他说：“对日中两国来说，可谓一大不幸的是桂太郎之死。如桂公还在世，无须说中国革命将如愿告一段落，也不会发生如今日中两国间之葛藤，两国亲善之果实，将令欧美人羡望，但天无情！”[69]

从当事者的回忆和评价来看，桂太郎确实说过支持孙中山，实现中国革命的诺言。听其言，观其行，这是评价历史人物的一种原则。我们不敢轻信日本的大军阀桂太郎的诺言。其目的何在？其真意是什么？但我们也不能否定他说的诺言。桂太郎下这一诺言后不久逝世。后人没有见到其具体行动。因此不敢断言。

但不可否定孙桂会谈对孙中山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孙中山主张日德联盟，反对对德宣战，一直把英国当作最大的仇敌。孙中山在孙桂会谈后较为明显地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中日提携的大亚细亚主义。

当前史学界，对孙中山的大亚细亚主义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这种不同的看法和评价必然涉及孙桂会谈，涉及对桂太郎的看法。这些问题，一时难于下结论，有待研究。

本章第一节原载于《历史研究》1990年6月；

第二节原载于《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

第三节原载于《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2期；

第四节原载于台湾《国史馆馆刊》1996年12月；

第五节原载于中国孙中山研究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下册，中华书局1989年。

注释

[1]《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页。

[2]曾根俊虎是原海军少尉，在参谋本部海军部任过职。他在中国搞过军事调查，撰写过《中国近世乱志》《诸炮台图》《法越交兵记》等书。1884、1885年，他曾在中国和哥老会一起，搞过起义计划。他与宫崎滔天的二兄弥藏有结交。他辞去海军之职后，热衷于研究中国问题，可谓日本的“中国通”。

[3]佚名编：《总理遗墨》，第54～56页。

[4]原敬文书研究会编：《原敬关系文书》第2卷，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4年版，第392～393、395～397页。

[5]原敬文书研究会编：前揭书，第2卷，第392～393、395～397页。

[6]原敬文书研究会编：前揭书，第2卷，第393页。

[7]吉野作造：《日华国交论》，见《吉野作造博士民主主义论集》第6卷，新纪元社1947年版，第13～14页。

[8]宫崎滔天：《清朝革命军谈》，见《宫崎滔天全集》第1卷，平凡社1971年版，第259～260页。

[9]宫崎滔天：《清朝革命军谈》，见《宫崎滔天全集》第1卷，第260页。

[10]《南方熊楠全集》别卷2，平凡社1973年版，第77页。

[11]《南方熊楠全集》别卷2，第230页。

[12]《南方熊楠全集》别卷2，第65～66页。

[13]《南方熊楠全集》别卷2，第93页。

[14]《南方熊楠全集》别卷2，第196页。

[15]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上册，远东图书公司1982年版，第198页。

[16]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上册，第317页。

[17]《南方熊楠全集》第8卷，第180页。

[18]1911年11月16日南方致柳田国男函。

[19]《南方熊楠全集》第8卷，第370页。

[20]中西政树（1857—1922），明治初上东京学汉学。作为日本外务省所派的留学生在北平的日本公使馆学习汉语，后成为大陆浪人，在甲午和日俄战争时期颇为活跃。

[21]《宫崎滔天全集》第1卷，第510页。村松梢风：《秋山定辅自述》，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1938年版，第266～271页。

[22]村松梢风：《秋山定辅自述》，第272页。

[23]樱田俱乐部编：《秋山定辅传》第1卷，第86页，1977年。

[24]村松梢风：《秋山定辅自述》，第280页。

[25]村松梢风：《金·恋·佛》，关书院1948年版，第19页。

[26]坂本金弥（1865—1923），冈山县人。在法国法律私塾学过法律。1889年，和入江武一郎、冈本佐一等一起成立鹤鸣会，从事政治活动。1891年把鹤鸣会改称备作同好俱乐部，并创刊《进步》杂志，后改称《中国民报》。他又是实业家，经营过带江矿山和大岛冶金厂。曾为众议院议员。

[27]《二六新报》1904年4月更名为《东京二六新闻》。

[28]《宫崎滔天全集》第5卷，第465页。

[29]村松梢风：《金·恋·佛》第28、29页。《秋山定辅传》第2卷，第39、55页。

[30]村松梢风：《金·恋·佛》，第50～51页。

[31]村松梢风：《金·恋·佛》，第51页。

[32]村松梢风：《金·恋·佛》，第49～53页。

[33]村松梢风：《金·恋·佛》，第54～55页。

[34]参阅《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下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2～166页。

[35]村松梢风：《金·恋·佛》，第64～65页。

[36]《宫崎滔天全集》第1卷，第511页。

[37]《宫崎滔天全集》第5卷，第548页。

[38]《孙文动静》乙秘第375号，1916年3月11日，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39]村松梢风：《金·恋·佛》，第40～46页。

[40]村松梢风：《金·恋·佛》，第30～31页。

[41]村松梢风：《金·恋·佛》，第124～125页。

[42]村松梢风：《金·恋·佛》，第124～125页。

[43]村松梢风：《金·恋·佛》，第126页。

[44]村松梢风：《金·恋·佛》，第126～127页。

[45]村松梢风：《秋山定辅自述》，第275页。

[46]《宫崎滔天全集》第2卷，第99页。

[47]《宫崎滔天全集》第2卷，第100页。

[48]村松梢风：《秋山定辅自述》，第276～277页。

[49]村松梢风：《秋山定辅自述》，第277页。

[50]村松梢风：《秋山定辅自述》，第277页。

[51]村松梢风：《秋山定辅自述》，第278页。

[52]村松梢风：《秋山定辅自述》，第278页。

[53]村松梢风：《秋山定辅自述》，第278页。

[54]樱田俱乐部编：《秋山定辅传》第1卷，第163～164页。

[55]樱田俱乐部编：《秋山定辅传》第1卷，第280～286页。

[56]樱田俱乐部编：《秋山定辅传》第1卷，第111、126～127页。

[57]樱田俱乐部编：《秋山定辅传》第1卷，第131～132页。《秋山定辅自述》，第402～403页。

[58]村松梢风：《秋山定辅自述》，第402～403页。

[59]村松梢风：《秋山定辅自述》，第402～403页。

[60]《宫崎滔天全集》第1卷，第511页。

[61]为什么说，支持孙中山和成立新政党是联在一起？成立新的政党是什么意思？这时期的日本内阁称为藩阀内阁。藩阀是指明治维新的元老及军阀势力。他们靠天皇的权力，一手组织内阁，独揽日本政治大权。那时日本虽然设有议会，但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不能组织内阁。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资产阶级要扩大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要求实行政党内阁制，实行议会政治，反对藩阀内阁制，拥护宪政运动——大正政变就是这样的一次资产阶级运动。这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藩阀势力之一的桂太郎认识到这一必然发展的趋势。他认为，过去那样完全靠天皇指名组织藩阀内阁的时代已经过去，所以要组织以自己为中心的政党，以政党的力量组织内阁进而适应时代的变化。为此，桂太郎找秋山（秋山是无党派人士），请秋山协助他组织新党。这是桂跟秋山妥协、合作的一种原因。对秋山来说，要实现自己的大亚细亚主义的理想，不依靠一种政治权力不行。因此，他协助桂太郎组织新党——同志会，进而协助桂太郎组织政党内阁，以便实现自己的理想。后来秋山提出了支持孙中山、实现大亚细亚主义的主张，并说服桂太郎接受。而且秋山相信，桂太郎真的接受了他的主张。两者的目的和主张就这样结成一体。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孙桂会谈是桂和秋山妥协、结合的产物，是日本拥护宪政运动时代的产物。

[62]戴季陶：《日本论》，台北1954年版，第60～65页。

[63]《宫崎滔天全集》第5卷，第548页。

[64]岩村三千夫等编：《现代中国与孙文思想》，讲谈社1897年版，第108～109页。

[65]罗家伦主编：《国父年谱》（增订本）上册，台北1969年版，第496页。

[66]村松梢风：《秋山定辅传》第2卷，第150页。

[67]戴季陶：前揭书，第62页。

[68]戴季陶：前揭书，第62页。

[69]《宫崎滔天全集》第1卷，第5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