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在其革命活动中，和日本的官方机构第一次接触是在何时？第一个接触的官方人士是谁？是1895年3月1日，孙中山登门日本驻香港领事馆，拜访中川恒次郎领事。

1895年1月，孙中山从檀香山回香港，联合三合会，准备在广州起义。起义需要武器，孙中山的兴中会和会党三合会，除在反清问题上有共同之处外，在获得外国武器方面也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当时从中国国内获得新的武器是办不到的，只有依靠外国。孙中山与外国及海外华侨有来往，有通过他们获得武器的可能。但三合会是土生土长的会党，没有孙中山和兴中会那样的海外关系，因此想通过孙中山获得新的武器。这样，解决武器问题变得更为迫切。孙中山为解决武器问题，经日人介绍，3月1日毅然登门日本驻香港领事馆，会见了中川恒次郎领事。此后，孙中山数次去日本领事馆。中川领事就把孙中山所谈的情况及对孙中山、三合会应采取的政策，于3月4日和4月17日向通商局局长原敬报告。[4]据此报告可知，孙中山向其说明了他欲与康祖诒、吴汉涛、曾纪泽之子等人在广东推翻清朝统治，而后建立“共和国”之意图，希望日本提供二万五千支步枪和一千支短枪。但中川没有支持孙中山，没有答应向其提供武器的要求。

中川为什么没有支持孙中山？其理由有三条：

一、中川认为，起义领导人没有才干和威望，各派之间的联络也不充分，起义的准备也不完备。因此他称孙中山的两广独立后建立“共和国”之说为“空中楼阁。”

二、中川认为，当今日本没有向各处扩大势力的余地。即使在此地举事，开放内地，日本国民也不可能在此地扩大通商，相反，他国商人却可坐享渔人之利。

三、中川认为，此时日中两国正在下关交涉甲午战争的媾和问题，在媾和条约中必定涉及开辟新商港等问题。言外之意是，用不着通过对孙中山起义的支持来扩大日本在两广的权益。[5]

据这三条理由，日本虽然没有支持孙中山，但指出“若清国在北方聚集军队，坚决抵抗我方，则在南方让彼（指孙中山——笔者注）等举事。这不失为造成后顾之忧，以消其势之一策”。[6]这就说明，日本政府即使“支持”孙中山，提供武装，也是从日本的利益出发的。日本是想借孙中山的起义牵制北方的清政府，以便达到甲午战争的目的。

无产阶级革命也好，资产阶级革命也好，近代的任何革命运动都需要国际上的声援和援助。孙中山的革命也不例外。那么，孙中山为什么想得到日本的援助？首先，据《上李鸿章书》来分析，这时孙中山对日本有了解，希望中国也像日本那样早日建立近代化的国家。因此对日本抱有希望，希望日本支持他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国。其次，革命领导人在发动起义时都会考虑起义的客观条件，尽量选择对己有利的时机发动起义。孙中山也不例外。此时正是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李鸿章和日本的伊藤博文、陆奥外相在下关交涉媾和条约，清朝和日本的矛盾空前激化。把推翻清朝统治作为革命第一目标的孙中山，无疑考虑过利用这一矛盾。再次，日本距中国近，且是个军国主义国家，有武器。这三种因素，促使孙中山想从日本那里得到武器的援助。

但是，日本没有“支持”孙中山，没有提供武器。如果孙中山的起义能够推翻清朝统治，而且有利于日本的对华政策，那么，孙中山与日本的不同目的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暂时达成一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当时没有具备这两种条件。因此，孙中山从日本得到武器的目的未能实现。

甲午战争后，情况则发生变化。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清朝，迫使其割让辽东半岛。但是，在俄、德、法三国干涉下，把辽东半岛一时归还给中国。这便说明，日本虽然是战胜国，但它不是真正的强国。它怕列强，怕中国，怕沉睡的狮子——中国在甲午战争的刺激下猛醒过来，向日本报复。因此，日本采取种种措施，防止中国强大起来。其一计便是利用中国南方的哥老会、三合会等会党，从背后牵制清政府。[7]

日本在侵华政策中利用会党和各种秘密结社是由来已久的。前述的曾根俊虎是其先驱之一。据他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于1884年派小泽溪郎（化名泽八郎）在福州一带和哥老会联系，企图一举占领福州。甲午战争时，研究、调查会党和秘密结社的著作相继问世，如1894年9月出版的宫内猪三郎的《清国事情探检录》，1896年12月出版的小说《释元恭》等。这些著作和小说都涉及哥老会等会党，提出日本要在对华政策中利用它们的问题，并很快反映到甲午战争后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之中。

日本政府决定，利用中国的会党，从南方牵制清政府。为此，先要调查中国的会党和其他秘密结社。由于日本政府直接出面调查此事会影响和清朝的关系，故负责此项工作的外务省从其秘密经费中拿出一笔费用，交犬养毅办理此事。犬养毅便让宫崎滔天、平山周、可儿长一，三人去中国南方调查。宫崎滔天在中国的调查不太顺利，但获悉孙中山从英国回到横滨的消息，于是他立即搭船回横滨。

宫崎滔天在横滨找孙中山的最初目的是为调查会党和秘密结社。兴中会也是反清的革命团体，因此宫崎滔天把孙中山也当作秘密结社的一位领导人。宫崎滔天和平山周见到孙中山后，立即去东京，向犬养毅报告了调查和见到孙中山的情况。犬养听后颇为高兴，说：“这实在是好的收获。无论如何，去见外务次官小村寿太郎，说刚回来。并把孙在横滨之事也告诉他。对大隈[外相]由我说。是否让小村见一次孙？”[8]宫崎滔天同意，立即跑到外务省，对小村外务次官说：“此次带来了孙，这比中国秘密结社的千百份报告都要实在。若需要，明日即可陪他来，请尽速会见。”[9]可是小村次官不敢会见孙中山，让宫崎滔天把他隐藏在横滨附近。宫崎滔天把小村的意见转告犬养。犬养听后大为生气，立即跑去，说服外务省。结果以外语教师的名义，请孙中山到东京居住。

在历史发展中，目的和结果有时是一致的，但有时是完全相反的。宫崎滔天初见孙中山的目的和后来与孙中山的关系是完全相反的。滔天在孙中山的共和思想感召下，逐渐与孙中山的思想产生共鸣，开始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对此，犬养毅说，去拿木乃伊的反被木乃伊抓住了。这一事实说明，孙中山与宫崎滔天的初次相见也打下了这一时代的烙印。

从孙中山见中川领事到宫崎滔天见孙中山的三年里，日本对孙中山及其革命党的态度和政策发生了变化。但这一变化中不变的是日本的侵华政策：对日本的侵华政策有利便支持孙中山，对日本的侵华政策不利则不支持。这就是日本政府对孙政策的根本原则。这一原则从1895年孙中山第一次和日本官方机构接触以来一直没有变。孙中山与日本的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的接触，便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