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是行动的指南，有思想，才有行动。和人接触是一种行动，而行动是有目的的。孙中山与日本人士的接触也是如此。

1894年孙中山撰写《上李鸿章书》是他从事革命活动的标志，也是孙中山在思想上和日本发生关系的起点。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逐步变成近代化国家。这在亚洲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亚洲各国的有识之士皆敬仰维新，力图走上维新之路。孙中山也不例外。他在《上李鸿章书》中写道：“夫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地能尽其利则民食足，物能尽其用则材力丰，货能畅其流则财源裕。故曰：此四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试观日本一国，与西人通商后于我，仿效西方亦后于我，其维新之政为日几何，而今日成效已大有可观，以能举此四大纲而举国行之，而无一人阻之。”[1]这说明，孙中山从改革中国的爱国之心出发，仰慕日本的维新。也是他在革命初期与日本人士接触往来的一种思想基础。

同年6月，孙中山抵天津，呈递上书，但李鸿章不予理睬。上书不成，就走上革命之路。是年10月，孙中山经由日本抵檀香山；11月成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从事革命活动。檀香山有许多日人，其中也有政治家，在日人中从事政治活动。日人的政治活动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虽有不同之点，但在变革各自国家的目的上是相同的。这使孙中山在檀香山与日本的政治活动家接触并来往。孙中山在革命生涯中第一次接触的日本政治家是菅原传。

菅原传（1863—1937）是陆前远田郡涌谷村人，上过日本帝国大学。1886年渡美，在美国大学读书。当时日本国内正掀起自由民权运动，他在美加入了主张自由民权的自由党，在旧金山成立爱国同盟会。回国后，办该会刊物《十九世纪》。1893～1895年，他又渡美。孙中山便是在这个时期与他结识并开始往来的。

菅原在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中虽然不占重要地位，但孙通过他结识了许多日本人士。从这种意义来说，菅原在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中占有一定的地位。1895年10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于11月17日偕陈少白、郑士良抵横滨，成立兴中会分会，开展革命活动。孙中山在这一异国他乡和菅原重逢。菅原殷切地招待了孙中山。12月中旬，孙中山要赴檀香山，郑士良要回香港，行前孙中山请菅原多加关照陈少白。于是，菅原把陈少白介绍给曾根俊虎[2]。曾根俊虎经小林樟雄的介绍，和宫崎滔天相识。曾根又把陈少白介绍给宫崎滔天。1897年7月，宫崎滔天通过陈少白和孙中山相识。孙中山又通过宫崎滔天结识了犬养毅、头山满、大隈重信等日本朝野各界人士。孙中山结识日本朝野各界人士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在檀香山和菅原传的偶然相遇，却成为这一必然的连锁性反应的起点。从这点来说，我们不可忘记菅原传。

1900年10月6日，郑士良按孙中山计划，在惠州三洲田起义。孙中山在台湾要求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和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帮助解决军械运回国内。但10月19日成立的伊藤博文内阁致电台湾总督，不许其向孙提供军械。孙得知此情况后，于10月23日特意致函菅原传，内称：“闻贵同志已握政权（按：指伊藤内阁成立），而吾人义兵亦起……今特托足下代转求贵同志政府暗助一臂之力，借我以士官，供我以兵械，则迅日可以扫除清朝腐政，而另设汉家新猷矣。”[3]这里也可以看出，孙中山对菅原传是很信任的。

菅原传于1898年在官城县当选为日本众议院议员，此后连续当选达十六次。1924年，日本的第一个政党内阁——加藤高明内阁成立后，他任海军参与官，在日本政党政治舞台上活跃过一个时期。

1913年至1916年孙中山在东京时，菅原传数次访孙中山叙旧。可见，孙中山与菅原传的交往有十余年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