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各国内政关系杂纂——中国之部·革命党关系》第16卷，1915年3月14日孙中山致函日本外务省政务局局长小池张造，并附上《盟约案》。

该函用日文撰写，其中写道：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之所谓日中交涉事件，乃以日中亲善及东亚和平为谈判之目的者。此点与不肖所倡尊之主张相一致，虽欣喜不已，至于贯彻此目的之手段方法，则不能不使人失望灰心，诚所不堪焦虑者也。且如欲求东亚之和平，则舍实行真正之日中提携以外，决无其他途径”；“惟关于交涉事件，对于将真正提携问题置之度外且缺乏诚意之敝国政府当局，采取始终一贯之强硬交涉，将出现可悲之事实，至为明显，此与吾人最终目的之日中提携之本旨相背离之手段，不肖等至感遗憾”。“欲得巩固之同盟，尝起草如左之《盟约》草案，秘密就教于贵国之有司焉。从今日之形势，欲实现如此理想，虽属不易，然今日世界大势动乱、欧洲战局变化极大之秋，更是需要日中提携不可一日或缓之际。”因此，应“尽一切方法以挽回局面”“兹谨披沥满腔之诚意，以请教于阁下”。

《盟约案》有11条，其内容与《中日盟约》基本上一样。

致小池函、《盟约案》和《中日盟约》这三者皆用毛笔书写，三者之笔调、笔法颇为相似，国内外学者对其真伪判断虽有分歧，但公认三者出自一人之手。这便说明三者有内在联系，对其中一个原件的甄别牵涉到其他原件。

下面试列举考证致小池函和《盟约案》的若干可循途径。

（一）函原件的右上角附有“王统一”三个字的名片，名片左侧用毛笔写有“大正四年（1915年——笔者注）三月十四日王统一持参”的毛笔字。这就是说此函是3月14日王统一递上来的。这是考究该函的物证。王统一的原名为王统，是海军军官，这一时期与孙的关系较密切。我们应该进一步考察这时他是否使用过此种名片？是否系王的真正名片？

（二）在孙文签发信函和王统一向日本外务省递交信函的3月14日，王并没有访孙。

（三）3月14日前王统一和孙中山没有单独聚在一起充分讨论起草函件和《盟约案》的时间。据《孙文动静》，王统一访孙时间如下：

（1）2月28日下午4时15分至45分。陈其美、王静一、丁仁杰等在座。[31]

（2）3月2日下午4时30分至5时10分。陈其美、叶家声、周应时等在座。[32]

（3）3月4日下午3时35分至4时15分，谈40分钟。金佐治、叶夏声、韦玉、夏重民、吴叶刚、戴天仇等在座。[33]

（4）3月6日下午3时10分至55分，谈45分钟。陈其美、何天炯、萱野长知、蒋介石、韦玉、丁仁杰等在座。[34]

（5）3月7日上午9时50分至10时，谈10分钟。余祥辉在座。后再次来访（不知时间），12时58分离去。余祥辉、陈其美、韦玉、欧汤豪、夏重民等在座。[35]

（6）3月11日上午9时30分来访，谈20分钟后离去。上午11时孙至民国社，与王统一、肖萱、丁仁杰等数人面谈1小时18分钟。下午4时20分，王偕富永龙太郎来访，富永汇报中国国内运动情况，孙大为不满，6时15分离去，共谈1小时55分钟。[36]

（7）3月12日，上午10时50分陪同东京《日日新闻》记者来访，11时20分离去，共谈30分钟。[37]

如上所记，王访孙时其他革命党人或日人也在座，没有时间与孙单独谈话。这便说明孙与王单独在孙宅谈致小池函和《盟约案》的条件是不具备的。当然也不排除其他时间起草的可能性。

（五）如《中日盟约》由秋山执笔，致小池之函也应该由他执笔。但据日本《东亚先觉志士记传》和《对支回顾录》，秋山真之文藻丰腴，日俄战争时期替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东乡平八郎写的战报，“字字金玉，读之如无韵之诗”[39]。但致小池之函，辞意芜冗，错字连篇，岂是出于文豪秋山真之的笔下？[40]这也是个疑点。

（六）《中日盟约》和致小池函及《盟约案》，从其内容和笔法、笔调来说是有内在联系的。那么缔结《中日盟约》后为什么又致函小池，并重新提出《盟约案》呢？这是否意味着《中日盟约》的无效呢？如果是无效的话，那么缔结《中日盟约》的意义何在？《中日盟约》是与日本民间人士缔结的，《盟约案》是向外务省的局长提出的，局长的权威当然比民间人士大。向局长提出《盟约案》，在一定意义上是否否定了山田、犬冢背后有秋山真之及上原勇作等军界要人之说？这些都是疑点。

对以上几个疑点，真物说或伪物说都不能解明。而且讨论起草这一函和《盟约案》的过程也非常不明。这是更大的疑点。鉴于这种情况，目前真物或伪物证据不足，有待进一步考订。

为了搞清中日盟约问题，需要根据上述及其他线索继续发掘有关的直证和旁证材料。如无新材料，对此问题的考证也无法深入，真伪之争也无意义。其次，需要进一步追查岸清一家族这一条线索，弄清《中日盟约》原件的来历。这会为解决盟约问题的真伪提供重要的依据。

本节虽然对真伪没有下肯定的意见，但对真物或伪物之说提出的质疑，可算是一家之言，在真伪之争中可谓第三种意见。

注释

[1]藤井升三：《二十一条交涉时期的孙文与〈中日盟约〉》，见市古敏教授退休纪念论丛编辑委员会编：《近代中国研究论集》，山川出版社1981年版，第335～358页；松本英纪：《二十一条问题与孙中山》，见孙中山研究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上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38～660页；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933～935页；段云章、邱捷：《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军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7页。

[2]陈在俊：《〈孙文密约〉真伪之探究——日本侵华谋略例证》，打印稿，1991年。

[3]犬冢信太郎（1874—1919），佐贺县人，1890年后在三井物产公司任职，1906～1914年任满铁理事兼矿业部部长，后在立山水力电气公司、大凑兴业公司任职。曾支持过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4]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赴日领导革命。日本警视厅以保护为名，派便衣警察日夜监视、跟踪革命党人。警察将其侦察情况于当日或翌日写成《孙文动静》，以“乙秘第××号”的编号，逐日报送外务省政务局第一课（主管中国问题）。

[5]《孙文动静》乙秘第300号（按：从前后的编号分析，300号为200号之笔误），1915年2月6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下同）。

[6]陈在俊：前揭文，第15～16页。

[7]《孙文动静》乙秘第129号，1915年1月28日。

[8]《孙文动静》乙秘第164号，1915年2月1日。

[9]《孙文动静》乙秘第170号，1915年2月2日。

[10]《孙文动静》乙秘第179号，1915年2月3日。

[11]《孙文动静》乙秘第187号，1915年2月4日。

[12]《孙文动静》乙秘第193号，1915年2月5日。

[13]此文载于秋山真之会编的《秋山真之》（上卷），见松本英纪《二十一条问题与孙中山》，第654～655页。

[14]松本英纪：前揭文，第654～655页。

[15]山中峰太郎：《实录亚洲的黎明——第三次革命真相》，文艺春秋社，第272～273页。引自松本英纪前揭文，第653页。山中峰太郎曾为陆军军官，参加过二次革命。此时任《朝日新闻》记者。

[16]《孙文动静》乙秘第351号，1916年3月6日。

[17]《孙文动静》乙秘第361号，1916年3月8日。

[18]《孙文动静》乙秘第367号，1916年3月9日。

[19]《孙文动静》及附记，乙秘第375号，1916年3月11日。

[20]《孙文动静》乙秘第370号，1916年3月20日。村松梢风；《金·恋·佛》，关书院1948年版，第40～48页。

[21]《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43页。

[22]秦郁彦编：《日本陆海军综合事典》，东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版，第162页。

[23]《孙文动静》乙秘第106号，1915年1月24日。

[24]松本英纪：前揭文，第654～655页。

[25]《中央党务月刊》，第4期。

[26]《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940页。

[27]陈在俊：前揭文，第14页。

[28]《申报》1915年4月22日。

[29]《申报》1915年4月24日。

[30]《盟约》上有孙、陈及山田、犬冢四人的签名和图章，考证他们的签名和图章是甄别《盟约》真伪的重要环节。但现在常见到的《盟约》是复印件、缩小的复印件或者两次复印件，有的是用摄像机或照相机拍照的，与原件不大相同；有的明显变形，1991年4月24日日本NHK电视台播出的签名和图章更是如此（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可参考陈在俊前揭文之附录5及附录7）。而且我们当作原件的签名和图章也不是原件，而是铅字制版印制的或者印刷品的复印件，因而不能把这些当作原件来与《盟约》的签名和图章加以比较。加之人的签名不是固定的，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笔调、笔法都有变化，而且签名和图章可以仿冒，在考证时应该考虑这些因素。因此对签名和图章的考证和比较，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对的比较，而不是绝对的结论。

[31]《孙文动静》乙秘第434号，1915年3月1日。

[32]《孙文动静》乙秘第454号，1915年3月3日。

[33]《孙文动静》乙秘第473号，1915年3月5日。

[34]《孙文动静》乙秘第491号，1915年3月7日。

[35]《孙文动静》乙秘第498号，1915年3月8日。

[36]《孙文动静》乙秘第535号，1915年3月12日。

[37]《孙文动静》乙秘第544号，1915年3月13日。

[38]陈在俊：前揭文，第4页。

[39]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原书房1967年版，第756页。

[40]陈在俊：前揭文，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