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他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与近代日本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孙中山在三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在国外度过了十七年六个月。其中在日本九年六个月，占54%；在欧美五年六个月，占31.4%；在南洋两年六个月，占14.28%。从这一统计数中便可看出，孙中山在日本的时间最长，占海外时间的一半以上，在此期间共进出日本十六次。其中八次是在日本居留时期临时进出的，真正进出日本，可算为八次。这一次数远远超过美国、英国和南洋，占居首位。

日本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将孙中山做为贵宾邀请访日的是日本，孙中山做为日本朝野的贵宾访日三十九天，这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是唯一的一次，也是受到最隆重欢迎的一次，这在欧美和南洋是没有其例的。给孙中山提供过贷款和武器的也是日本，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和1916年的山东起义中利用了日本的贷款和武器。欧美各国从来未提供过任何援助，只有日本是提供过援助的唯一国家。日本的许多民间人士和大陆浪人会协助了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孙中山也始终与他们保持了友好的情谊。而在欧美只有康德黎、咸马里和布思等几个人协助过孙中山。孙中山的革命运动的骨干力量多半是留日学生，这些人与日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的革命运动的骨干中虽也有欧美留学生，但其数甚少，影响也不大。

日本与孙中山的上述关系，充满着矛盾。孙中山的共和思想，主要是受欧美的影响，在其三民主义思想中包含着法国大革命时代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从思想来源方面讲，欧美列强理应同情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但是，历史事实却恰好相反。孙中山在欧美停留五年半，奔足呼号，寻求对他革命的支持，结果仅得到康德黎等几个人的协助，欧美各国政府对孙中山根本置之不理。与欧美相反，孙中山的思想很少受日本的影响。只是明治维新后日本取得的迅猛发展，在精神上鼓舞了他的革命运动。且日本的立宪君主制与孙中山的共和思想是相矛盾的，但是日本与孙中山的关系却远较欧美密切。

日本与孙中山的关系是在中国沦为日本和欧美列强的半殖民地的情况下形成的。英国是打开中国门户并率先侵略中国的急先锋，但是，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日本逐渐替代英国，成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和中国最危险的敌国。这样的头号敌国却支持孙中山是个矛盾的现象。而孙中山期望在日本的支持下推翻国内政敌，完成共和革命。这与他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废除不平等条约、建立独立自主国家的革命目标是相矛盾的。矛盾如此重重的日本与孙中山为何能结成如上所述的关系，其原因何在？其原因在于日本和孙中山两个方面，但日方占主导地位，孙中山居于次要地位。这是因为在两者的矛盾中，日方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孙中山则是矛盾的次要方面。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矛盾的性质，并掌握解决矛盾的钥匙。这一钥匙便是日本对孙中山的政策。

孙中山对日的态度及政策，本人已在《孙中山对日态度再认识》[1]和《孙日关系研究方法论》[2]中做了论述，因此在本节中采用宏观研究和理论性研究的方法，着重论述日本对孙中山的几种政策和日本在决定对孙中山的这种政策中所起的几种因素，同时在论述中还将日本对孙政策和孙中山的对日态度适当地加以比较。

日本对孙政策是日本对华政策的组成部分，随着日本对华政策的变化而变化。日本的对孙政策，概括起来，有以下四种：

第一种政策是支持和援助：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日本应孙中山的要求，提供过沪杭铁路借款、招商局借款和汉冶萍公司借款，并提供了革命所需的武器。[3]1915年底至1916年5月，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居正在山东半岛举行起义时，在日本政府和军部的支持下，财界的久原房之助提供六十万日元的贷款，驻山东的日军也直接或间接地援助过这次起义。[4]1913年2～3月，孙中山做为日本的贵宾访日，受到日本朝野的隆重欢迎。这是孙中山在其革命生涯中唯一的一次，显示了日本朝野对孙中山的声援，并以成立中国兴业公司来支持他的振兴产业的近代化计划。[5]从总体来说，日本支持和援助孙中山的时期是短暂的，甚至是昙花一现的，但它毕竟是支持和援助，对孙中山的革命和近代化来说具有积极、有利的一面。

第二种是对孙中山不即不离、不冷不热的较为消极的政策：这一政策在日本的对孙政策中占主导地位，时期也较长。例如1897年至1903年，1905年至1907年、1913年至1916年，孙中山虽在日本领导国内革命运动，日本尽管给他提供了进行革命活动的社会空间，某种意义上保护了他的人身安全，但却没有提供积极的支持和援助。例如，1900年惠州起义时，孙中山希望日本提供武器，但日本没有提供。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孙中山借此东风发动反袁的革命运动，积极争取日本的支持，但日本没有支持他。

第三种政策是劝他自动离日，不许他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例如1907年3月[6]、1910年6月[7]曾两次劝他离日。1907年3月劝他离日时，给他提供七千日元。这种劝告形式上不粗鲁，但实质上与驱逐一样。有时，孙中山希望来日时，日本政府不许或不希望他来日。这在形式上与劝他离日不同，但其实质是一样的。例如1913年8月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极力争取来日，在日本继续领导国内的革命，但日本政府不欢迎他来日，再三劝他去美国。[8]孙中山不顾劝阻，经门司、下关抵神户港时，日本才勉强同意他上岸。但日本对孙中山在日的一举一动严加监视，没有给任何的援助。

第四种是压制孙中山的政策：1917年至1922年正是如此，孙中山公然谴责日本，两者公开对立。1916年袁死后，段祺瑞于1917年上台执掌北京政权。段靠日本，力图以武力统一中国。日本则给他提供1.45亿日元的西原贷款，提供武器装备，支持他以武力压服孙中山，进而统一中国的政策，以便靠段妄图称霸全中国。孙中山则主张恢复1912年制订的《临时约法》和此年产生的旧国会，抵制和对抗段的武力统一政策。于是孙中山便成为日本和段以武力统一南北的障碍。日本军部和外务省则采取调虎离山计，1918年6月把孙中山“邀请”到日本，以此排除这一障碍。[9]孙中山抵日后识破了他们的阴谋，数日后便回国。抵上海时，他严厉谴责寺内内阁的政策是“日本政府对南方的征伐”[10]。这时期孙中山猛烈抨击日本的侵华政策，指出：“近代日本对于东亚之政策，以武力的、资本的侵略为骨干……对于中国，为达日本之目的，恒以扶植守旧的反对的势力，压抑革命运动的事”，[11]并公然称“日本为民国之敌”，[12]“白人外患可以无忧。此后吾党之患，仍在日本之军阀政策”[13]。孙中山对日的这种抨击反过来又说明日本对孙中山施加的压力有多大。

日本对孙中山的这四种政策是交替使用，变化无常的。那么，决定日本的这种对孙政策的诸因素是什么？什么样的内外形势及因素决定日本的对孙政策，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是什么？下面就分析这一诸因素。

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是近代中日关系的组成部分，近代中日关系的主流是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近代日本的对华政策是侵略性政策，其目的是在中国维护和扩大其殖民权益。日本的对孙政策是这一政策的组成部分，即为达到这一目的是否利用孙中山及其革命运动，如要利用则如何加以利用的问题。这是日本决定对孙政策的原则，也是前提，在这一原则和前提下，日本政府和军部在决定对孙政策时则考虑以下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日本与孙对立的国内政敌即孙中山所反对的对立面的关系：这是因为孙中山在中国国内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其政敌对立而存在的。辛亥革命前孙中山的政敌是他要推翻的清朝，日本的对华政策中存在着相互对立的清朝和孙中山。在这一对立的存在中，日本面临选择哪一方要求和希望的问题。在这一选择中日本则考虑选择哪一方对自己的对华政策有利，从这一考虑出发决定对孙的政策。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远不如辛亥革命后，日本对孙中山的期待也不大。相反，清朝在日本的对华政策中的地位远比孙大，日本在中国业已取得的殖民权益和将来要取得的新权益都来自清朝，且改善甲午及日俄战争以来逐年恶化的日清关系要比孙中山的关系更为重要。因此，1907年3月和1910年6月，日本遵照清政府的要求，两次劝孙中山离日。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一度要求去日本，但日本考虑清朝的关系，拒绝了其要求。尽管如此，孙中山对日本是个潜在的力量。日本的侵华政策，使日清关系恶化。日本为牵制清政府，则利用孙中山等反清势力。例如1897年8月孙中山从欧美抵达日本时，日本让他居住日本，并默认他在日从事反清的革命活动，其目的就在于此。这些史实说明，日本对清政府的政策反过来决定日本对孙中山的政策。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重用袁世凯，使他东山再起，执掌了清廷的大权。1912年2月清帝退位，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的大权让给袁世凯，袁君临于民国。这样，袁世凯替代清廷，成为与孙中山对立的势力。日本与袁的关系在日俄战争前是修好的，但日俄战争后日本极力扩大在东三省的殖民权益，这便激化了当时任外务尚书和军机大臣的袁与日本的矛盾。袁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力图靠美俄势力牵制日本。于是，袁便成为日本侵华政策的障碍。从此，日本便采取种种措施，想排除袁。1909年袁因清廷内部的权力之争，解甲归田时，日本为此兴高采烈；1911年武昌起义后袁东山再起时，日本设法阻挠他北上，甚至要暗杀他。1912年给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提供的三次贷款和武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抗衡袁的一种措施；1913年2～3月，桂太郎首相等请孙中山访日之中也有反袁的因素。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和孙中山的关系公开破裂，两个人成为死对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来日，居日达四年九个月之久。袁世凯等数次要求引渡陈其美等革命党人，但日本没有同意。这时期日本一面力图改善与袁的关系，一面又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当作反袁的潜在力量，默认他们在日本从事反袁的革命活动，但没有给予直接的支持。1915年下半年袁称帝，中国国内掀起反袁反帝制的护国战争。日本认为反袁的时机到来，支持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反袁。[14]结果，袁的帝制失败，袁也暴死，日本也达到了反袁的目的。从上述史实说明，日本对孙政策是根据日本的对袁政策的变化来决定的，也就是说日本对孙中山的政敌的政策来决定的。

袁死后段祺瑞登台执掌北京政权。日本给段提供西原借款，妄图靠段的武力统一中国南北，进而称霸全中国。1920年经直皖战争，亲日的奉系张作霖执掌北京政权，直至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张作霖被亲英美的吴佩孚赶出北京，吴和曹锟掌握了北京政权。这数年中北京政权由亲日的段、张转到亲英美的吴、曹。这一变化便反映在日本的对孙政策上。段、张的亲日军阀掌北京政权时，日本则支持他们来压孙中山；吴、曹的亲英美军阀掌北京政权时，日本则支持孙和南方军阀势力来反亲英美的北京政权。随之，孙中山的对日态度也从批判日本转到接近日本。这反映在第三次广东军政府时期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上。这一史实再次说明，日本对北京政权的态度便决定日本的对孙政策；孙中山的对日态度也随日本的对孙政策的变化而变化。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亲日的张作霖乘冯玉祥的北京政变战胜吴佩孚，与段合作，重新执掌北京政权。虽然掌握北京政权的段、张，改变了过去以武力压孙中山和南方革命势力的政策，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时局。1923年以来孙中山想以北伐来完成统一大业，但力不从心。于是应段、张的邀请北上，以国民会议来收拾中国时局。日本当然支持段、张重新执掌北京政权，并促孙中山北上合流于段、张。此时的日本的对孙政策，形式上虽与1917～1922年时期的压服政策不同，但实质上是让孙统一于亲日的北京政权。从统一于北京的亲日政权来说，是与1917～1922年时期完全相同的，但在方法上则采取了从压服到合流的不同形式。

综上所述，日本的对孙政策不是根据孙中山对日的希望和期待来决定的，而是根据日本对孙中山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政敌的政策来决定的。孙中山的政敌在日本的对孙政策决定过程中起主导作用，而孙中山对日的希望和期待处于次要地位。换句话说，孙中山所期望于日本对其革命的支持和援助，在日本的对孙政策的决定中不起主要作用，而且日本对孙中山和他的政敌的政策是成反比的；孙中山和他的政敌的对日态度也成反比。以孙中山和袁世凯为例，当日本力图改善对袁关系并与袁保持一定关系时，其对孙的态度较为冷淡；当日本对袁态度暧昧时，对孙便若即若离；而当日本对袁采取牵制、排挤政策时，对孙的态度便转为支持和援助。这种反比现象，在段祺瑞、张作霖、吴佩孚等掌握北京政权时也同样发生过。例如当日本积极支持段祺瑞以武力统一南方时，其对孙的政策是压服，与支持段便形成了反比。这种反比关系的根源在于围绕中国和孙中山所形成的双重性国际关系。

第二个因素是围绕中国和孙中山所形成的国际关系：中国是列强的半殖民地，日本和欧美列强都在中国拥有既得殖民权益，并在争夺新的权益。在争夺殖民权益中，中国、日本及欧美列强之间形成了双重性国际关系。这种双重性关系表现在各个方面。日本和欧美列强在维护在华既得权益时则采取一致行动，但在扩大新权益时又互相争夺、互相牵制。中国和列强是侵略与被侵略的对立关系，但中国则利用列强之间在中国扩大权益而产生的矛盾，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或利用欧美列强抵抗日本，或利用日本牵制欧美列强。而欧美列强也时而借日本加紧侵华而激化的中日矛盾，以“支持”中国来与日本争夺，时而利用日本来向中国施加压力，时而利用中国来牵制日本。而日本也时而利用欧美列强来对中国施加压力，时而利用中国来牵制欧美列强。这种关系是既矛盾又统一，既对立又利用，既争夺又协作的双重性关系。这种双重性关系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本质，一种本性表现在两种形式上。孙中山的革命运动时期，中国分裂成两种势力，即清政府和孙中山的革命势力及北洋军阀和孙的革命党。分裂对立的这两种势力，为各自的目的，都利用围绕中国形成的双重性国际关系。日本和欧美列强也为各自在华的目的，借双重性国际关系，巧妙地利用分裂成对立的中国各势力。这种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不仅决定孙中山对日本和欧美列强的态度，而且决定日本及欧美列强对孙中山的政策。国际关系是国与国、国与某个集团为各自的目的和利益，超越对方本质的认识而结成的相互间的关系，或多方的关系。孙中山代表中国革命党，日本与他的关系便是日本与革命党之间的国际关系。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孙中山为实现其革命理想和日本为维护和扩大在华的殖民权益的基础上的。这是相互矛盾的理想和目的的基础上结成的关系。按伦理来说，相互矛盾的东西是相互对立，不可能结成协作关系的。但在国与国、国与某一个集团间的关系中，为其各自的目的，可以超越这一矛盾和对立而结成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实用主义。如上所述，日本的对孙政策的原则或前提是日本帝国的国家利益；孙中山对日的期待和希望是为实现共和国的政治理想和富强的近代化国家。两者都为实现各自的目的和目标，在对外政策上采取了灵活的实用主义政策。

下面举例说明日本和孙中山采取实用主义政策的必然性。19世纪末以来，日本通过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和日俄战争在中国急剧扩大新的殖民权益。这便直接威胁清政府（后来是北洋军阀操纵的北京政府）和欧美列强的在华权益，激化了清政府（北京政府）与日本及欧美列强与日本的矛盾和对立。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列强为牵制日本，先利用因日本急剧侵华而激化的清政府（北京政府）与日本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支持清政府（北京政府）的实权人物。而清政府和北京政府的操有实权的人物，从维护其统治出发，都采取了“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但是选择哪一个夷来制哪一个夷是根据中国与列强间存在的双重国际关系来决定的。这使清政府、袁世凯、吴佩孚选择了英美，欲利用或依靠欧美列强来抗御日本；段祺瑞和张作霖选择了日本，靠日本的势力来扩大其在中国的势力。前者和欧美列强之间便在共同对付日本这一点上取得了一致，并加强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后者和日本为了在中国扩大各自的势力，称霸全中国，排除欧美势力方面取得了一致，并加强了它们之间的关系。而孙中山及其革命党是夹在日本、欧美列强与清政府和北洋政府中间的势力，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推翻清政府和北洋军阀操纵的北京政府，但他们的基础和力量有限，非利用列强势力不可。于是，他们根据清政府和北京政府的统治者与日本或欧美列强的关系中选择与它们对立的列强。1907年3月孙中山被驱逐日本后，努力争取法、美、英等国的支持；1917～1922年段祺瑞、张作霖把持北京政权并与日本勾结甚密时，孙中山则想联合美、德；1922～1924年掌握北京政权的吴佩孚、曹锟投靠美英时，孙中山则转而争取日本的支持。这是因为日本和欧美列强为争夺中国而产生了矛盾，孙中山则利用这一矛盾来增强反对北京政权的力量。日本则与孙中山不同。孙中山是始终反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的北京政权，但清政府和北京政权投靠英美时，日本则相对来说，支持孙中山等反清政府和北京政权的势力；而清政府和北京政权投靠日本时，日本则反过来反孙中山等反对清政府和北京政府的势力。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日本与欧美列强间在中国的争夺，这种争夺首先表现在掌握北京政权的实权人物的争夺上。日本也好，欧美列强也好，在维护和扩大在华殖民权益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把清政府和北京政府的实权人物掌握在其手中，因而它们之间的争夺首先围绕北京的中央政权而展开。因此出现日本的对孙政策是根据日本对孙中山的政敌——清政府和北京政府的实权人物的政策如何而定的现象，出现日本对孙中山与其政敌——清政府及北京政府的实权人物之政策成反比的现象。

第三个因素是日本对孙中山能否君临中国的可能性的判断和孙中山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的变化：如前所述，日本和欧美列强在中国的争夺，集中表现在统治中国的实权人物的身上。这是因为如把这一人物掌握在自己手下，则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容易扩大在中国的殖民权益。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在日本的心目中是一股潜在的势力，不完全相信他能推翻清朝统治，但又不愿忽视这一势力的存在，是把他和革命党看作从清朝的背后牵制它的力量来加以利用的。因此日本的对孙政策较为消极，不即不离，不冷不热。辛亥革命爆发后，尤其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控制中国的半个天下，表现出统一全中国的趋势。这时日本的对孙政策从消极转变为积极，提供了贷款和武器，但形式上却采用民间形式，由财界出面办理贷款，政府不敢公然出面支持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1912年4月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的大权正式让给袁世凯后，袁掌握民国大权。此时，日本的对袁、对孙政策又发生了变化。1912年8月，孙中山为实现实业计划，希望访日，但日本政府拒绝了。这反映出日本对孙政策从积极转为消极。但军部则较为积极，陆军大将桂太郎任内阁首相后改变对孙政策，同意孙访日。1913年2～3月孙中山的访日是日本给他的最高礼仪，可谓日本的对孙政策达最高峰。此时桂太郎等之所以如此对孙是预测他总有一天替代袁并君临于中国。但孙中山访日回国之后，在二次革命中败于袁世凯，孙中山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一落千丈，他在中国掌握政权的可能性变得渺茫。于是日本的对孙政策从积极又变为消极，对孙较为冷淡。这与访日时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时，日本将孙仅仅当作与袁进行山东及二十一条交涉时讨价还价的筹码。1915下半年袁世凯搞帝制，以西南为中心的反袁势力掀起反帝制的护国战争，袁的统治摇摇欲坠。此时日本政府和军部则支持孙反袁，但日本对孙的支持不如岑春煊大，仅仅利用了孙中山一时。1916年6月袁死后，日本转过来支持段祺瑞等北洋军阀，完全抛弃了孙中山。从此孙中山在日本的对华政策中的地位降到最低点，因为日本不仅对孙中山掌握中国的政权不抱希望，而且希望把他和广东军政府以武力加以消灭。因此这个时期孙中山也严厉批判了日本，孙日关系也到了最坏的时期。但到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亲英美的吴佩孚、曹锟战胜亲日的奉系张作霖，掌握了北京政权。1923年2月孙中山在广东成立第三次广东军政府，准备北伐。孙中山经几年的曲折，重新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这时日本采取了在北方支持张作霖，在南方支持孙中山，来夹击吴、曹北京政权的战略。日本重新估计孙中山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势力后，对孙政策也从压服转为有所支持。1923～1924年第三次广东军政府与日本的往来，足以证明日本对孙政策的变化。[15]但为时不长。1924年10月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和冯玉祥的北京政变中亲日的段祺瑞和张作霖重新执掌北京政权，日本的对华、对孙政策又显现出新的趋势。1924年孙中山北上途中访问神户，希望去东京会见日本的实权人物，但日本外务省拒绝了孙的这一要求。这说明这时期日本支持孙中山是有限度的。

从上述史实中得出：孙中山君临于中国的可能性的大小和孙中山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高低与日本的对孙政策是成正比的。就是大和高时，日本的对孙政策是积极的；小和低时是消极的，不冷不热的。

第四个因素是意识形态：孙中山的共和思想、他的革命运动的内容及性质等等是属于意识形态的。这种意识形态制约了日本对孙中山的政策。[16]但是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是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往往是超越意识形态，追求各自的国家利益或集团的利益的。由此可谓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具有制约和超越的两种功能。在两种功能中哪一个起更重要作用，在不同的条件和环境中各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但从总体上说，超越的功能占主导地位。

1897年孙中山从欧美到日本时，坦率地表明了其实现共和政体的理想和以暴力推翻封建皇帝的思想。而日本是君主立宪国家，存在着相似于皇帝的天皇制。这两者在政体上是相互对立的。这应成为制约日本与孙中山关系的因素之一。辛亥革命爆发后出现的南北议和中，日本赞成君主立宪，反对孙的共和制主张。这也理应成为制约日本的对孙政策的要因。如果日本对华外交中优先意识形态的话，应支持清政府和主张君主立宪的袁世凯，反对倡导共和的孙中山。但事实却与此相反。这是因为日本推行实用主义外交，为追求日本帝国的国家利益，超越意识上的不同和冲突，支持了反对皇帝和君主立宪的孙中山和革命势力。可见，日本是优先了国家利益。孙中山的对日政策的最高目的是实现共和革命的理想和目标，这是属于意识形态的。孙中山为实现其共和理想和完成革命目的，不惜牺牲国家权益的一部分，与日本结成了关系。而日本为其国家利益，为扩大其在华权益，不顾在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则展开了与孙中山的关系。两者的关系从根本上是对立的。然而孙中山从意识形态出发，说“日本维新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中国革命是日本维新的第二步。中国革命同日本维新实在是一个意义”[17]。他之所以强调日本维新与中国革命的一致性，其用意在于争取日本的支持。在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上，孙中山认为，日本会受到欧美列强强加给它的不平等条约之苦，因此日本能理解中国人要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心情。他呼吁日本协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但日本对孙中山从意识形态出发的呼吁置之不理。可是日本在不同时期给孙中山提供了不同的支持和援助。这并非与孙中山在意识形态上发生了共鸣，而是为了扩大日本的在华权益。可是，孙中山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直接威胁日本的在华权益时，日本也不能不考虑孙中山的这一威胁，从某种意义上制约了日本的对孙政策。

孙中山的共和政体主张也好，日本的君主立宪制也好，都属于资产阶级政体的范畴，两者之间虽有不同之点，但不会发生根本的对立。如果孙中山主张与日本一样的君主立宪，同时主张全面废除日本在华的既得权益的话，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是不可能调和的。1915～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实行君主立宪时，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讲，日本理应支持袁，但日本对袁不抱好感，坚决反对。袁的帝制宣告失败和袁暴死的国际上的原因就在于日本的这一反对。由此可见，意识形态虽然是一种制约的因素，但它在日本的对华、对袁及对孙政策的决定过程中不起重要的作用。

比意识形态，起更为重要作用的是主张意识形态的人的倾向，即这一人物倾向于日本或者倾向于欧美。倾向于欧美的人物即使主张与日本相同的君主立宪，日本也不会支持他的；倾向于日本的人物即使主张共和制，日本也不会不支持他的。当然，不同人物的不同倾向是由当时的双重性国际关系所决定的。日本之所以采取这种政策，是因为支持倾向于日本的人物掌握着统治中国的大权，对维护和扩大其在中国的殖民权益有利，对日本帝国的国家利益有利。

至于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主张在日本的对孙政策决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前面所述的情况有所不同。苏联、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与近代共和制是完全对立的。因此，日本把孙中山联俄、联共看做“赤化”，非常警戒孙中山与苏联的关系，这从某种意义上制约了日本的对孙政策。可是，孙中山的联俄、联共并未改变他原来的政治信仰，他依然主张共和制，变化的只是他的对内、对外政策。因此，1923～1924年第三次广东军政府时期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比前一个时期大有改观，日本在关余、商团等事件中采取了与欧美列强有所不同的政策。[18]

综上所述，日本与孙的关系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分歧，这一分歧在某种意义上制约着日本对孙中山的政策。但从整体来说，两者都为各自的目的而超越这一分歧，结成了一定的关系。这便说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虽然带有制约的要素，但不起主导作用。

第五个是经济因素：日本在中国的领土、政治及军事上的权益，归根结底是为了经济权益，即攫取中国的资源，剥削中国的劳动力，扩大日货在中国的市场。经济权益的扩大，反过来又提高日本在中国的政治权益，巩固在华的军事地位。

日本在华的经济权益是由资本输出、贸易及经济特权等组成。对中国的资本输出是对中国的投资。甲午战争前，日本在华几乎没有投资，1897年开始投资。1900年日本在华投资则有100万美元，1914年猛增到1.9亿美元，增加了190倍。[19]日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开始转入帝国主义阶段，这时期日本的财阀极为重视对华投资。1911年春，日本最大财阀之一的三井财阀将尾崎敬义和松元势葳二人派往中国调查对华投资问题。12月他们回国后便提出了由十五章组成的《对华投资论》。该报告指出，“从列强的立场来说，如果想在中国取得相当的势力和发言权，除贷出资本之外，别无他法。换句话说，当前在中国的投资不单纯是其利息的储蓄。贷出资本是手段，其第一个目的是获得权利，第二个目的是扶植势力，第三也许有更大的目的”[20]。这一报告强调了对华投资在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意义，对日本财界产生了极大影响，并促进了日本的对华投资。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对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的三笔贷款，既有经济目的又有政治目的，其以援助为名扩大日本在长江流域的政治、经济权益。这些贷款虽然是大仓组、日本邮船公司、日清汽船公司、横滨正金银行等出面办的，但其背后有日本政府的积极支持。1916年春，久原财阀给孙中山的贷款背后也有军部的积极支持。这便说明，这些贷款表面上是民间财阀的行为，但实际上是日本政府和军部对孙政策的一种形式。

《对华投资论》的特色就在于从政治的角度分析了投资的重要性。这就是说，日本对孙中山和南京临时政府的贷款并不是单纯的经济投资，而是一次政治投资。这与一般的企业投资不同，通过经济投资要达到政治目的。换言之，为达到政治目的而进行贷款，前者是目的，后者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前者比后者更为重要。由此可谓，在日本的对孙政策决定过程中经济因素（投资贷款）是通过政治因素起作用，日本不会进行政治上不具有积极意义的经济投资。这就是说，对孙政策的决定过程中经济因素服从于政治因素，先从政治上考虑是否提供贷款。但这并不否定贷款带来的经济效益，因为贷款在政治上的效益将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日本在华的一大权益是贸易。日本在华的投资虽有猛增的趋势，但与其他列强相比，不占重要地位。而贸易则不然。中国在日本的对外贸易中占第二位（美国占第一位），1910年日本对华贸易总额为1.58亿日元，占日本对外贸易的17%。[21]其中从中国进口6800万日元，占第三位；出口9000万日元，占第二位；进出口顺差2200万日元。[22]这些数字表明中国在日本的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华贸易的如何直接影响日本的对外贸易和其国内经济形势。

在此，以辛亥革命为例，说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对中日贸易产生的巨大影响。处于中部中国的长江流域在日本的对华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1910年日本对中部中国的出口5500万日元，占对华出口的64%；进口4800万日元，占从中国进口的70%。[23]在占有如此重要地位的中部中国爆发了武昌起义，并迅速波及长江流域。革命引起的动乱，不仅影响了中国经济，而且直接影响了日本的对华贸易。1911年10月前逐月增长的中日贸易，从11月至历年2月的4个月中，与1910～1911年的同期相比，减少1121万日元，减少率为30%，中部地区则减小1270.6万日元，减少率为57%。从中国的进口则在同一时期减少2320万日元，减少率为60%。中部地区则减少2183万日元，减少率为70%。[24]这一减少无疑是对日本对外贸易的沉重打击。

对华贸易的减少，则导致日本市场上的一些商品价格上涨。例如麻、漆、鸡蛋的价格因进口减少而涨价10%以上。另一方向，因出口的减少，一些企业减产或倒闭。例如火柴出口减少一半，因而一些工厂减产一半，或者倒闭。由于出口的减少，对中国出口中占第一位的棉纱价格暴跌，一些棉纺厂不得不减产，或者停产。由于辛亥革命引起的经济秩序的混乱，日本的对华贸易将近半年受到较大影响，由此蒙受的经济损失也较大。这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到日本的对华和对孙政策上。日本为了早日恢复中国的安定和对华贸易的正常秩序，要么对立双方之一的孙中山让步妥协（1924年孙中山北上时），要么压服孙中山屈服于与他对立的另一方（1917～1922年南北对峙时期），要么孙中山避开冲突（如1913年二次革命时期）。这便说明，虽然在投资贷款中政治因素起重要作用，但在贸易领域里经济因素起更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政治因素服从于经济因素。

从上述事实中得出：日本在决定对孙政策的过程中，经济因素起作用，但有时服从于政治因素，通过政治因素发挥作用；但有时政治因素服从于经济因素。总之，经济因素不是单纯的一个因素，而是与政治因素结成不解之缘。

综上所述，日本的对孙政策是在维护和扩大日本在华殖民权益的原则和大前提下，各种因素起复合性的多样的作用，有时其中的一两个因素起特别重要的作用，有时另一个因素起特别重要作用，因此，在分析日本对孙中山的政策时，特别要注意一个政策中所包含的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及它们的复合性的综合作用，对具体政策要进行具体分析，绝不能一概而论。对日本决定对孙中山政策过程中起作用的诸因素上述分析，不仅对日本的对孙政策的解剖有积极的意义，而且对孙中山的对日言论和态度的理解也有很大启迪，因为这两者是相互矛盾和统一的对立体。

注释

[1]参照《历史研究》1990年3期，142～156页。

[2]参照拙著《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287～334页。

[3]参照拙著《孫文の革命運動と日本》（日本六兴出版，1989年）167～168页、185～190页。

[4]参照拙著《孫文の革命運動と日本》（日本六兴出版，1989年）264～272页。

[5]参照拙著《孫文の革命運動と日本》（日本六兴出版，1989年）210～222页。

[6]参照拙著《孫文の革命運動と日本》（日本六兴出版，1989年）113～115页。

[7]参照拙著《孫文の革命運動と日本》（日本六兴出版，1989年）127～132页。

[8]参照拙著《孫文の革命運動と日本》（日本六兴出版，1989年）244～247页。

[9]参照拙著《孫文の革命運動と日本》（日本六兴出版，1989年）294～300页。

[10]《東京朝日新聞》，1918年6月28日。

[11]《孙中山全集》第五卷，276页。

[12]《孙中山全集》第五卷，277页。

[13]《孙中山全集》第五卷，354页。

[14]参照拙著《孫文の革命運動と日本》（日本六兴出版，1989年）264～272页。

[15]参照拙著《孫文の革命運動と日本》（日本六兴出版，1989年）332～337页。

[16]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朝鲜总督的寺内正毅（陆军大将）惊叹：“清共和国论对我国的人心影响之大，从现在新闻界年轻这辈的论述中可知其可怕，要及早采取措施，以防其影响。”

[17]《孙中山全集》第一一卷，365页。

[18]参照拙著《孫文の革命運動と日本》（日本六兴出版，1989年）340～354页。

[19]雷麦：《外人在华投资》，（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313、318页。

[20]山浦贯一：《森恪》上卷，（高山青院，1943年版），197～200页。

[21]安木重治：《日本在对华贸易中的地位》，见《新日本》1911年12月号，24页。

[22]安木重治：《日本在对华贸易中的地位》，见《新日本》1911年12月号，24页。

[23]安木重治：《日本在对华贸易中的地位》，见《新日本》1911年12月号，26页。

[24]八木生：《对华贸易的恢复》，日本外务省通商局，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