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盟约》是中日盟约问题中的核心文献，现保存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洞富雄先生处。据此《盟约》，1915年2月5日孙中山、陈其美和日本的犬冢信太郎[3]、山田纯三郎在此《盟约》上签字盖印。此《盟约》有中文本和日文本，用毛笔书写，蜡封后盖有封印。

《盟约》内容如下：

中华及日本因为维持东亚永远之福利两国宜相提携而定如下《盟约》。

第一条 中日两国既相提携而他外国之对于东亚重要外交事件则两国宜互先通知协定。

第二条 为便于中日协同作战，中华所用之海陆军兵器弹药兵具等宜采用与日本同式。

第三条 与前项同一之目的，若中华海军聘用外国军人时，宜主用日本军人。

第四条 使中日政治上提携之确实，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

第五条 相期中日经济上之协同发达，宜设中日银行及其支部于中日之重要都市。

第六条 与前项同一之日（目）的，中华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外国。

第七条 日本须与中华改良弊正（政）上之必要援助且速使之成功。

第八条 日本须助中华之改良内政整顿军备建设健全之国家。

第九条 日本须赞助中华之改正条约关税独立及撤废领事裁判权等事业。

第十条 属于前各项范围内之约定而未经两国外交当局者或本《盟约》记名两国人者之认诺，不得与他者缔结。

第十一条 本《盟约》自签订之日起拾年间为有效，依两国之希望更得延期。

中华民国四年贰月五日即

大正四年贰月五日作于东京

孙文 印

陈其美 印

犬冢信太郎 印

山田纯三郎 印

日本外交史料馆所藏的《孙文动静》是研究孙、日关系的重要档案资料。[4]签署《盟约》的第二天即2月6日的《孙文动静》记有2月5日孙活动情况，为考证《盟约》真伪提供了重要线索。真伪两说都引用此档案资料，但得出的结论则相反。2月6日《孙文动静》记录如下：

上午11时，山田纯三郎来访，下午3时50分离去。

上午11时10分，孙再打电话，请陈其美持印速来。

上午11时48分，陈其美陪同藤田礼造来访，参与交谈。陈11时53分，藤田下午1时2分离去。

中午12时10分，陈其美再次来访，参与交谈。下午1时45分离去。

中午12时10分，王统一来访，参与交谈。2时离去。[5]

（一）据此记录，5日孙中山、山田纯三郎、陈其美三人于同一时间聚集在孙宅是确实的。至于犬冢不仅这一天未在孙宅，而且这时期几乎与孙无往来。据《孙文动静》，孙只有1914年8月12日在陈其美处与他相会一次。犬冢是1916年1月25日初次访孙宅，其后在2～4月往来频繁。这便有了下面的疑问：犬冢的署名和印章是真的还是他人的？如是真的话，犬冢是何时签名的？

（二）“上午11时10分，孙再打电话，请陈其美持印速来”的记载，与这一天陈其美在该《盟约》上签名盖章是否存在直接关系？日本学者就将这一条记载当作判断真伪的重要依据之一，并断定为真物。尽管如此，若以此断定陈确实在《盟约》上盖章，还得需要其他佐证和旁证。因为还存在孙、陈在同日用它在其他文件上盖章的可能。陈是陪同藤田礼造来访的。藤田在东北沈阳经营火药店，访孙宅只有这次。我国台湾学者认为，陈陪藤田来访是为签订买卖火药的合同，孙叫陈持印速来的原因也在此。以此否定日本学者的陈持印来在《盟约》上盖章之说。[6]但这是推理，若要证实，则需合同原件等直证材料；另外，即使如此，也还不能排除在《盟约》上盖章的可能性，因为印章在同一时间内是可以盖几次的。

（三）这一天，孙、陈、山田三人在一起的时间是藤田离去的下午1时3分至陈离去的1时45分，共43分钟。这么短的时间内三人讨论、起草这一《盟约》是不可能的。如在此前起草，则需三人在此前有聚会讨论起草的足够时间。此前三人开会的时间如下：

1月27日，午后4时55分至6时35分，共1小时40分钟。[7]

1月31日，午后3时40分至4时40分，共1小时，王统一也参加。[8]2月1日，午后4时20分至5时10分，共50分钟。[9]2月2日，午后1时5分至2时55分，共1小时50分，王统一参加。[10]2月3日，陈和山田前后两次访孙，但三人在一起的时间是午后3时35分至3时58分，共23分钟，王统一和戴天仇参加。[11]2月4日，山田、陈二人都未来访。[12]

如上所述，日本外交史料馆所藏的2月6日《孙文动静》为研究《盟约》真伪提供了重要线索，但还有以上的几个疑点，有待用新的直证和旁证材料进一步考证。

关于《盟约》的第二件史料是山田纯三郎的回忆。他在回忆日本海军中将秋山真之的文章中说：“中国方面以孙和陈[其美]，日本方面以犬冢[信太郎]和我为名义缔结了密约。现在其〇〇的〇〇还藏在某处的金库里。它是由秋山将军执笔，我拿去亲手交给孙的。”[13]日本学者认为，这“〇〇的〇〇”是指“日中的《盟约》”，“某处的金库”是指参谋本部的金库，并断定此《盟约》由秋山执笔。山田在这一回忆中也曾谈到缔结密约的背景及围绕《盟约》的人际关系。他说，1912年秋山任日本海军第一舰队参谋长时与满铁理事犬冢信太郎相识，并“就中国问题畅谈一番，一下便如十年知己。还有一人是当时的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这三人很为各种中国之事担心”。不久，秋山、犬冢、小池三人劝日本财阀久原房之助借款给孙中山100万日元。三人又托陆军教育总监上原勇作做久原借款给孙的工作。久原答应借款，作为其代价缔结了这一《盟约》。[14]这就是说，《盟约》是久原借款的直接产物。

那么，先考证一下久原借款。关于久原借款给孙之事，山中峰太郎另有记述。山中还说，日俄贸易公司社长松岛金太郎、犬冢信太郎、小池张造、秋山真之及中方的王统一、戴天仇、廖仲恺等人也参与了此事。[15]山中的记述与1916年3月的《孙文动静》中有关记载相吻合。据《孙文动静》，松岛于1916年3月5日访孙；[16]孙也于3月7日偕王统一、金佐治（可能是廖仲恺的化名）访松岛，这时山中也在座。[17]3月8日，松岛访孙两次，晚陪同孙访久原房之助。[18]3月10日松岛访孙两次并在松岛宅缔结了久原借款之合同。[19]在这一合同上，中方由孙和戴天仇、日方由松岛和山中签字。

3月19日，孙中山偕戴天仇访久原，日本国会议员秋山定辅也在座。秋山也有久原借款之回忆，但其过程与山中有所不同。[20]

孙中山也曾言及久原借款。1916年2月22日孙在致久原函中写道：“前日所交下日金柒拾万元已收到，当即呈上借款证书。”[21]

根据以上几位的回忆、记述和函件可以确定：首先，久原借款是1916年二三月之事，而不是1915年的。这便告诉我们所谓的《盟约》与久原借款相隔一年，两者没有直接关系。而且秋山真之于1916年2月去欧洲，10月回国，[22]这时不在国内，有关的《孙文动静》中也没有秋山参与的记载。山田在回忆秋山真之的文章中所说的两者关系与历史事实不符。

其次，山中的记述只谈久原借款，不涉及《盟约》问题，这与山田的回忆不同，更接近历史事实。

再次，犬冢信太郎，如山中所说，在交涉久原借款时与孙有频繁往来，而在1915年二三月则没有往来。

还有一个问题是山中与孙的关系。这时山中与孙的关系并不密切，《孙文动静》中只记有1915年1月23日下午3时25分访孙，但孙谢绝会见。[23]1916年3月7日山中在松岛宅与孙见了一次面，由此可见山中曾参与了久原借款，他对此借款的记述较为可信。对《盟约》问题，因他那时与孙关系不密切，不大可能知道，所以他在记述中没有涉及《盟约》是符合情理的。

由此看来，山中的记述不能作为判断《盟约》真伪的旁证。山田纯三郎在忆秋山真之的文章中所谈的《盟约》一事是个孤证，年代上相差一年，而其中的“其〇〇的〇〇”无疑便是“日中的《盟约》”，以及某处金库就是“参谋本部的金库”的结论[24]仅为推测，缺少证实它的直证和旁证史料。而且秋山属海军，参谋本部是属陆军的，海军的参谋部称为军令部，秋山把它放在军令部的可能是有的，但放在参谋本部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一个人的行为有其政治思想根源，孙中山也不例外。推断《盟约》为真物者的政治思想上的主要依据是由一句记录——“独孙先生于此事（按：指‘二十一条’）默不一言”[25]——出发，遂认为孙中山对“二十一条”认识不清，因而与日方订立与之内容较为相似的《盟约》是完全有可能的。“独孙先生于此事默不一言”，出自1915年3月10日中华革命党第八号通告，但同一天孙中山致美国华侨同志之函中明确指出：“足以令我国民恐慌者，即为近日中日交涉问题；再推远观之，则为将来欧洲战事完结之后，列强相继而来，效尤日本，则中国瓜分之惨祸立至，尚何疑义？苟中国目前之交涉，一旦退让，中国亦难再有革命图存之机会矣！职是之故，我国人当速即起事，以救亡于未亡之际。否则，日本之吞并中国，如英之吞并埃及，同一破亡，永无复见天日之望矣。”[26]上述引文表明孙中山对“二十一条”及其交涉有明确的认识，而且表示了反对“二十一条”交涉之态度。在此函中，孙中山还批驳了为驱除袁世凯借助日本之谣言，说：“若谓借助于日本一说，虽至愚之人，亦足以知日本万不可靠，稍有识者亦当知造谣者立说之谬妄矣！”这批驳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对孙中山的谣言。

与“真物说”相反，我国台湾的学者认为，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家和爱国主义者，从政治思想上来说，他不会作出签署《盟约》的举动，因此《盟约》是伪物。这同样是主观上的推理。

一切行为都有其政治背景。先把具体问题考证清楚后再下真物还是伪物之结论，然后根据结论再分析其政治思想根源，这是处理实证性考证与政治思想关系的程序。中日盟约问题的考证也应该遵循这一程序，前两者的提法都违背了这一程序。

考证《盟约》之真伪的另一重要途径是关于它的来历问题。如前所述，该《盟约》至今还保存在洞富雄教授处。据洞富雄教授说，《盟约》是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某教授病危时交给他的，而文学部的那个教授又是从东京的岸家那里拿来的。岸家先辈中有一个叫岸清一的，那一时期在日本的北越和山东一带与犬冢信太郎共同策划开矿，但没有成功。大概由于这个关系，《盟约》从岸家传下来的吧。

洞教授还有两张借据：1915年1月13日孙中山从犬冢那里借用13万日元的借据和同年3月15日“收到犬冢先生交来金五千日元”的收据。这两件也是从岸家传下来的，都有孙文的签名和图章；图章大小与《盟约》的孙图章一样，都是2.3厘米，签名也大体相同。1月13日的签名与《盟约》的中文本签名相似，3月15日的签名与日文本的签名相似。但据《孙文动静》，这个时期孙中山与犬冢并没有直接往来。没有来往却有借条，而且签名和图章都与《盟约》的非常相似，如何解释？这便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此《盟约》与犬冢是否没有直接关系？而且《盟约》上的签名又不像他本人的。为了弄清《盟约》产生的背景和过程，应该通过岸家族进一步调查。

山田纯三郎的有关回忆，虽然在久原借款问题上有一年之差，但尚不能以此完全否定该《盟约》是由秋山真之起草之说。应先将《盟约》与秋山的笔迹加以比较，进而甄别《盟约》是否由秋山执笔。如前所说，从时间角度来说，2月5日及其以前，孙、陈、山田三人没有时间充分讨论和起草《盟约》。如果这样的话，这与山田的说法即“由秋山将军执笔，我拿去亲手交与孙的”是否有什么关系？山田是2月5日上午11时访孙，孙是10分钟后打电话，“请陈其美持印速来”的。如山田的回忆是真的话，他是否拿着秋山起草的《盟约》上午11点到达孙宅？这些都是疑问和推测，需要材料来证实。可是日本爱知大学所保存的《山田纯三郎文书》中却没有收录有关材料。

据我国台湾学者考证，《中日盟约》（指中文本——笔者注）是依据《日中盟约》的日文译成中文的，文字欠通，完全是日本人自作自译的东西。[27]那么，这与山田的上述说法又有何种关系？

这一《中日盟约》不是唯一的，当时国内报刊也刊载过《孙文之日支攻守同盟条约》[28]、《孙文与犬养毅订结协约》[29]等。其内容与《盟约》有共同之点，也有不同之处，其真伪需要考证。[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