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关余斗争是孙中山反帝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海关应属中国管辖，但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海关行政管理权却被以英国为首的列强所把持，海关收入用来支付庚子赔款和以关税担保的外债及其利息。其剩余部分即关余，自1917年起交与北京政府。1919年起关余总额的13.7%拨给西南护法政府，但1923年3月却停止交付。第三次广东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便要求将这一部分关余拨给广东政府。

孙中山争取关余斗争的矛头，首先指向英国。因此，他极力争取日本的支持。7月20日，在正式照会驻京公使团之前，孙中山派广东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访天羽总领事，要求日本予以支持，并请天羽将此意转告内田外相，“诚望日本予以承诺”[59]。此时，日本与孙中山、广东政府关系大有改善。9月5日，孙中山向驻粤领事团和驻京公使团正式提出这一要求后，总领事天羽便致电驻北京公使芳泽谦吉和外相山本权兵卫，[60]希望支持孙中山的要求。他说，自1920年以来未交付款虽有商量之余地，但没有理由拒绝广东政府对现在及将来关余之要求，至于13.7%的分配额，因今日广东政府之辖地大为缩小，当依实情再商议。[61]10月6日，在北京的日、英、法、美公使商议孙中山的关余要求时，日本公使芳泽表示支持孙中山，[62]认为孙的要求言之有理，如拒绝则有收回海关之虞。

可是，总税务司英人安格联于11月2日断然拒绝孙中山的关余要求。11月19日，广东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就此事质问驻粤英国总领事杰弥逊，并警告：“如拒绝广东政府之要求，非常遗憾，只能诉诸最后之手段。”[63]这一“最后之手段”即指收回海关。杰弥逊则威胁伍说，“若如此，英国将断然实行经济封锁”[64]。这样，广东政府与英国的关系急剧恶化。然而，广东政府与日本关系却进一步发展。11月6日，总领事天羽拜访孙中山；同日晚，省长廖仲恺、外交部长伍朝枢、市长孙科、公安局长吴铁城等设宴款待天羽；[65]16日，孙中山致书犬养毅，希望日本支持他的事业。当时，广东从西贡进口大米，出口生丝，如英国等列强实行经济封锁，广东的对外贸易将遭受严重打击。因此，孙中山欲求日本船只承运这些进出口物资。11月20日，孙中山派他的日人顾问井上谦吉，将此意转告天羽。但天羽表示不赞同。24日，孙中山又派邹鲁向天羽再次提出这一要求，仍遭拒绝。天羽在关余问题上支持了孙中山的要求，但在收回海关问题上反对孙的要求。他要井上将此意转告孙中山。

此时，孙中山积极改组国民党，推进广东政府的革命化。同时，孙中山和广东政府收回广东海关之说广为流传。这便加深了列强对孙中山和广东政府的敌意。12月1日，驻京公使团警告孙中山和广东政府：“不得对中国海关有任何干涉，如加干涉则将采取必要的强硬手段。”[66]公使团还提议，各公使电告泊于广州的各国军舰“应与领事团商量，采取必要之措施”[67]。对此，日本也采取了协调一致的态度。外相伊集院[68]电训芳泽：“万一广东政府无视外国之意向，擅行非法之措施（指收回海关——笔者），我方不妨与领事团取一致之态度，并与军舰联络，采取适当之措施，以便阻止此种事态”[69]，但又指示“避免取主动态度”[70]。这表明，日本虽然与列强采取统一的行动，但仍为今后同孙中山和广东政府的交往留下余地。

12月3日，驻粤英国总领事杰弥逊将北京公使团12月1日的警告转告伍外长。5日伍外长答复杰弥逊：广东政府“并无干涉税关及迫胁收管海关行政之意”，但关余“应截留为本〈地〉方之用”[71]。可是，北京公使团依然拒绝了孙中山和广东政府的要求。孙中山和广东政府虽然提出强烈抗议，却没有实力抗击列强。孙中山力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他希望与总税务司安格联交涉，并请日本居中促成。12月15日，孙中山通过日人佐藤安之助向天羽表达了此意。[72]翌日，孙的日人顾问井上谦吉以孙中山的名义设宴招待天羽，同日晚，伍外长再次宴请天羽，并请日本公使芳泽从中调停、斡旋。17日，天羽致电伊集院外相，认为“有慎重考虑之必要”[73]。这说明，孙中山和广东政府依然对日本抱有希望，日本对其要求也有所同情和支持。因此，广州舆论一时对日表示满意。《民国日报》载文称，“东方外交上尚为有力之发言者，则为日本，日本自遇灾变以来，外交方针不无稍改，故此对于关余之收用，亦表示满意于我”[74]。然而，此时美、英、法、意等正向广州调集军舰。随之日本也调来两艘军舰。泊于广州港的外国军舰增至17艘，陆战队也准备登陆，局势恶化。因此，请日本公使调停的希望变成了泡影。

可是，孙中山和广东政府无力与列强进行武力对抗。恰在此时，葡萄牙公使符礼德路经香港。孙中山派代表与其接触，请他居中调停。葡公使把孙中山之意转告北京公使团，但公使团拒绝了孙中山的要求。

1924年1月4日，美国公使舒尔曼来粤，与伍外长进行了会谈。双方就关余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一、广东政府不收回广东海关；二、所拨关余用于治水和市民的福利事业。6日，舒尔曼拜会孙中山，孙对伍、舒会谈结果无异议。[75]舒尔曼回到北京后，便与公使团、总税务司及北京政府商议此事。北京政府在不用于军费之条件下同意将关余的一部分拨给广东政府。总税务司也表示赞同。4月1日北京公使团决定将部分关余拨给广东政府，孙中山和广东政府争取关余的斗争终获成功。停泊在广州港的外国军舰也从1日起陆续撤走。

关余问题虽然是通过美国的斡旋得到解决的。但孙中山和广东政府为解决关余问题曾寄希望于日本，且多次要求它予以支持；事实上日本对孙中山和广东政府也有所同情和支持。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如果说1919年前后孙中山的对日认识和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话，他与日本之间不会产生这种关系。

1924年秋，广东商团勾结英帝国主义，妄图颠覆广东政府。孙中山和广东政府在平息这次叛乱中，依然对日本抱有希望，争取日本的支持。孙中山获悉商团头子陈廉伯偷运军械、密谋叛乱的消息后，于8月5日与天羽总领事商谈调解两者间对立的问题。[76]对此次叛乱，日本采取了与英法不同的态度。天羽总领事作为驻粤领事团的首席领事，当8月28日广东政府的陈友仁通知商团将挑起事端时，他召集驻粤各国领事和各国首席海军军官商议后，只是采取了保护外国侨民的措施，并通告广东政府。但英法领事及海军军官对此不满。他们秘密开会，决定当商团军开始军事行动时，英法两国军舰和海军陆战队将直接采取行动，支持商团军。[77]29日，英国总领事杰弥逊还致函恫吓广东政府：“现接英国（驻粤）海军长官通知，云他已奉香港海军司令之令，如果中国当局向城内开火，则所有可动用的英国海军部队将立即采取行动来对付他们”[78]，露骨地表示了对广东政府的敌意。面对这一恫吓，孙中山于9月1日发表《为广州商团事件对外宣言》，抨击了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

此时，日本正值加藤高明内阁执政。以奉行“协调外交”著称的币原喜重郎外相，对英国的军事恐吓采取了不合作态度。孙中山注意到日本的这一态度，9月2日，派秘书苇玉访天羽总领事，向他展示8月29日英国总领事的恫吓函，陈述孙中山对英国异常愤慨之情，并说天羽总领事所采取的保护侨民措施是“稳妥的”[79]，对日本政府所持的态度表示满意。

孙中山在与商团斗争的同时，决定北伐。北伐的主要目的是推翻英美支持的曹锟、吴佩孚把持的北京政府，统一全中国。为了抗衡英美势力，孙中山更要争取日本的支持。为此，他决定派大本营总参谋长李烈钧东渡日本，“联络彼中朝野之士，为发起亚洲大同盟以抵抗白种之侵略”[80]。9月7日晚，李烈钧设宴招待天羽；12日晚，天羽回请即将赴日的李烈钧等16人。[81]天羽还致电外相币原，请其为李访日提供方便。[82]

此外，广东政府还希望得到日本的经济、军事援助。廖仲恺的代表何品佳于9月10日拜访天羽，交涉贷款之事。[83]10月，商团军蓄意制造流血惨案，散发逼孙中山下野和要打倒孙政府等传单，准备发动武装叛乱。广东形势十分紧张。孙中山和广东政府为争取日本的援助而频繁活动。10月10日是武昌起义13周年纪念日，胡汉民和伍朝枢借机招待天羽总领事。翌日，胡汉民等又访天羽，要求日本提供大炮8至10门、短枪5000支及子弹。10月11日，访日归国的广东政府考察团和教育视察团，与天羽总领事举行座谈。

以上事实说明，孙中山和广东政府这时期依然对日本抱有很大希望，希望日本支持和援助平息商团叛乱。

对孙中山和广东政府的这一希望和要求，日本虽然没有公开支持，但态度是微妙的。10月15日，广东政府平息了商团叛乱。英法等国领事要求天羽总领事调动军舰，参加统一的军事行动。但天羽拒绝了这一要求。因此，停泊在广州港的英法军舰不敢轻率支援商团军，只派少量水兵在沙面租界登陆。

平息叛乱后，商团军头子陈廉伯逃进沙面英租界。他深知天羽与孙中山及广东政府的密切关系，乞求天羽居间调停。天羽表示“在不损害政府及商团利益并无外国人干涉内政之嫌疑的范围内，如有良方，可作非正式斡旋”[84]。16日，胡汉民访天羽，天羽向他询问对商团军的意向。胡表示：坚决取缔商团军。鉴于此种情况，天羽没有再提及调停之事。

平息商团叛乱后，留下了列强向广东政府索取赔偿问题。英法等国领事主张采取统一行动，以便对广东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但天羽作为首席领事，反对这一主张。因此各国未能采取统一行动。[85]另一个问题是在赔偿交涉中如何处理南北两个政权。日本和列强均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因此，10月17日领事团会议决定：“鉴于北京政府认孙派为叛乱集团，当地各领事在与孙政府交涉的同时，各公使也应与北京（政府）交涉。”[86]对此，币原外相于10月24日电训天羽总领事，“我方并不认为孙派为叛乱团体，原则上不能同意将索赔和叛乱团体问题联系在一起”，并指示他应与广东政府交涉赔偿问题。这表明了日本政府对孙中山和广东政府的态度。

孙中山平息商团叛乱后，准备收回广东海关。10月17日，孙中山任命罗桂芳为广东海关监督，并令他接受粤关。领事团连续召开两次会议，准备仿效1923年的关余争端，由各国派遣军舰和陆战队，以武力对抗孙中山。英、法、美、葡四国立即调来8艘军舰，并要求日本也派军舰参加这一行动，但日本再次拒绝了这一要求。[87]

那么，日本为什么在商团事件和海关问题上没有与其他列强采取完全一致的政策？此时正值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借此发动北京政变，吴佩孚、曹锟从北京败退，张作霖、段祺瑞重新执掌北京政权。孙中山曾为反吴、曹，与张、段结成三角同盟。北京政变后，冯玉祥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中国政局问题。张、段是日本支持的军阀势力。如在此种形势下日本向孙中山和广东政府施加军事压力，无异从背后牵制孙、张、段联盟的形成，对日本来说与己不利。因此从自身利益出发，日本拒绝参加列强的统一行动。而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孙中山所领导的平息商团叛乱和收回海关的斗争。

日本与其他列强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具有二重性。一是一致性，为了侵略中国的共同目的，日本与其他列强有时采取统一行动，这在关余争端中表现最为突出。二是争夺性，日本与其他列强在瓜分中国和扩大在华权益的斗争中相互争夺。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后，为争夺北京政权，英美支持曹、吴，日本支持张、段、冯。这种二重性是帝国主义侵略本性所决定的。孙中山对日本和列强侵略中国的本性早有明确的认识，但是他从对抗支持曹、吴的英美战略出发，利用列强相互争夺的矛盾，争取日本对他的支持和援助。虽然孙中山在致犬养毅书和关余、商团事件中提出的对日希望和期待，与这一时期日本的对孙政策相去甚远，但是由于列强间的相互争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可能会出现相对的、暂时的、部分的一致点。第三次广东政府时期孙中山的对日态度和日本的对孙政策正是体现了两者间的这种关系。

通过对第三次广东政府时期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的探讨，清楚地看出这一时期孙中山依然对日本抱有希望，甚至抱有幻想。由此可见，1919年前后孙中山对日的认识和态度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而只是一种策略性变化。这时期他对日本的认识虽有新的提高，但他的基本认识是一贯的。而且这时孙中山虽然采取了联俄政策，但也没有放弃联日的活动。11月孙中山渡日和在日的言行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88]

注释

[1]参见拙著《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与日本》，日本六兴出版社1984年版，第26～33页。

[2]《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版（以下所引各卷均同，唯出版年份分别于1981～1986年，不一一注明），第19～20页。

[3]《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版，第218～224页。

[4]巴斯蒂：《论孙中山在法国政界中的关系》，第4～5页。

[5]《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08页。

[6]《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32～533页。

[7]参见拙著《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与日本》，日本六兴出版社1984年版，第142～146、58～59、77～80页。

[8]《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25页。

[9]1917年1月1日《大阪朝日新闻》。

[10]《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5页。

[11]《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6～27页。

[12]参见拙著《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与日本》，日本六兴出版社1984年版，第142～146、58～59、77～80页。

[13]1911年12月宗方小太郎发自于上海的书简，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14]1911年12月27日本庄繁少佐致参谋总长电，第155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15]《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72页。

[16]《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60页。

[17]《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76页。

[18]《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98页。

[19]《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14页。

[20]《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06页。

[21]《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399页。

[22]《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29页。

[23]《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626页。

[24]《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76～277页。

[25]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日本国际联合协会1955年版，第61页。

[26]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日本国际联合协会1955年版，第62页。

[27]天羽英二日记·资料集刊行会编：《天羽英二日记·资料集》第1卷，第1325页。

[28]天羽英二日记·资料集刊行会编：《天羽英二日记·资料集》第1卷，第1420页。

[29]天羽英二日记·资料集刊行会编：《天羽英二日记·资料集》第1卷，第1325～1326页。

[30]天羽英二日记·资料集刊行会编：《天羽英二日记·资料集》第1卷，第1326页。

[31]天羽英二日记·资料集刊行会编：《天羽英二日记·资料集》第1卷，第1335页。

[32]天羽英二日记·资料集刊行会编：《天羽英二日记·资料集》第1卷，第1338、1341页。

[33]《日本及日本人》，1927年10月15日号，第49～50页，《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534页。

[34]天羽英二日记·资料集刊行会编：《天羽英二日记·资料集》第1卷，第1339～1340页。

[35]《日本历史》1987年8月号，第90页。

[36]天羽英二日记·资料集刊行会编：《天羽英二日记·资料集》第1卷，第1333、1335页。

[37]《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197页。

[38]《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198页。

[39]天羽英二日记·资料集刊行会编：《天羽英二日记·资料集》第1卷，第1347～1348页。

[40]《佐佐木到一笔供》（1946年7月5～10日），见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4～15页。

[41]《日本外交文书》大正12年第2册，第291～292页。

[42]《日本外交文书》大正12年第2册，第259页。

[43]《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01页。

[44]《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01～402页。

[45]《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02页。

[46]《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04页。

[47]《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04页。

[48]《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04页。

[49]《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05～406页。

[50]《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05～406页。

[51]《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01～402页。

[52]《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01～402页。

[53]《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04页。

[54]《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05页。

[55]《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33页。

[56]《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89～190页。

[57]《日本及日本人》，1927年10月15日号，第50页。

[58]《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03页。

[59]《日本外交文书》，大正12年第2册，第596页。

[60]1923年9月2日山本权兵卫内阁成立，山本首相兼外相。

[61]《日本外交文书》，大正12年第2册，第597～598页。

[62]《日本外交文书》，大正12年第2册，第598～599页。

[63]《日本外交文书》，大正12年第2册，第601页。

[64]《日本外交文书》，大正12年第2册，第601页。

[65]天羽英二日记·资料集刊行会编，前揭书第1卷，第1351页。

[66]《日本外交文书》，大正12年第2册，第602页。

[67]《日本外交文书》，大正12年第2册，第602页。

[68]9月19日伊集院彦吉为山本内阁外相。

[69]《日本外交文书》，大正12年第2册，第604页。

[70]《日本外交文书》，大正12年第2册，第604页。

[71]《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550页。

[72]天羽英二日记·资料集刊行会编，前揭书第1卷，第1367页。

[73]《日本外交文书》，大正12年第2册，第618页。

[74]1923年12月15日《广州民国日报》。

[75]1924年1月7日广东总领事天羽英二致外相松井庆四郎电，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76]天羽英二日记·资料集刊行会编，前揭书第1卷，第1400～1401页。

[77]《日本外交文书》，大正13年第2册，第529页。

[78]《日本外交文书》，大正13年第2册，第531页。

[79]《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页。

[80]《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180页。

[81]天羽英二日记·资料集刊行会编，前揭书第1卷，第1405～1406页。

[82]1924年9月23日广东总领事致币原外务大臣电，第244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83]天羽英二日记·资料集刊行会编，前揭书第1卷，第1405～1406页。

[84]《日本外交文书》，大正13年第2册，第544页。

[85]《日本外交文书》，大正13年第2册，第545～546页。

[86]《日本外交文书》，大正13年第2册，第545～546页。

[87]藤井昇三：《孙中山研究》，劲草书房1983年版，第256页。

[88]见拙著《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与日本》，日本六兴出版社1984年版，第354～3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