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9月2日，日本成立了山本权兵卫内阁。山本是海军大将，该内阁是藩阀内阁。孙中山通过山田纯三郎获悉他的老友犬养毅入阁任邮电大臣，1916年曾支持孙中山反袁的田中义一陆军大将任陆军大臣，1900年惠州起义时一度表示支持孙中山的后藤新平任内务大臣。10位大臣中有3人曾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支持过孙中山。因此，孙中山对这届内阁寄予新的希望。其中，孙中山最为信赖的是民党领袖犬养毅。孙中山想通过犬养毅影响和说服山本内阁支持他和广东政府的革命事业，支持亚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因此，他称“先生此次入阁，将大有为，可助吾人未竟之志，以解决东亚百年问题，闻之狂喜”[43]，他在致犬养毅的长信中，表达了对这位大臣的期待和希望。这虽是一封私人信件，但从内容来说可谓孙中山致山本内阁的照会或声明。他对日本提出了以下希望：

一、希望日本放弃追随欧洲列强的帝国主义政策，支持亚洲各国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成为亚洲被压迫民族的良友。“今次先生入阁，想必能将追随列强之政策打消，而另树一帜，以慰亚洲各民族喁喁之望”，“倘日本以扶亚洲为志，而舍去步武欧洲帝国主义之后尘，则亚洲民族无不景仰推崇也”。[44]孙中山还指出，日本在维新中崛起于东方时，万万中国人和亚洲各族人“无不视日本为亚洲之救主”，如日本以英待爱尔兰而待高丽则可收拾亚洲全境之人心，“今日亚洲各国皆以日本为依归矣”。[45]

二、希望日本支持中国革命。他期待“日本政府此时当毅然决然以助支那之革命成功，俾对内可以统一，对外可以独立，一举打破列强之束缚。从此日支亲善可期，而东亚之和平永保”，“今幸而先生入阁，想必能将日本前时之失策与盲从列强之主张一扫而空之，其首要则对于支那之革命事业也”。[46]为此，孙中山特别强调了“日本之维新实为支那革命之前因，支那革命实为日本维新之后果，二者本属一贯，以成东亚之复兴，其利害相同密切本有如此，……为日本国家万年有道之长基计，倘支那无革命发生，日本当提倡而引导之”[47]。孙中山还借日本与欧洲列强在华的矛盾指出，日本与欧洲列强在中国的利益相反，“凡对支政策，有利于列强者，必有害于日本”，因此日本不应盲从列强，而应支持中国革命。[48]

三、希望日本承认苏俄，采取亲苏俄政策。“日本当首先承认露国政府，宜立即行之，切勿与列强一致”[49]。他举例说明日本与欧美列强不同，并强调承认苏俄的好处，甚至说“亲露者为日本自存之一道也”[50]。

以上说明，孙中山希望日本支持他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期待日本与中国、亚洲各国及苏俄一道反对欧洲列强。孙中山的这一希望和期待，大都不切合实际，日本也不可能接受。因此，这一希望和期待只不过是幻想而已。

可是，孙中山对日本的这一希望和期待，是在对日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的。在致犬养毅书中，孙中山尖锐地批判了日本的对外政策：

一、批判了日本追随欧洲列强的对外政策。孙中山指出，“贵国对支行动，向亦以列强之马首是瞻，致失中国及亚洲各民族之望，甚为失策也”[51]。他还批评“日本无远大之志、高尚之谋，只知步武欧洲之侵略手段，竟有并吞高丽之举，致失亚洲全境之人心，殊为可惜！”[52]

二、批判了日本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孙中山愤怒斥责，“日本对于支那之革命，十二年以来，皆出反对行动；反对失败，则假守中立以自文。从未有彻底之觉悟，毅然决然以助支那之革命”[53]。

三、批判了日本与列强出兵干涉苏俄，迟迟不承认苏俄的行径。孙中山指出，日本“初以误于与列强一致行动而出兵，后已觉悟而曾单独与露国代表开数次之会议矣，乃竟以承认问题犹与各国一致，而致感情不能融洽，逐碍种种之协商不得完满之结果”[54]。

孙中山对日本的批判与希望和期待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他批判的是日本的过去，期待的是日本的将来。这种相互矛盾的现象在孙中山的讲演和文章中屡见不鲜。他的三民主义讲演就是如此。孙中山在这一讲演中揭露：“最近可以亡中国的是日本。……日本近在东邻，他们的海陆军随时可以**。日本或者因为时机未至，暂不动手；如果要动手，便天天可以亡中国。”[55]但又在这篇讲演中强调中国要强盛，就须学日本。他指出：日本由于具有大和民族精神，“所以乘欧化东渐，在欧风美雨中，利用科学新法发展国家，维新五十年，便成现在亚洲最强盛的国家，和欧美各国并驾齐驱，欧美人不敢轻视”，“我们要中国强盛，日本便是一个好模范”，“因为日本能够富强，故亚洲各国便生出无穷的希望”，“故世界上的白种人不但是不敢轻视日本人，并且不敢轻视亚洲人”。[56]

孙中山对日认识和态度，即孙中山的对日观，充满了矛盾。既要学习日本，又要揭露日本；既期待日本，又批判日本；既肯定日本，又否定日本。这种现象并非孙中山所特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对资本主义列强的态度基本如此。他们一方面十分仰慕资本主义列强的科学技术及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力图把它引进本国；一方面又反对列强的侵略和殖民政策，谋求民族独立。这是列强的对内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对外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二重结构所造成的。孙中山的对日认识和态度，也是作为列强之一的日本所具有的这种二重性的反映。

还应指出，1918年6月孙中山渡日归来至第二次广东政府时期，他侧重于批判日本，不提对日的希望，更无赞誉之词。但第三次广东政府时期则不然，批判和期待始终并存。关于这一点，孙中山于1924年2月接见日本记者松岛宗卫时说得较为清楚，松岛认为，孙中山这种对日既批判又寄予希望的态度“恰如无节操之女郎”，并劝他有所改变。对此，孙中山则强调“此乃促贵国反省之举”，“实为贵国朝野之觉醒”，“吾辈排日只是手段，目的是亲善。为达此目的，乃斗胆出排日之策”。[57]可见，孙中山在这个时期批日或者反日并不意味他与日本的决裂，更不意味他对日态度的根本转变。他为的是争取日本的支持和援助。为此，他对日本的过去也作了必要的批判。

此外，这个时期孙中山对日本的期待，还与中国南北政局密切相关。列强的侵华政策同出一辙，对此，孙中山的认识是清醒的、一贯的。但对待它们的态度和政策，在各个时期又有区别。如第二次广东政府时期，孙中山欲联美、德反日，因为此时期孙中山在国内的政敌是执掌北京政府实权的张作霖，而张作霖得到日本的支持。但第三次广东政府时期则不同，盘踞北京的是曹、吴，他们得到美英的支持。因此，孙中山反过来想联日反英美。曹、吴与英美的结合，又促使日本政府改变了对孙中山的政策。这一原因使孙中山的对日态度和日本的对孙政策发生了变化。由此可见，孙中山对日态度的变化是由于政治风云的变迁和客观形势的要求所致，是利用日本与欧美列强在华的矛盾，以及对国内主要政敌的策略性变化，而不是对日认识和态度的根本性转变。那么，孙中山是否完全相信自己对日的期待和希望一定能实现？结论是否定的。如关于日本能否成为被压迫民族的良友问题，他“将以先生（指犬养毅——笔者）之志能否行于山本之内阁而定之”[58]。这表明，他寄希望于犬养毅，而对山本内阁则是拭目以待。

孙中山致犬养毅书是在争取关余斗争中写的。书简的内容，反映了这一时期孙中山的思想和斗争策略。下面，就海关关余和商团事件，进一步探讨孙中山和广东政府的对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