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2月，孙中山建立了第三次广东政府。这是与北京的吴佩孚、曹锟政权对立的政府。北京政府得到了英美的支持。日本在北京政府中的势力，由于1920年直皖战争中段祺瑞的失败及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张作霖从北京的败退，几乎消失殆尽。列强要维护和扩大在华权益，首先要控制北京的中央政权。从这一角度来说，日本的对华政策遭到了严重的挫折。为挽回颓势，日本改变了对孙中山和第三次广东政府的政策。

在第三次广东政府时期，日本历经四届内阁，即加藤（友三郎）、山本、清浦、加藤（高明）内阁。1924年5月，清浦内阁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这一纲领，可以说代表了这一时期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该纲领的第3条写道：

鉴于中国政局的现状，目前不要偏重于中央政府，与地方实权者尽可能广泛地结成良好关系，以图谋我势力的伸张。因此，经常以公平的态度对待地方实权者，对其正当的目的予以好意的援助。至于援助的适度及方法，根据帝国的利害关系，适当地加以调节。[25]

这里说的地方实权者，首先是指奉系军阀张作霖。为维护在满蒙的权益，该纲领第8条写道：“对现在东三省实权者张作霖根据既定方针，继续予以好意的援助，并维护其地位。”[26]关于张作霖和满蒙问题在该纲领中占有2/5的篇幅，这说明张作霖和满蒙在日本对华政策中的重要地位。这一纲领没有直接涉及孙中山和广东政府，但所谓的地方实权者中理应也是包括的。

日本的这一对华政策，是企图从南北夹击北京的吴、曹政权。而且这一政策是与孙中山和段、张的三角联盟相呼应的。为此，日本在北方暗中支持被赶出北京的张作霖，重整旗鼓，东山再起，以夺取北京政权；在南方，放弃寺内、原敬内阁时期压制和排斥孙中山的政策，主动接近孙中山和广东政府要人，表示“好感”。这虽然不是积极的支持，但与前一个时期的政策相比较，是个转变。

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集团的外交政策的转变，通常是首先表现在更换外交使节上。广东政府成立不久，即1923年3月，日本外务省召回驻粤总领事藤田荣介，由天羽英二接任。天羽曾作为随员参加过凡尔赛、华盛顿会议，是颇有能量的中年外交官。将他派往广东的目的是进一步了解孙中山，改善日本与孙中山及广东政府的关系。

日本政府把北京政府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予以承认，没有承认广东政府。按外交惯例，作为日本外务省派遣的外交代表不能与广东政府进行正式的外交接触。但天羽却打破外交惯例，抵达广东的第四天即5月16日，便在廖仲恺的陪同下，前往大本营拜访孙中山。孙中山对他强调了“日本执行独立外交的必要性”[27]。9月16日，即争取关余斗争中，天羽又一次拜访了孙中山。1935年3月他回忆访孙情景时说，“孙中山常对我主张大亚细亚主义，说作为亚洲国家的日本仿效欧美推行帝国主义政策是不像话的。日本应主动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真正的富有成效的日中提携”[28]。这说明孙中山依然对日本抱有希望，希望日本与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联合起来，反对欧美列强。

天羽任职期间，与广东政府要人来往频繁，关系密切。抵穗的第二天，即5月14日，天羽设宴招待广东省省长廖仲恺和徐绍祯。16日上午，又一一拜访廖仲恺、警察局长吴铁城、市长孙科；21日再访廖仲恺。[29]此后，天羽和广东政府要人多次相互设宴招待。这些都超出了外交礼仪，反映了广东政府与日本关系发展的一个侧面。

孙中山一直期望得到日本贷款。在第三次广东政府时期也是如此。5月22日，廖仲恺访天羽，托他向台湾银行借款20万元，以省长公署作抵押，6个月内用盐税还清。[30]此后，廖仲恺数次派代表何品佳，与天羽交涉借款事宜。7月11日，廖仲恺又访天羽，商谈广东政府借款问题。当晚，财政部长叶恭绰等招待天羽，继续商谈此事。[31]8月4日、28日，何品佳两次会见天羽，交涉向华南银行借款事宜。[32]此外，叶夏声、吴尚鹰、廖朗如等相继到驻粤日本总领事馆，交涉借款问题。这时期，孙中山和广东政府以广东最大企业之一的广东水泥厂为抵押，与三井财阀进行了3000万元的借款交涉。[33]

广东政府还通过天羽总领事，与日人竹藤、甲府就造币厂问题进行多次交涉，并于8月17日签署了有关协定。[34]

广东政府还希望日本帮助开发矿山资源。广东政府聘请日本农商省的技术员，勘探高州矿山。此事由孙中山友人山田纯三郎负责，后藤新平等参与。[35]

广东政府成立后，孙中山拟派廖仲恺赴日。此事提出较早，6月30日、7月11日廖仲恺访天羽时就提出过派员访日一事。[36]此次廖欲赴日的目的尚不清楚，但廖作为省长代表孙中山，希望与日本政府和军部要人会谈的可能性很大。

1923年9月1日，以东京为中心的关东一带发生大地震，引起大火灾，损失惨重。孙中山获悉此消息后分别致函日本政界、财界、军界要人及旧友，表示慰问。他在致犬养毅函中写道：“比闻贵国地震海啸，遂成巨灾。同种比邻之邦，交游宅居之地，罹兹惨变，怛悼逾恒。文自战地归来，留意迅访，幸挚友良朋，尚庆无恙，悬情之恫，差幸轻减。想展伟略，纾宏规，指顾之顷，顿恢旧观。特修寸戋，遥寄侍右，敬候兴居。并祝平安。”[37]孙中山又特令胡汉民、杨庶堪致函陆军大臣田中义一大将，并亲自致电日本国摄政裕仁亲王（即后来的昭和天皇）：“值贵国京城和国家遭受空前灾难，造成生命财产损失之际，请接受中国人民的深切慰问。我深信日本举国必将本着素有的勇气与刚毅精神对待这一事件。”[38]此外，广东政府还欲派团赴日慰问。10月5日和13日，廖仲恺会见总领事天羽时再次谈到此事。[39]孙中山和广东政府对日本大地震所表示的态度，虽系对受灾国民的慰问，但也表明了对日本政府的积极态度。

广东政府成立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也派军官赴粤，与广东政府要人频繁接触。日军参谋总长上原勇作派遣的佐佐木到一通过山田纯三郎结识了广东政府要人蒋介石、孙科、伍朝枢，并受聘为广东政府军事顾问。[40]日本陆军预备役军官井上谦吉任孙中山顾问，曾陪同李烈钧、孙中山两次访日。参谋本部派往上海的冈村宁次中佐也颇受大本营参谋长李烈钧的信任。1924年秋李奉孙中山之命赴日时，有关重要情况都通过冈村宁次转达给孙中山。这些说明，广东政府与日本军部也有往来。

不仅如此，广东政府可能从日本购置了一批武器。据吴佩孚特使透露，孙中山向日本购枪一万支。[41]

五四运动以来，在中国南北，反日运动连绵不断。1923年春，又掀起了收回旅大的爱国反日运动。这一运动波及广东，香山县青年学生没收日本棉纱，抵制日货。孙中山和广东政府不但未予以支持，反而诱导学生停止斗争。天羽对此表示满意，于7月12日致电内田外相说“现政府对我方态度比较友好，因此目前只好委托中国当局，我方取默认的方针”[42]。从中也不难看出广东政府的对日态度。

综上所述，第三次广东政府成立后，日本对孙中山和广东政府的政策和态度有所转变，而孙中山和广东政府对日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孙中山和广东政府显然对日本抱有期待，希望得到日本的支持和援助。如果1917至1919年孙中山的对日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恐不会发生上述情况的。

孙中山对日的这种期待和希望还表现在1923年11月16日致犬养毅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