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往的研究中，国内外一些学者认为，孙中山对日本的认识和态度，以1919年为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就是说，1919年之前，由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缺乏认识，孙中山期待日本政府及军部的支持和援助，对日本没有进行深刻的批判，而1919年之后，他认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抛弃了对日的幻想，并抨击日本的对华政策，其对日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随着历史的发展与变化，大都要经历从浅到深、由表入里、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孙中山对日本的认识也是如此。1919年后，他对日本批判的次数明显增加，程度也日趋深刻。这说明他对日的认识和态度确实发生了变化，但这并不是根本性的转变。[1]

这里，首先要明确一个问题：判断孙中山对日本帝国主义本质是否有认识的最基本标准应是他对日本的侵华本质是否有认识。笔者认为，作为中国民主革命先驱的孙中山对此是有认识的。1894年11月兴中会的成立，标志着孙中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制定的兴中会章程明确指出，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了民族危机，并且深刻地揭露了列强将瓜分中国的事实。[2]1903年9月，孙中山在《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一文中，进一步揭露了日本对福建、浙江一带的侵略。[3]1905年日俄战争时期，孙中山欲联法抗日。[4]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孙中山非常警惕日本对中国进行新的侵略。1911年2月，他在写给宫崎寅藏的信中指出：“但恐贵国政策已变，既吞高丽，方欲并支那，自不愿留一革命党在国中也。”[5]同年8月，他在《复咸马里函》中又指出了日本对中国发动新的侵略战争的可能性。[6]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最为戒备的是日本和俄国出兵干涉。他回国前在欧美进行外交活动的目的便是想利用欧美列强牵制日本和俄国。[7]1912年8、9月，他又多次提到日本以南满铁路为中心侵略南满的事实，并指出，“日占南满，韩、满交通日便，一旦有变，五日间日兵可运到十万，北京内外受困”[8]。1917年1月，他在《大阪朝日新闻》发表《日中亲善之根本义》一文，批判日本追随欧美列强扩大在华殖民权益，表示对日本的不满、恐惧和怀疑。[9]在同年5月发表的《中国存亡问题》一文中，孙中山进一步明确指出，“割台湾于日”“胶州已归日占”“日本占南满、东内蒙、山东、福建，均在〈中国全国幅员〉百分之五以上”。[10]上述事实说明，孙中山在1919年前对日本的侵华本质有一贯的、较为明确的认识。当然这并不是说孙中山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如1913年春孙中山作为国宾访问日本时曾说过，日本“绝无侵略东亚之野心”“纵近年来不免有侵略之举动，亦出于万不得已，非其本心，是我们最要原谅日本的”云云。[11]但这些话是在访日的特定条件下说的，是一种外交辞令。

第二个标准是孙中山对日本对他本人及中国革命的态度是否有所认识。我认为，孙中山对此也是有认识的。日本为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开展革命活动提供了空间，日本民间的有识之士也曾协助过他所领导的革命，因此孙中山把日本当作革命的基地；但另一方面，1895年广州起义和1900年惠州起义时，孙中山要求日本提供军械，但终遭拒绝。[12]1907年3月、1910年6月，他曾两次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1905年11月，日本政府镇压了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1908年12月查封了《民报》。孙中山对此十分愤慨。但他能够自我克制，甚至忍气吞声。然而，1911年12月他从欧美回到上海后，便公开表示了对日本的愤慨之情。在谈到曾两次被日本驱逐时，他说道，“我甚为怨恨日本”“当我主动（与日本）握手时，（日本）却回避不握；而其自身需要时，则来握手了”。[13]他还指出，在日本“经常遭到日本政府的苛刻待遇，对此并不是没有不满的”[14]。

有一些学者笼统地把孙中山是否对日本抱有希望和期待当作判断他对日本帝国主义本质是否有明确认识的标准。我认为对日抱有希望和期待，有两种情况：一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没有认识或认识不清，盲目地寄希望于日本；二是有清楚认识，从策略上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争取日本的支持和援助。前者是认识问题，后者是策略问题，不应混为一谈。即使同一个策略也会有不同的结果。由于各个时期日本对孙中山的政策不同，孙中山的希望和期待有些可以实现，有些不能实现。因此，不能笼统地将孙中山是否对日抱有希望和期待作为判断他是否对日本帝国主义本质有清楚认识的标准。

主张1919年孙中山对日认识和态度发生根本转变的学者的根据是，孙中山在这一年指责日本为帝国主义。6月24日，孙中山在答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时确实说过，“乃不图武人，逞其帝国主义野心，……以中国为最少抵抗力之方向，而向之以发展其侵略政策焉”[15]。孙中山所说的“帝国主义野心”就是指对中国的侵略。然而，孙中山在此之前也使用过“帝国主义”一词。1905年2月，他写道：“天下列强高倡帝国主义，莫不以开疆辟土为心”[16]，也就是说帝国主义就是侵略和吞并他国领土。1919年孙中山使用“帝国主义”一词来对日本进行的批判，与其以往对日本的谴责相较，在内容上大体是相同的。这进一步说明1919年前后，孙中山对日本的侵略本性及对中国侵略事实的认识是一致的。

主张1917至1919年孙中山的对日认识和态度根本转变的学者还认为，由于他对日认识和态度的转变，抛弃了对日的幻想，不再期待日本政府和军部的支持和援助，并一再批判日本。的确，1919年后孙中山对日的批判十分尖锐，毫无顾忌。诸如，他揭露和批判“近代日本对于东亚之政策，以武力的、资本的侵略为骨干，信如世人所指；而对于中国，为达日本之目的，恒以扶植守旧的反对的势力，压抑革新运动为事”[17]；“二十一条”“差不多完全把中国主权让给日本了。在这种协定底下，中国就要成了日本的附属国，日本的陪臣国，恰和日本从前在高丽所用方法一样”[18]，“拟以施诸高丽人之手段，复施诸吾人，将中国改成日本之殖民地”[19]；他还谴责“乃日本竟强行占据胶、青，无异强盗行为！日本可为强盗，吾国断不能与强盗交涉，更不能承认强盗有强夺吾国土地之权利”[20]。他要求日本废除马关条约。[21]1921年11月第二次广东军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在反对掌管北京政权的张作霖的同时，宣布拟与日本作战。他说，“我们的任务非常明确，这就是为统一中国而斗争和同日本作战”[22]，言及北伐时，他又说“吾人并不攻伐中国之北方，乃欲与日本战耳！”[23]这些表明，孙中山的对日认识确实日益深刻，对日本的批判也愈来愈严厉。

那么，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何在呢？本书并不否认孙中山在五四运动和苏俄革命的影响下，思想有所发展，对日认识有所提高的事实。但更为重要的是1917年以后日本对北方的军阀政权和南方的孙中山及广东军政府所采取的不同政策。1917年第一次广东军政府成立后，中国分裂为相互对立的两个政权。日本对孙中山广东军政府的政策往往与对北京政府的态度密切相关。对北京政府不冷不热时，对孙也忽远忽近。日本欲推翻北京政府的统治者时，则支持孙中山。日本积极支持北京政府对全中国的控制时，则压制孙中山和广东政府。1917年段祺瑞控制北京政府时就是如此。日本拉南北军阀势力搞所谓南北议和时，也竭力排斥孙中山。孙中山对日本支持北京政府的政策非常不满。日本寺内内阁支持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和原敬内阁排斥孙中山搞南北议和的举动，均引起孙中山的极大愤慨。这时期孙中山对日的公开批判正是这一愤慨的总爆发。这一点，孙中山于1920年6月致田中义一函中说得较为清楚。在这一信函中，孙中山揭露了日本历届内阁支持袁世凯、张勋、段祺瑞、张作霖的事实，并指出日本政府对于中国所持政策，“专以援助反动党排除民主主义者为事”，“近年以来，中国人民对日恶感日深，根本原因，实由于日本之政策与民国国是不相容，故国人咸认日本为民国之敌。若再以乱中国之和平为事，则国人之恶感更深，积怨所发，其祸将不止于排货”[24]。1916年6月袁死后，如果日本继续支持孙中山反对北京军阀政权，孙中山也不会如此批判日本。因此，这时期孙中山对日的批判，虽有对日认识提高的因素，但更为主要的是日本对北京军阀政权和孙中山及广东政府的政策转变所致。也就是说，在日本的南北政策发生转变时，孙中山一改以往敢怒而不敢言的状况，猛烈抨击日本。然而，这不是对日认识的飞跃，更不是对日态度的根本转变。如果说这是根本性的转变，那么第三次广东政府时期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便无法得到合乎实际的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