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在革命运动中面临两大矛盾：一是他与清朝及执掌北京政权的北洋军阀间的矛盾，即共和主义及体制与封建专制及军阀独裁的矛盾；二是他与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矛盾，即侵略与反侵略间的矛盾。孙中山在革命运动中将国内的矛盾作为主要矛盾，而将与列强间的矛盾作为次要矛盾，并将它当作解决国内矛盾的一种手段。这使孙中山与列强间的关系不同于其对列强侵略本性的认识。

孙中山的共和思想深受欧美诸国的影响，在意识形态方面两者间存在着共同点。从这个角度来说，孙应接近欧美，欧美诸国也应支持他的革命运动。孙在欧美先后居住五年之久，极力谋求援助；但欧美诸国对他置之不理，孙也就无从得到他所指望的援助。与此相反，孙在其思想形成的过程中受日本的影响较少，且其共和思想和日本近代天皇制是难以相容的；但其革命运动与日本的关系却甚为密切。孙在日十余年，将日本作为领导国内革命运动的基地，除1919至1922年的短暂时期之外，他始终期待日本的支持。他的期待和要求有时得到了日本政府、军部及民间人士的响应，从而获得了各种形式的援助。这种情况反映了孙日关系和孙欧美关系在意识形态和实际行动上相反的矛盾现象。

近代中国与日本处在侵略和反侵略的矛盾关系中；孙日关系是近代中日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侵略和反侵略的关系中展开的。叩开中国门户，侵略中国的第一个国家是英国，但中日甲午、日俄战争后，日本取代英国，成为侵略中国的最危险的国家。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日本侵略中国的直接产物。其革命首要的对外任务是反对日本的侵略，废除与它缔结的不平等条约，收回被侵占的国土，但孙中山从1895年筹备广州起义时起就对日本寄予期待，希望日本从财政、武器、人力上支持其革命，并企望依靠这种援助来完成对内的革命任务。这是极为矛盾的现象。

如何解释日本侵华与孙对日期待之间的矛盾关系？目前，学界用两种方法论来加以解释。一是思想认识论的方法论，二是国际关系论的方法论。前者认为，孙对日本侵华本质认识不清，因而期望日本援助。如认识清楚就不会发生这种矛盾现象。该方法论又认为，1919年起孙在十月革命、五四运动和日本援段政策的刺激下，认清了日本侵华的本性，不再期待日本，并严厉批判、抨击日本，他的对日认识和态度从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而孙日关系也转入新的阶段。这种研究方法运用了认识与行动一致这个思想认识论的一般公式，是从认识与被认识事物之间的简单关系来分析孙日关系的方法论。

孙日关系是由多种矛盾互相交错而形成的复杂的矛盾运动，应该运用国际关系论的研究方法来加以解释。笔者认为，孙对日本侵华本性的认识是一贯清醒的。这表现在：1.揭露日本侵占中国领土及扩大在华势力范围的行径；2.要求日本废除与中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3.对日本侵华利用孙及其革命党的实质认识清楚。那么，对日本侵华本质认识清楚的孙中山为何在行动上对侵略成性的日本寄予期待？如何解释这种认识与行动间的矛盾现象？

这种矛盾现象是由列强侵略中国而产生的中国、日本和欧美列强这三者间的二重性国际关系即三者二重的矛盾运动决定的。日本与欧美列强在维护在华既得侵略权益时，互相支持，共同行动；但在扩大新权益时则互相争夺，并以各种方式牵制对方扩大新权益的行动。这是既对立又统一的二重性矛盾关系。中国与日本及欧美列强之间的关系是侵略与被侵略的对立的矛盾关系。以上矛盾关系派生出三者间的二重性矛盾运动。欧美列强借日本与中国之间逐步激化的矛盾，利用中国来牵制日本的侵略行动，有时又利用日本对中国施加压力；日本则不时乘欧美列强对中国施加压力之机，利用中国抗衡欧美列强对它的牵制；而中国的统治者（清朝和袁世凯等北洋军阀）则利用列强间相互争夺而产生的矛盾，采取“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有时利用欧美列强抵抗日本侵略，有时又利用日本牵制欧美列强。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中，中日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因为这时日本已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国。日本向中国侵略扩张必然激化日本与中国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后者也自然会在一定时期中投靠与日本对立的欧美列强。而欧美列强为了牵制不断谋求扩大在华权益的日本，也在一定时期中支持北京的统治者。这就使两者为各自的利益结为一体。在这种情况下，欧美列强不会支持力图推翻北京统治者的孙中山。这在孙中山与袁世凯、欧美诸国的关系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而日本则出于其侵华的需要，利用孙中山与北京政权之间的矛盾，有时支持孙从背后牵制和打击北京政权。

孙中山在其革命运动所面临的各种矛盾中将他与清朝及袁世凯等北洋军阀之间的矛盾作为主要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他试图利用外国侵略中国而产生的中外矛盾来争取外部支持，以便击败其国内的主要敌人，进而完成革命任务。在无法得到欧美列强援助的情况下，孙中山不得不期待日本援助。这种选择不是以孙对日侵略本性的认识如何来决定的，而是围绕侵略中国的日本、欧美列强与中国这三者之间的矛盾运动所决定的。这就产生了类似恶性循环的后果。如孙中山期待日本援助则给欧美以孙“亲日”的印象，欧美列强因此更不愿支持“亲日”的孙中山；深受欧美思想影响的孙中山在无法得到欧美列强支持的情况下，只得进一步期待日本支援。

孙中山与北京统治者间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大矛盾，但矛盾着的各方关系因执掌北京政权的实权人物的更换而发生变化；随之，中国近代社会的另一种矛盾即中国与各列强的矛盾关系也发生了变化。1916年袁死后，段祺瑞执掌了北京政权。时值“一战”后半期，卷入大战的欧美列强无暇顾及中国，而且无力牵制日本在中国扩大新权益的活动。这使中国、日本及欧美列强间的三者二重的矛盾和矛盾各方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北京的统治者是依靠列强撑腰来维持统治的，段上台后，在得不到欧美列强支持的情况下投靠了日本。段利用日本的“西原借款”加强自己的军事实力，企图以此镇压南方的广东军政权，武力统一中国；而日本则以“西原借款”和中日军事同盟全力支持段政权，妄图利用段统一中国，使其得以实现称霸中国的野心。1920年直皖战争后，日本继而支持取代段的张作霖，继续推行既往的政策。日本支持段、张统一中国的政策，也是消灭广东军政权的政策，这就激化了孙中山与日本的矛盾。1919年（或1917年）后，孙中山对日本的猛烈抨击，就是这一矛盾的总爆发。这时，孙希望联欧美反日本，并发出呼吁，但未得到响应。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三者二重的矛盾关系又发生了新转变。经过这次战争，亲日的张作霖政权被曹锟、吴佩孚取代。这就使孙与段、张的矛盾为孙与曹、吴的矛盾所取代，孙与段、张的矛盾一时缓和。曹、吴政权与段、张不同的是投靠了欧美列强；大战后卷土重来的欧美列强积极支持这个政权。华盛顿会议之后，欧美列强加强对华政策，重新牵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这就加剧了日本与欧美为争夺中国的矛盾。日本为了抗衡欧美，牵制曹、吴政权，在北方支持被逐出北京的张作霖，在南方则支持孙的第三次广东军政府，以对北京的曹、吴形成南北夹击之势。这就激化了日本与曹、吴间的矛盾。孙则利用日本与曹、吴及欧美列强间的矛盾，力图借助日本的支援来推进反曹、吴的北伐，进而完成国内的革命任务。这样，1919年以来一时激化的孙日矛盾又转向缓和，两者恢复了1919年前的关系。孙日关系由此又进入一个新阶段。

若将这一历史时期孙日间的矛盾关系同日本与北京政权间的矛盾关系加以比较，对日本来说，前者居于次要地位，后者居于主要地位。日本在各个时期的对孙政策并非根据孙的期望及其对日态度来决定，而是根据对北京政权的政策来决定的。如日本反对或者欲排除北京的掌权者时便支持孙共反之；日本支持北京的掌权者时则压孙顺从之；日本对北京的掌权者不即不离时则对孙也不冷不热。从计量学的角度来说，可将这种矛盾关系称为反比例关系。由此可见，日本的对孙政策是根据对北京政权政策的变化而变化的；而孙中山的对日态度则是随着日本对孙政策的变化而变化的。日本在孙日矛盾关系中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并决定了孙日关系的内容和性质。

孙日关系的另一大矛盾是孙的革命理想与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实施的策略及手段之间的矛盾。孙中山革命的一大任务是废除中国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间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争取国家的独立。但因中国革命势力微弱以及上述三者间的二重矛盾关系的制约，孙不得不期待日本援助。日本曾一时支持孙，其目的是为了扩大在华权益，如实现这一目的的要求得以满足，日本就支持孙。孙为得到日本的援助，不得不做出妥协，将一些权益让给日本。这反映了孙日矛盾中的同一性。但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经过斗争，孙日关系在一定条件下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这一转化应是从期待日本转向要求日本废除与中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并收回日本侵占的国土及主权。这一努力的成功，将使日本成为与中国平等相处的近邻。孙中山相信这一目标最终会实现，因此他审时度势，果断地暂时牺牲了部分国家权益。但是，矛盾的转化需要一定条件，若不具备一定的条件，这种转化不可能实现。这里所指的条件是，孙中山利用各种矛盾，借助日本的援助不断加强革命运动自身的力量，进而推翻军阀的统治，建立富强的新国家。这个新国家将以实力抵抗日本的侵略，并迫使日本放弃在中国的一切殖民权益。然而，在孙中山所处的时代未能具备这一条件，孙日矛盾关系也就没有发生转化，孙的革命理想与策略、手段在矛盾运动中也未能实现完全的统一。但这并不排除在一个短暂的时期，为某一个目的，一时实现了这一矛盾运动的统一。1916年孙在反袁反帝制的斗争中争取了日本的援助就是其例之一。但这种统一是昙花一现的，袁死后，日本又极力支持段掌权，并利用段来压制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