缔约三国都是法西斯国家。法西斯的一大特点是猖狂反苏反共。它们在协定中,以极其恶毒的语言攻击和诬蔑社会主义苏联和共产国际,在军事上规定,缔约国的一方与苏联处在临战或交战状态时,“缔约国的另一方不得采取在效果上足以减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负担的一切措施”[11]。这是它们长期反共反苏的继续。日本早在1918年就侵入苏俄的远东地区,妄图消灭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九一八”事变后,陆相荒木贞夫、参谋次长真崎甚三郎等竭力主张攻打苏联,并狂叫1934年前做好侵犯苏联的一切准备。这种意见当时在日本陆军中占主导地位。希特勒也在《我的奋斗》一书中狂叫,“当我们今天谈到欧洲的领土的时候,我们主要必须想到俄国和它周围的附庸国家。看来,命运本身希望在这里向我们指明道路”[12]。这些狂言是日德妄图侵入苏联的自供状。
然而,《防共协定》不是针对苏联的临战前的军事同盟协定。当时日本统治阶级内部就北进打苏联还是南进打英美的问题争论不休。陆军在《国防国策大纲》中主张,“首先倾注全部力量压服苏联”,“排除北方的威胁后,以实力完成对南洋及中国的国策”。[13]这是先北进后南进的主张。海军则在《国策纲要》中主张,“在确保帝国在大陆的地位的同时,向南方发展为根本”,对苏联“我方不采取积极的进攻性政策”。[14]这是北守南进论。结果陆海军折中双方意见,拟定了《帝国国防方针》。该方针规定“以美国、俄国为目标,同时防范中国和英国”[15]。根据这一规定,广田内阁制定《国策基准》,并规定“陆军军备,以对抗苏联于远东所能使用的兵力为目标”,“海军军备,应配备和充实兵力,足以对抗美国海军,确保西太平洋制海权”[16]。这是南北并进论,一方面说明日本的侵略胃口之大,但另一方面又说明它尚未决定究竟先打那一方。可见,日本尚未下先打苏联的决心。
那么,当时日本对苏联的具体政策是什么?不是咄咄逼人的攻势。广田内阁为执行《国策基准》,拟定了《帝国外交方针》。该方针就苏联问题写道,“鉴于目前国内外形势,严戒我方向苏联挑起事端,专用和平手段努力解决过去的悬案”,“如果苏联方面进一步表明希望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而借此能够解决日苏间的各种重要悬案(包括整理远东军备,以取得彼此势力的平衡在内),则宁愿明确表示希望这类条约”。[17]规定对德谈判原则的《缔结日德政治协定问题》一文更明确地写道,“不要由此过度刺激苏联,日德合作不要诱致对苏战争”,“我国与苏联接壤,在苏联境内多少有权益,两国间存在着各种悬案,如徒然刺激苏方,我方直接蒙受的损失必定不少”。[18]因此在协定谈判中,日德相较,德国态度激烈,调门也高,而日本却总怕过分刺激苏联。因此,日本对协定草案数次提出修改意见。对协定的前言,日本则认为刺激性大,希望加以修改,如德方不同意,则日方单独发表声明予以解释。广田首相也在解释协定的作用时说道,“东西两方缔结条约,对苏联施加压力,以便阻止战争的爆发”[19]。这些事实说明,日本当时是想避免对苏战争。
德国虽然唱高调,但当时却不想发动对苏战争。1922年4月,德国跟苏联订立拉巴洛条约,1926年又订立友好中立条约。这些条约和新订立的《防共协定》在内容和精神上是相互矛盾的,因此理应废除。日本曾要求德国废弃该条约,但里宾特洛甫给武者小路驻德大使的密信中说,两条约“与本协定的精神及由此产生的义务是不相抵触的”[20]。言外之意是德国不愿和苏打断关系,这当然不是说德国根本不想侵略苏联,但至少在这时不先打苏联。这是因为一战时德国两面出击,结果吃了大亏。因此,里宾特洛甫1938年说,“形式上必须喊以俄国为敌,但事实上全然是针对英国的。与英法对敌的同时,与俄国对敌的错误,当然不能重犯”[21]。这是德国的声东击西政策的自白,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
日德的对苏政策既然如此,为何非打反共反苏的旗号不可?这与英法美的绥靖政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斯大林说,“每当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开始尖锐化的时候,资产阶级就把视线转向苏联方面,看看能不能靠牺牲苏联这个苏维埃国家来解决资本主义的某个矛盾或所有一切矛盾”[22]。三十年代,英法美就是这样做的。1931年9月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时,英法美采取祸水北引的绥靖政策。1935年德国扩充海军时,英国不仅没有加以制止,而且和它签订海军协定,允许德拥有四十二万吨的舰艇和潜水艇。英国的这种政策虽有“扶德抑法”的目的,但还是纵容德国东进。而德国将计就计,顺水推舟,打着反共反苏的旗号,耍弄声东击西的把戏。
恰巧此时,共产国际于1935年7至8月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发出了各国人民组织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号召。这便引起英法美右翼保守集团的恐惧。它们群起而攻击共产国际。11月22日晚上,里宾特洛甫的心腹拉乌马绞尽脑汁起草协定草案时,他看到了美苏就共产国际问题交换的信件。美国在信件中,大肆攻击共产国际。他灵机一动便浮现出订立针对共产国际协定的想法。于是他挥笔起草了防共协定草案,25日,拉乌马通过里宾特洛甫把草案呈上给希特勒。希特勒表示满意,并授权他们以此草案为基础继续同驻德武官大岛浩进行谈判。大岛浩接到这一草案后给参谋本部的电报中说,“德方提出了披上斗篷的新提案”[23]。这一斗篷便是反对共产国际。《防共协定》之名遂来源于此。
日本也同意缔结这种披上斗篷的协定。当时日本统治阶级内部就对德协定有争论。陆军较为积极,谈判也先由陆军秘密搞[24],外务省并不知道。外务省对德协定有两怕,一怕过分刺激苏联,二怕引起英国的不安,因此,想签订形式上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协定。这样,既不指明苏联,又不开罪英国。这种不指明特定国的协定正中了日本外务省的心意。因此外务省后来也积极推进协定的谈判。
但是,反对共产国际的斗篷掩盖不住日德意结成同盟,跟英法美争夺殖民地和世界霸权的实质。英法美立即看出协定锋芒的所向。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就《防共协定》给国务卿赫尔的报告中指出,“如果分析这次三国的联合,就立即判断出这些国家不仅是反共的,而且它们的政策及其实际行动的方向和称为民主主义的国家完全相反。这是要打破现状的国家集团力图对抗维持现状国家集团的联合。明确地说,是不持有(殖民地)国家对抗持有(殖民地)国家的联合,反共只不过是联合不持有(殖民地)国家的旗号罢了”[25]。当时被任命为驻英大使的吉田茂后来也承认,“军部说这一(协定)不过是单纯的反共意识形态问题。这是表面的话,骨子里是和德意联合起来,和英法及美国对抗的”[26]。这一针见血地揭露了《防共协定》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