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和德国的一些学者认为，《防共协定》是纯属意识形态的协定，是“没有支柱的联合”，在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似乎没有起实质性的作用。其实不然。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从局部战争逐步发展为全面的世界战争的。本协定是在发动局部战争时，即日本蚕食华北、准备发动“七七”事变，德国准备侵吞奥地利和捷克时缔结的。“反共”的口号在日德意发动局部战争时起了掩护侵略的作用。毛泽东同志指出，“希特勒和他的伙伴日本军阀，在一个长时期中，都曾经把反苏的口号作为奴役本国人民和侵略其他国家的托辞”[27]。日本蚕食华北时，就打着反共的旗号。1936年1月，广田外相在《对华三原则》中声称，“今天中国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国赤化分子的跋扈想象之外”，“帝国为了防止赤化，愿意和中国进行种种合作”。[28]日本是迎合英法美的反共反苏的绥靖政策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反共政策，欺骗舆论，掩盖侵华实质。而且以反共为诱饵，引诱蒋介石和日本订立反共军事同盟，以便进一步侵略中国。为此，1936年9月日本派川越到南京，就为反共而日军驻扎中国问题，和蒋政权的外交部长张群进行过谈判。1936年3月德国侵入莱茵非军事区时也以反共掩盖侵略，希特勒在国会上大肆声称，由于法苏条约的生效，德国受到“布尔什维克的威胁”，因此我们要进入莱茵。

不仅如此，《防共协定》对日本来说是个发动七七事变的外交准备。签订协定七个月后，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全面侵略中国。当时社会主义苏联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因此苏联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严重障碍。有田外相说，苏联和共产国际“是完成我东亚政策的最大障碍”[29]。但日本不可能动用武力扫除这一障碍，因为日本关东军的兵力远不如苏联远东军。据日本军部的材料，1936年苏联在远东的兵力是：步兵师十四至十六个，飞机一千二百架，总兵力三十四万人。而日本只有三个步兵师，一百八十架飞机，总兵力八万人。其中一部分随即调入关内参加侵华战争。因此，日本外务省于1936年6月便拟定“为了圆满地完成大陆政策，必需和其他列强携手压抑苏联”的方针。[30]这一列强就是德国和意大利，当时负责协定谈判的驻德武官大岛浩，和里宾特洛甫谈判时，曾数次谈道：“日俄战争时，德国皇帝在沈阳战役后于芬兰的一个港口和沙皇会晤，向他保证这次战争期间德国不侵入俄国。于是俄国把欧洲兵团输送到东亚，在四平镇集结了非常精锐的部队”，因此日本在四平战役中付出了高昂的代价。[31]日本从这一历史教训和现实的力量对比出发，和德意结盟，从西部牵制苏联，从而解除日本攻打中国时的后顾之忧。签订协定后，有田外相在枢密院得意地说道，“用本协定加大对苏联的牵制效果”[32]。他还说，由于协定的签订，“即使日本的军备不充分，对方不会挑起事端”[33]。到1938年日本还要和德国订立针对苏联的军事同盟条约，妄图以武力牵制苏联。

《防共协定》还牵制英法美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干预。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势必侵害英美法在华的权益，引起它们对日本侵华的强烈干涉。因此，日本想利用德国牵住英美法。德国在欧洲的崛起，使英法美各国倾注主要力量对付眼前的劲敌德国，因此无暇顾及东方。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后，它们对日本的所谓“谴责”和“抗议”，和“九一八”事变时期相比，显著减少。这是德国在西方牵住它们的直接结果。

不仅如此，日本还通过协定，“阻止德国站在中国一边”，使它停止对中国的援助。[34]德国于1936年和蒋政权订立条约，为其军事工业借款一亿马克，截至1936年8月提供两亿两千三百万马克的武器，并派三十余人组成的军事顾问团。这对日本侵华是个障碍。于是，日本缔结协定后积极做对德工作。结果1938年春，德国停止对中国的武器供应，撤回军事顾问团。

日本通过《防共协定》的订立，在国际上孤立中国，迫使中国对日本的侵略做出更大的让步。外相有田八郎在枢密院解释协定的意义时说，“由于本协定的缔结，帝国的地位将进一步得到巩固，这对中国决定其态度产生相当的效果。因此，乘这一形势，把日中交涉进行得对我方有利的可能性并不是没有的”[35]。订立协定后，日本加速侵华步伐。英国便看出日本打着反共旗号，行侵华之实的目的。签订协定的第二天，英国《泰晤士报》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协定将促进日本向中国南部的发展”[36]。果然不出所料，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

《防共协定》的订立，对德国来说是吞并奥地利和捷克，进而和英法美争夺欧洲的外交准备。德国跟日本结盟后，步日本的后尘，实现其梦寐以求的“生存空间”计划。1937年11月5日，即意大利参加协定的前一天，希特勒召集三军司令官和外交部长参加的秘密会议，抛出发动世界大战的战略计划。他说，德国行动时“应当考虑到下面的重要因素——英、法、俄以及靠近它们的小国”，但“现有的两个可恨的敌人是英国和法国”。“我们的目标首先应当是同时夺取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以便在可能对西方进行的战争中解除我们侧翼的威胁。”[37]为实现这一战略计划，希特勒数次提出在东方利用日本牵制英国、威压苏联的意见。当时任驻英大使的里宾特洛甫于1938年1月2日向希特勒提交一份备忘录，进一步补充了希特勒的战略计划。他提出：德国侵吞奥地利和捷克尤其是侵吞捷克，可能招来法国对捷克的援助，从而导致德法战争。避免这场战争的方法是利用日德意三国同盟，牵制英国卷入这场战争。牵制英国，靠德国一国的力量是显然不足的，必须利用意大利海军和日本海军把英国海军牵住在地中海和东亚，使英国不敢军事上援助法国。[38]根据这一战略，德国在和日本进行加强《防共协定》谈判的同时，于1938年3月悍然侵占奥地利，9月占据捷克的苏台德区，翌年3月又吞并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但英法对此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德国仅用一年的时间，兵不血刃，连陷两国，夺取中欧的战略要冲，迈出了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决定性一步。

1940年9月，日德意三国又签订了三国军事同盟条约。这一条约是《防共协定》的继续和发展，《防共协定》是订立军事同盟条约的第一步。日本和德国的一些学者认为，协定和条约是显然不同的两个条约，其内部没有有机的联系。其实不然。两者虽有区别，但实质上是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1938年初，日德进一步加强《防共协定》谈判时，日本要缔结针对苏联的军事同盟条约，而德国要缔结针对英法的条约。在日本统治阶级内部，陆军则同意把英法纳入条约的对象，海军和外务省则反对。由于这种分歧，双方虽然进行旷日持久的谈判，但谈判毫无进展。1940年7月日本近卫内阁上台，8月双方重新恢复一时中断的谈判，于9月27日缔结了针对美国的三国军事同盟条约，这时德意和英法已处于交战状态，三国轴心和美国的矛盾也一触即发。因此，它们不仅不打反共的旗号，而且要改善对苏关系，甚至想把苏联纳入该同盟之内。《防共协定》到三国军事同盟条约的这一历史过程，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世界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即日德意法西斯轴心和美英法帝国主义集团及社会主义苏联这三者间的矛盾运动的发展过程。斯大林同志曾精辟地分析和总结了这一矛盾运动的规律。他说，“当时资本主义国家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间的矛盾更为剧烈”[39]。

本章第一节原载于《历史研究》1979年第5期；

第二节原载于《中日关系史论丛》1982年第一辑；

第三节原载于《南开学报》1982年第4期；

第四节原载于《南开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第五节原载于《史学月刊》1981年第6期。

注释

[1]鹿岛守之助：《鹿岛守之助外交论文集》，第9卷，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2年版，第224页。

[2]《斯大林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11页。

[3]《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9卷，第96页。

[4]美国国会图书馆复制：《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型胶卷），SP145卷，SP241:40页。

[5]日本外务省百年史编纂委员会编：《外务省的百年》，原书房1969年版，第385页。

[6]《列宁全集》第31卷，第410页。

[7]奥特·佐默尔：《纳粹德国与军国日本》，时事通信社1971年版，第68页。

[8]堀内谦介监修，《日本外交史》第21卷，鹿岛研究所1974年版，第87页。

[9]鹿岛守之助，前引书第9卷，第211页。

[10]堀内谦介监修，前引书第29卷，第90～91页。

[11]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卷，原书房1969年版，第354页。

[12]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第3卷，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1097页。

[13]岛田俊彦、稻叶正夫编：《现代史资料》第8卷，水笃书房1976年版，第357页。

[14]岛田俊彦、稻叶正夫编：《现代史资料》第8卷，水笃书房1976年版，第354—355页。

[15]林三郎：《太平洋战争陆战概史》，岩波书店，1951年版，第10页。

[16]日本外务省编，前引书下卷，第344、345页。

[17]日本外务省编，前引书下卷，第344、345页。

[18]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5卷，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24～25页。

[19]臼井胜己：《太平洋战争开战的原因》，产经新闻出版局1975年版，第31页。

[20]三宅正树：《日德意三国同盟的研究》南窗社1975年版，第39页。

[21]三宅正树：《日德意三国同盟的研究》南窗社1975年版，第124页。

[22]《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23页。

[23]奥特·佐默尔，前引书，39～40页。

[24]1902年日英同盟条约是由海军搞起来的。

[25]奥特·佐默尔，前引书，第120页。

[26]吉田茂：《十年回忆》第1卷，新潮社1958年版，第42页。

[27]《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089页。

[28]日本外务省编，前引书下卷，第226页。

[29]日本外务省编，前引书下卷，第351页。

[30]库达科夫：《日苏关系史》第2卷，刀江书院1967年版，238页。

[31]三好贞雄：《最近十年外交》，战争文化研究所1943年版，第284页。

[32]日本外务省编，前引书下卷，第352页。

[33]堀内谦介监修，前引书第21卷，第63页。

[34]奥特·佐默尔，前引书，第41页。

[35]堀内谦介监修，前引书第21卷，第36～64页。

[36]美国国会图书馆复制，前引档案，SP150卷，SP277:116页。

[37]《纽伦堡审判》第1卷，莫斯科1957年版，第605～614页。

[38]三宅正树，前引书，第117～118页。

[39]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