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会议闭幕时，田中外相做了《对华政策纲领》的训示。[41]并把这一训示作为185号和亚机密636号文件，7日和11日电训在北京的堀义贵代理公使。训电写道：“东方会议，在本大臣的主持下，召集本省干部，驻华公使，驻上海、汉口、奉天各总领事以及陆海军、大藏、关东厅、朝鲜总督府的代表，自6月27日以来就中国时局以及对它的对策征取坦率的意见。在此基础上，7日结束会时，本大臣作为对华政策纲领，做了如下的训示。”《对华政策纲领》由简明的前言和八条原则性意见组成。外务省次官森恪对这八条逐条作了解释。[42]

纲领的前文写道，“鉴于日本在远东的特殊地位，对中国本土和满蒙的情形自然不同”，因此对本土和满蒙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纲领一至五条，主要说对中国本土的对策，六至八条是对满蒙的政策，为攫夺满蒙埋下伏笔。《对华政策纲领》内容如下：

第一条：“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安定和秩序的回复虽然是当务之急，但其实现应由中国国民自己来实现，这是最好的方法。因此，对中国内乱及政治性争论，不要偏一党一派，专门尊重民意，严格避免对各派分离结合的干涉。”

第二条：“对基于中国稳健分子觉悟的、国民的正当愿望，以满腔同情协助其合理的实现。”所谓稳健分子是谁？森恪解释其含意时说，它是指“在国民党中其主义和主张跟共产党相反，经济上、社会上和我国利害没有大冲突，而且其实行手段也不过分激烈的所谓稳健分子”。这就是国民党的右翼蒋介石集团，公然表示了对南京政权的支持。但支持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为了侵略。驻华公使芳泽在东方会议上说，“日本不能不利用丰富的中国资源”，如未能得到中国人的充分谅解就不能实现这一目的，因此“对中国国民运动……尽可能以同情的态度对待”[43]。可见其险恶用心。

第三条：“上述目的是依靠巩固的中央政府的成立才能达到。据目前政治形势看，不易成立这种政府。因此，在各地暂时和稳健的政权外适当地接洽，等待全国逐渐统一的趋势。”

第四条：“因对外关系，出现成立联合政府的趋势时，不论它在何地成立，日本和列强一起欢迎其成立，并表示帮助统一政府发展的意图。”这两条的主要意思是日本支持统一政府的成立。军阀割据对列强侵略中国虽有有利的一面，但接连不断的军阀混战对列强的经济侵略尤其对贸易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希望建立统一的政府。上海总领事矢田在东方会议上说，“日本对华的主要目的在于我们的贸易与投资得到中国方面的公平、公正的保护”[44]，为此需要建立维持秩序的统一的政府。这一政府是指哪一个政府？森恪在解释中说，这一统一政府不一定在北京成立，在南京成立也可。这显然是指南京政权，由它统一中国。

第五条：“最近，乘中国政局不稳之机，不逞之徒往往蠢动。扰乱治安，有发生不幸国际事件之虞。帝国政府虽然希望中国政府予以取缔，并依靠国民的自觉，对这些不逞之徒进行镇压，维持秩序。但我帝国在中国之权益及日侨之生命财产，有受非法侵害之虞时，将断然采取自卫措施，以维护之。”这里的“不逞分子”是指谁？森恪在解释这一词时公然说，是“共产主义者”。这便露出他们的反共反人民的面目。

第六条：“满蒙特别是东三省，在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所以我国不仅要予以特殊的考虑。而且在该地维持和平，发展经济，使它成为国内外人士安居的地方。对此，作为接壤邻邦之我国，不能不感到特殊的责任。”这是日本要独霸满蒙的自白。

第七条：“对于尊重我国在满蒙之特殊地位，并认真采取安定该地政局措施之东三省实力派，帝国政府应予以适当的支持。”这是支持张作霖之意？森恪在解释这一条时说，这“既不意味着支持张作霖，又不意味着排斥张，我们以独自的立场来行动”。可见，东方会议对支持张作霖与否没有作出决定，而是随着形势演变和张作霖的态度如何而定的。

第八条：“万一动乱及满蒙治安混乱，我国在该地之特殊地位与权益受侵害之虞时，不问它来自何方，均将予以防护。且为把该地保护为内外人士安居、发展之地，要有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措施的思想准备。”森恪在解释这一条时说，“何方”是指中国本土即南京政府、北方的苏联和中国以外的一切外国以及东三省内部；“不问其何等理由，断然采取措施”，这就是警告蒋介石的南京政权不得进入满蒙，不得把它置于其管辖之下。可见，日本支持蒋介石统一和管辖长城内的中国，而满蒙是由日本来控制。

一种政策的产生，总有其客观形势。形势是制定政策的基础，政策要解决形势所提出的问题。东方会议是在1927年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新兴军阀蒋介石取代旧军阀即将统一包括东三省在内的中国的形势下召开的。东方会议所讨论或决定的问题，正是这一形势所提出的新问题。东方会议的内容和客观形势较为吻合。这就是从现有的史料中得出的结论。

至于《田中奏折》中所写侵吞全中国、征服亚洲、称霸世界等全球性战略问题，据现有史料考释，东方会议没有涉及。但仅就东方会议的内容下全面的结论，为时尚早。6月28日，7月3日（星期日）、5日、6日是否开过会？对此《东方会议经过报告》没有记载。《田中义一传记》下卷的日程表写的是只开过七天会，其中7月2日、4日下午休会，7日上午无记载。无记载的这几天是否真的没有开过会？也有待考释。

注释

[1]现在外务省档案中见到的《东方会议经过报告》是《松本记录》。美国国会图书馆复制的《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缩微胶卷）中标有“PVM”证号的就是《松本记录》。松本指松本重雄（1889—1947）。他于1907年东亚同文书院毕业，数次任众议院议员。1924年至1926年任总理大臣秘书，1933年12月，任外务省参议官，1937年6月至1939年1月任外务省次官。他在外务省任职期间，利用工作之便，抄写复制了一批外务省档案，并且把它保存在自己家里。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烧毁了一批档案，但松本的手抄档案依然留下来。1947年7月松本死后，其家属把这批档案赠送给日本外交史料馆。

[2]预备会议的日程如下：6月21日上午9时至12时，经济特别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出席者：外务省次官森恪、外务省参议植原悦喜郎、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亚洲局局长木村锐市及山本。地点：外务省第一会议室议题：通商局提出的《发展对华经济政策》。6月22日上午9时至中午，满蒙委员会出席者：森恪、芳泽、植原、木村、奉天总领事吉田茂、欧美局局长堀田正昭、外务省次官出渊胜次。地点：外务省第一会议室议题：外务省提出的《关于满蒙政治形势的安定及解决悬案问题》。6月23日上午9时至中午，经济特别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出席者：森恪、出渊、吉田、植原、汉口总领事高尾亨、木村等。地点：外务省第一会议室议题：《发展对华经济政策》；《关于长江流域日侨的经济及复归对策》。6月24日下午2时至5时，经济特别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出席者：森恪、芳泽、出渊、吉田、植原、高尾、矢田、木村。议题：《关于长江流域日侨的救济及复归对策》。

[3]一、东方会议出席者名单。二、东方会议日程表（密）。三、支那政治情况概观（1927年6月25日，密）。四、田中总裁1927年4月16日在政友会临时大会和6月12日该会关东大会上的讲话；4月22日田中就职声明。五、关于满蒙政治形势的安定及解决悬案问题（绝密）。六、救济长江流域侨民问题。七、发展对华经济政策（绝密）。八、山东出兵的反响。九、日本在华投资、贷款、贸易额概况表。十、7月7日田中外相《对华政策纲领》训示。

[4]一、派往中国各军一览表（密）。二、苏联对北满的企图（密）。三、苏军在贝加尔湖以东地区部署图（密）。四、从北京劳农大使[馆]没收的秘密文书（密）。

[5]一、南满附属地地方行政统一案（密）。二、民间对华（字迹不清）。

[6]《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22～326页。高仓彻一：《田中义一传》，下卷，第644页。

[7]《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27～328页。

[8]《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47页。

[9]《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47页。

[10]《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32页。

[11]《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51页。

[12]《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30页。

[13]《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29～330页。

[14]《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32～333页。

[15]《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30～331页。

[16]《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28～329页。

[17]《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49页。

[18]《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33～334页。

[19]《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30页。

[20]《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34页。

[21]《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35页。

[22]《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177页。

[23]《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31～332页。

[24]《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37页。

[25]《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51～352页。

[26]《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177～178页。

[27]《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179～184，422～425页。

[28]《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62页。

[29]《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185～195，430～441页。

[30]《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229，361，362页。

[31]《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62页。

[32]《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78～379页。

[33]《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445～446，451、459～464页。

[34]《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67页。

[35]《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68页。

[36]《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72页。

[37]《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72页。

[38]《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73～374页。

[39]《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69～370页。

[40]《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39～346页。

[41]《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83～390页。高仓彻一编：《田中义一传》，下卷，原书房1981年版，第652～654页。以下有关引文，均见该档案和书。

[42]《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第391～405页，高仓彻一编：《田中义一传》，下卷，第654～658页。以下有关引文均见此档案和此书。

[43]《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32～344页。

[44]《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46～3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