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采取委员制，设委员长1人，委员19人，临时委员2人，共22人。此外，干事4人，旁听者数人。委员长是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委员中外务省5人，驻华公使和总领事4人，殖民地官员3人，陆军省3人，海军省3人，大藏省1人；临时委员中外务省1人，陆军省1人。旁听的是陆军、海军、铁道、文部、农林等大臣。会议主要成员是外务、陆军、海军等省次官和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的次长以及有关局的局长和驻华公使及总领事。可见这次会议是次官、次长和局长一级的事务性会议，而不是最高的决策性会议。

开幕前，即6月21日至24日外务省的有关人员在外务省召开了四次预备会。[2]

东方会议是分为几种形式召开的。一是大会，由田中首相兼外相亲自主持，如他不出席，由森恪外务省次官主持；二是特别会议，由外务省亚洲局局长木村锐市主持。关于东方会议的日程，《东方会议经过报告》（简称《报告》）和《田中义一传记》（简称《传记》）的记载有所不同，比较如下：

续表

续表

注：①见《会议经过简明表》，美国国会图书馆复制《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64卷，PVM41，第317～322页。②高仓彻一编：《田中义一传》下卷，原书房1981年版，第645～651页。

会议期间外务省发了10份文件[3]；参谋本部发了4份材料[4]；关东厅发了2份材料[5]；此外，还发了数份参考资料。

为什么召开这次会议？田中外相在开幕词中简要说道：“最近中国的局势极为混乱，因此政府在执行对华政策时要慎重考虑。现中国战局一时得到平稳，所以借此机会征求诸君的坦率意见，以供政府参考。同时想得到诸君对政府所执行的政策的充分理解，以便执行统一的彻底的政策。为此召开了这次会议。”[6]据现有档案材料，会议主要讨论包括满蒙问题在内的对华政策。

东方会议研究讨论的问题，归纳起来大约有五大问题。

第一个大问题是中国的政局。

分析和判断中国形势是决定对华政策的基础，因此，东方会议首先讨论了中国的政局。如日程表所示，上海总领事矢田、汉口总领事高尾、奉天总领事吉田、驻华公使芳泽、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松井分别作了报告和发言。他们的报告和发言，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南京、武汉、北京政权及其相互关系和变化趋势。

（1）对南京政府的分析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这是新军阀反共、反人民的独裁政权。可是矢田则认为，“从广东崛起的新兴势力不管怎样，给中国民众带来变化，和过去封建势力的争夺大不相同”“不论其善与恶，不可忽视这一势力”，因为“中国本土最终被南方势力所占有”。[7]他认为，南京政权“在政治、经济及社会体制上和日本大体相同，且具有相当的持久性”[8]，因此主张“将南京政权承认为交涉的对象，予以他们一种援助”[9]。至于南京政府的政治倾向，松井部长则认为，“南京派排斥共产主义，采取纯国民主义，逐渐变成稳健”[10]，“目前蒋介石的这种稳健对我们是有利的”[11]。所谓稳健是指不反帝，镇压人民的反帝斗争。对南京政权的看法，基本上和前外相币原的看法一致，一直贯穿在日本的对华政策之中。

（2）对武汉政府的分析

国民政府1926年12月从广州迁都武汉。后期，在汪精卫等人的把持下迅速向右转化，镇压工农革命运动，捕杀共产党员。对武汉政府的这种转变，东方会议是如何看待的？汉口总领事高尾认为：“现在武汉政府坚决取缔[共产党]，非常努力改善事态，如共产党员不附从国民党，则采取加以处理的方针。”[12]上海总领事矢田也认为：“武汉派将来和共产主义分子分手之可能不是没有的。”[13]但这时汪精卫还没有公开叛变，因此，松井部长认为，武汉政府“容忍共产主义。武汉派表面上虽有稳健政策的倾向，但和第三国际的关系依然没有断”[14]。

（3）对宁汉政权合流的分析

汪精卫叛变后，以蒋介石、胡汉民为代表的南京派和以汪精卫、唐生智为首的武汉派在反共反人民的基础上开始合流。东方会议上，汉口总领事高尾认为，“南京、武汉政府将来都是和共产党绝缘的以纯国民党为基础的政府”“其内部均有不良分子，如能横扫他们，则有南方稳定派大同团结的充分可能性。”[15]上海总领事矢田说得更肯定。他说：“南京、武汉两政府的联合有十分的可能性，武汉政府不久会合流于[南京政府]。”[16]他们对宁汉合流抱有很大希望，准备援助他们。高尾总领事直言不讳地说：“将来南方稳健分子达成大同团结，则承认他们为一个政权，予以直接或间接的援助。”[17]可是松井部长却认为，“南方派的一致是困难的”[18]。

（4）宁汉政府是否“北伐”？

这是日本极为关切的问题，因为“北伐”直接关系到日本在华北及满蒙的权益和张作霖的命运。高尾总领事认为：“南方派对北伐不会死心，如南方形势允许，就着手进行北伐。”[19]松井部长持有不同意见。他认为，南方由于宁汉对立，在安定南方地盘前不会急于“北伐”，且南北双方有可能进行妥协。[20]芳泽公使也同意松井的意见，认为宁汉两派“都处于需要整顿其内部的时期，所以当此之际是否立即出动颇有疑问”[21]。可是，蒋介石打着“北伐”旗帜，继续北上。7月底8月初在徐州一带被直鲁联军打败后才返回长江以南。

（5）对北京政权和张作霖的分析

日本对张作霖进关把持北京政权不是积极支持的，而且劝他返回东三省巩固其统治。外务省提交东方会议《关于满蒙政治形势安定及解决悬案问题》的文件写道：“当前中国形势对张作霖不利”，张作霖“应充实东三省的基础，维持治安，安定人心，以便尽可能防止动乱的波及。这是当务之急”。[22]吉田茂奉天总领事也认为，如南军北上，张作霖“早晚失去在京津的地位”，逃回东三省，“东三省目前的政治组织使张一时能维持其地位。然而……对其前途不能乐观”[23]。芳泽说得更清楚。他说：如南北决战，“胜利的可能，北方三，南方七”“如能保住安国军的现状，就形成南北对峙，一时维持稳定。其间可进行妥协运动。但经济状况能否维持较长时间，颇有疑问”[24]。至于张作霖问题，吉田则认为：“目前东三省维持其现行制度对我们虽然是方便的，但我们不可能把重点放在张作霖命运的如何上。如张自己有力量支撑自己则可支持他；如张自己没有力量支撑自己时支持他，则有百害无一益。这就是说，张的命运将听凭张自身的力量，这是很重要的。”[25]吉田的意见实际是，如能对日有用则支持他，无用则踢开他，不要过分地依赖张。

第二个大问题是维护和扩大在华经济权益问题。

维护和扩大在华经济权益是日本对华政策的最终目的，在中国南北政局动**的历史时期如何实现这一目的，是东方会议讨论的中心议题之一。

在经济问题中，占据首位的是满蒙经济权益问题。外务省提案《关于满蒙政治形势的安定及解决悬案问题》提出：（一）“鉴于目前东三省财政金融形势，由东三省当局本身确立和整顿财政，这样才能巩固内政的基础”；（二）“借此机会促使解决日中双方在该地的经济发展所需的诸悬案”。[26]此提案，附加了三个附件。

附件一是《关于东三省的财政整顿问题》。这时，由于连年的军阀混战，张作霖乱印钞票，结果奉票不值钱，通货恶性膨胀，引起东三省财政金融的混乱，金本位的日币和奉票汇率跟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这直接影响了日本对满蒙的经济侵略。因此日本急于整顿东三省的财政金融。要整顿财政，需要一批资金。外务省在此案中提出由大仓组、满铁和东亚劝业公司向张作霖提供整顿财政的一笔贷款。但贷款条件苛刻。大仓组要求延长本溪湖煤矿的开采期限；满铁要求新的筑路权；东亚劝业公司要求商租权及共同经营蒙古农业，开放既成铁路和新修铁路沿线土地及土地出租权。[27]作为具体交涉的程序，先由政府和奉张交涉，如张同意，则由奉天总领事和张作霖缔结贷款协定。如外务省的这一计划得以实现，日本既扫除经济侵略上的障碍，又能扩大对东三省的资本输出。但因动**的中国政局及张作霖命运的朝不保夕，东方会议最后决定，“东三省财政整顿问题，鉴于张作霖目前的行动，难于迅速实现”[28]。因此这一计划暂时搁浅。

附件二是《关于满蒙铁路问题》。铁路是日本侵略满蒙的开路先锋，因此铁路成为经济权益中的核心问题。在这一附件中，外务省提出对七条线的筑路权：1.长春—大赉线；2.呼兰—绥化线；3.新邱线；4.白音太拉—开鲁线及其延长线；5.吉林—会宁线（包括图们铁桥）；6.齐齐哈尔—昂昂溪线；7.洮南—索伦线。[29]东方会议大致同意了这一提案。但对齐齐哈尔—昂昂溪线和洮南—索伦线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陆军认为，洮南—索伦线将来对苏作战很有用，因此应及早修筑。但外务省的一些人认为，苏联对这一铁路会敏感，怕影响刚建立的日苏关系，要求慎重对待。至于齐齐哈尔—昂昂溪线，此线要越过中东铁路，解决横跨问题后再修这一条线。[30]东方会议认为，“现在是实现筑路方案的好时机”[31]，如张作霖同意这七条线，日本则同意他修彭武—白音太拉线。

附件三是《关于吉林、海龙铁路问题》。吉林—海龙线是日本根据1918年9月24日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和日本外相后藤新平签署的《满蒙四条铁路协定》攫取的。可是张作霖不答应日本修，且从1926年6月起自己动手修。因此，日本想抢过来修这条铁路，以便和奉天—海龙线相接，成为满铁的支线。

东方会议决定的这一筑路计划是日本攫取满铁以来的最大一次筑路计划，**裸地露出了日本的侵略野心。

除以上三个附件外，东方会议就满蒙的经济侵略还讨论了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是对土地的商租问题。如铁路是日本侵略满蒙的开路先锋，商租地则是经济侵略的据点。会议认为，日本在满蒙的经济侵略迟缓的原因之一是未解决土地的商租权。因此把商租权当作“发展[在满蒙]日侨经济的极为重要的问题”[32]，因此，1928年要解决土地商租权。

其次是“满铁中心主义”。满铁是日本在东三省的殖民权益的化身，是综合经营铁路和其他各行业的国家垄断财团。但随着日本经济侵略的扩大，因各财团的竞争，让满铁只经营铁路和矿山，其他行业独立于满铁，由其他财团和企业来经营。至于铁路，除满铁外，其他铁路公司也可参加经营。

最后是“大连港中心主义”。大连港是日本掠夺满蒙的主要海港。但随着掠夺的扩大，需要开放新的港口。因此，要开朝鲜东北部的清津港。

后两个问题，只是讨论，没有作出决定。

此外，会议还讨论了通商局提出的《发展对华经济政策》《关于救济长江流域日侨问题》。其主要目的是支持和保障日本大小资本家的对华经济侵略活动，对可能受到中国人民和北伐战争冲击的日本资本家“实行保险”和予以“救济”和“补偿”。[33]

第三个大问题是山东撤兵和排日、抵制日货问题。

1927年4月前，中国人民主要反对英帝国主义。1927年5月28日日本政府决定出兵山东，6月1日日军两千人登陆青岛，这激起了中国人民反日和抵制日货运动。因此，东方会议把山东撤兵和反日、抵制日货联在一起讨论。在中国人民的反日和抵制日货运动的打击下，一些人主张撤回山东的侵略军，但在何时如何撤兵问题上有分歧。第一种意见是，“反日的原因在于山东出兵。反日对我们在华经济发展予以很大影响，因此应迅速撤回山东派遣军，消除反日原因”[34]。第二种意见认为，除上述原因外，“似乎还有中国内部的政治关系”，因此在撤军的同时，提出严重抗议，下令镇压反日运动。[35]第三种意见认为，反日和出兵虽有联系，但立即撤兵是不合适的，得到充分的保证后才能撤兵。[36]第四种意见主张，使中方认清日本出兵的目的后，“避开反日**时期，借适当机会，以适当方法迅速撤回是可以的”。[37]第五种意见认为：“反日的原因是南方把我出兵疑为对北方的援助。在南京、武汉两政府抗衡的情况下，我们的出兵正被他们的政治活动所利用，因此，撤兵有利于消除这一疑虑。”[38]但一些人反对撤兵，说出兵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侨民，这一目的尚未达到。甚至说“反日运动高涨时，如怕反日而撤兵，却增长中国人的事大主义”[39]。

在东方会议上就山东撤兵问题虽有分歧，但7月7日会议结束时，日本政府决定登陆青岛的日军进一步进犯济南，并于7月10日又增派2200人。

第四个问题是对华武器输出问题。

在军阀林立的中国，列强向军阀提供大量军械武器。列强为牵制对方的武器输出，曾约定禁止向中国输出武器，但暗中依然输出。如何对待？会上有四种意见：解除禁令；默认；维持现状；严加禁止。结果多数人认为，如解除禁令，拥有大战中过剩武器的列国在武器输出中占主导地位，日本在竞争中被压倒，因此同意维持现状。

第五个问题是各委员向政府提出的四条建议和四条批评。

其中有一条是批评政府对张作霖的援助。他们认为，日本援助张作霖，英国援助段祺瑞，苏联援助南方国民政府，都失败了。这是因为：第一，一国的援助“招来他国的嫉妒和阻碍”；第二，“以个人为目标的援助，没有民众的基础，缺乏持久性”；第三，“在民众力量伟大的今天，武器、金钱等物资的援助已经过时了”，即使提供武器和金钱也不能抵挡群众的力量。[40]因此政府应放弃援助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