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吴胜张败，战争有了胜负。但直奉两军阀争权夺利的斗争并没有休止。

张虽然被打败，但没有受到更大的打击。他依然割据东北，保存奉军主力。他以此为资本，于5月下旬宣布东北独立和自治，和北京政权断绝关系。张退到东三省后，整军备战，兴办军工厂，设立航空处，积极准备对直军的新的战争。

对张作霖的整军备战，日本采取何种态度？1922年12月内田外相致赤冢奉天总领事的密电中就对张的政策作了指示。密电写道：“如张作霖维持其势力之下的东三省的治安，专心努力于和平政策，则能巩固和维持其在东三省的势力。一旦张依靠其武力，将野心扩大到中央，试图武力统一或远征，其结果最终必然失败。这在直奉战争（指第一次——笔者注）中已经清楚证实了的……如果张专心治理东三省的治安，这不仅是张本身的利益和幸福，而且也是在满蒙拥有错综复杂利害关系的日本最希望的。因此对张的东三省和平政策，日本以同情之心欢迎，不惜予以尽可能范围的援助。”[23]这就是说，日本希望张不要打进关内，专心统治东三省。

日本外务省虽然采取这种态度，但军部暗中支持张的整军备战。据中国《申报》的揭露，1922年10月日本将存于海参崴的两万支步枪及炮弹、炸弹、飞机等价值达100万元的军械卖给张。1923年2月，日本又把从意大利购买的13000支步枪、800颗炸弹、12尊大炮转卖给张。8月把价值达368万元的22000件军械运入奉天。同时日本采取助张自办兵工厂的办法，协助张扩建军工厂。在扩建中，聘请日本技术员设计，由大仓洋行承担施工，主要机器均由日本提供。

1924年9月1日，江浙战争爆发。这是直奉战争的前奏，促进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早日爆发。

张为了再次打吴，进一步争取日本的支持和援助。9月5日和8日，张分别通过其军事顾问本庄繁和松井七夫，就以下三个问题向币原外相和关东厅长儿玉征询日本政府的态度：

一、直军打到东三省时，日本采取何种态度？是否予以我（张）所希望的援助？想了解日本的具体方针。

二、最近英国人和美国人压反直隶派来完成中国的统一。我希望以亲日派之手统一中国。对英国的行动，日本有何种想法？

三、最近北京政府接近俄国政府，孙中山赤化一半，因此我腹背受直派和工农俄国的压力。对此日本有何种想法？[24]

到14日，张作霖亲自找船津奉天总领事就与日的关系问题进行会谈；15日，奉军参谋长杨宇霆又设宴招待船津总领事和天津总领事吉田茂及四名军事顾问，再次请求日本对张的援助。

直军方面也积极做对日工作。9月16日，北京政府国务院秘书长孙润宇拜访芳泽驻华公使，提出两点要求：一、日本新闻媒体不要报道不利于直军的消息；二、日本劝张不要南下。时过3天即19日，吴佩孚亲自找芳泽公使会谈，并指责日本对张的援助。芳泽在吴的面前，接受了孙润宇提出的第一条要求，但对第二条要求，芳泽以不干涉中国内政为由予以拒绝。

这时，张把所部25万人编为六个军，向直方进发。吴将所部编为三个军，向奉军进击。直奉两军于9月17日在山海关、九门口附近交火，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同时，本庄军事顾问奉命回国，松井七夫大佐接替为张的军事顾问。两军开战后，松井直接参与作战指挥，并向奉军的各军分别派遣是永中佐、权我少佐、滨本少佐、荒木少尉等日人军事顾问，且聘请日本空军军官协助奉军的空军。[25]

可是日本外务省于9月22日以亚洲局局长出渊的名义，发表了对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声明。声明说，日本“对这次内乱，采取不干涉的方针，严持公正态度”[26]，但驻华公使芳泽则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这次战争是吴实现其侵满野心的战争，其背后有英美的支持，力图驱逐日本在满蒙的势力，因此，要在战火波及满洲之前，表明日本的强硬态度。奉天总领事船津也要求“发相当强硬的警告”[27]。他在江浙战争爆发后，预见第二次直奉战争，并提出自己的意见。他主张：如战争中张作霖胜利，则尽量促使段祺瑞出山，引导张援助段。如美国为阻止吴的完全失败而出面调停双方时，日本则先采取居中调停，防止直方的完全失败，以留日本牵制张和段的余地。如张在战争中失败而直军进犯辽河以东地区时，则向中外声明日本在满蒙的权益，为维护日本权益行使必要的武力。[28]船津的献计是日本在两个军阀混战中既能维护其在满蒙的权益，又能控制和牵制吴、张双方的一举两得的措施。可是币原外相坚持不干涉方针，要芳泽公使和船津总领事采取静观形势的态度。

日本直接插手直奉战争，对直军的作战是不利的。因此，吴的北京政府采取种种措施阻止日本干涉战争。国务院总理颜惠庆通过芳泽公使和顾问冈野增次郎给元老西园寺公望、船津奉天总领事、白川义则关东军司令官、安广伴一郎满铁社长等写了六十余封信，希望他们谅解直军的军事行动。10月9日，吴佩孚亲自和天津总领事吉田茂会谈。会谈中吴表示，直军进入满洲后尊重日本在满权益，而且在条约中已有规定的权益中张尚未许可的权益也予以许可。当时吉田茂非常同情吴。[29]

中国军阀为了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地盘，有时投靠这个列强，有时投靠那个列强；有时脚踏两只船；有时投靠一方为主，另一方为辅。这是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定的。上述事实说明，直吴虽和英美的关系密切，但也和日本有往来，力图利用日本达到其目的。

这时，日本国内舆论对币原的不干涉政策提出种种指责，对币原施加种种压力。国策研究会、贵族院研究会、东亚联盟协会、在野党三派院外团等纷纷开会或发表声明指责不干涉政策，要求政府采取积极的强硬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于10月13日对直奉双方发出唤起注意的劝告。劝告指出，在满蒙居住日本臣民数十万，日本的投资和企业也较多，因此“在此唤起两军对上述明确事实的严肃注意，且如此重要的日本权利和权益，应受到十分尊重和保护。对此表示最重视之意”[30]。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日本没有发表过这种声明，这说明日本对直奉战争的态度进了一步。

当时，内阁成员中，也有不少人主张援张。他们主张，直军进犯东三省之前，派兵到奉天和山海关之间，设立缓冲地带，以便阻止直军。一些人则主张，给张以武器和贷款，直接援助张。于是10月23日日本内阁开会研究直奉战争的问题。会上曾反对援张的高桥是清农商大臣也主张援张，但币原外相还是反对。他说：“当此之际，我们采取稳如泰山的态度是最好的政策。”[31]他提出反对干涉的三条理由：

一、援助一方是明显的干涉，这违反政府的决定和声明，并失去国际的信义。是否遵守国际信义，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言外之意是要遵守华盛顿会议所通过的《九国公约》，和英美等欧美列强进行协调。

二、直军要进入奉天，一定要跨越满铁，和我精锐的部队兵戎相见。但直军没有这种力量。即使吴占领满洲，使他尊重我既得权益也是可能的。

三、冯与吴有矛盾。他说：现在，冯玉祥把兵马驻扎在张家口方面。冯与吴有宿怨。吴在东三省称霸，冯决不会袖手旁观。张与吴在山海关之险生死决战的一刹那，就是冯崛起的机会。如果是那样，吴佩孚后方被切断，不得不撤兵，张作霖也将重整旗鼓。[32]

这三条理由中，前两条和第一次直奉战争时期日本没有直接干涉的原因大致相同。第三条则是新的理由。币原作为日本的外相，把维护日本在满蒙的既得权益作为他的使命。维护权益是日本外交的目的，但采取什么手段，则是根据内外形势而定。也许采取武装侵略、武装干涉或者援助交战中的一方，也许采取不干涉手段。当时币原认为不干涉是维护日本权益的最好办法。他主张不干涉的原因中最重要的是第三条。如冯举兵倒戈，日本即使不干涉也能达到维护其满蒙权益的目的。这种手段既可以不激化与英美的矛盾，又维护了其在满蒙的权益。这对日本是最上策。

那么，事实如何呢？果真如日本所料。

10月23日上午即币原外相在内阁会议上陈述其不干涉的三条理由时，冯玉祥在北京举行了政变。[33]冯的倒戈是冯与吴矛盾激化的产物。但日本巧妙地利用这一矛盾，以金钱手段加速了这一矛盾的爆发。

在日本人中，最早插手此事的是寺西秀武。1924年，他在东京获悉第二次直奉战争即将爆发的消息后，用大仓洋行的暗号电报，立即打电报给在天津的段祺瑞，告诉他奉军将向直军开战。尔后他火速跑到奉天。途中，他遇见奉军第六军副军长吴光新，和他一起去见张作霖。他见张作霖时，劝张联合段祺瑞打吴佩孚，并献计拉冯玉祥。尔后，他转赴天津，和段策划拉冯的计划。他们决定，由段写信给张，要所需的钱。寺西在天津安排拉冯计划后，到京见北京警备区副司令孙岳，从他那里得知冯准备倒戈的消息。于是，他又找冯在京代表，并告诉他们“孙岳已和段合作啦，你们也要迅速采取果断行动”[34]。时过不久，段果然给张写信，要100万元，说如有这笔钱能拉冯、孙岳、胡景翼等人倒戈。张犹豫不决。于是日本军事顾问松井七夫和坂东劝张出钱。他们对张说：“用100万元能战胜[直军]，比这更便宜的是没有的。即使徒劳，白扔100万元就是啦。”[35]张在他们的劝告下同意出钱，但明天才能拿。他们怕张过夜变卦，促张当即拿出。张的这笔款，经三井银行奉天支店长天野悌二之手，交到日本驻天津司令官吉冈显作，由吉冈交给段。[36]段又派冯的日人军事顾问松室考良少佐和王乃模、段其澍三人，交给冯玉祥。[37]

另一方面，任曹锟总统府军事顾问的坂西利八郎少将和土肥原贤二中佐也从中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坂西搞到一则情报：曹锟为了维持总统的宝座，通过秘书长王兰亭和顾维钧，企求美国的援助。如曹的这一计划实现，对日本和奉军大为不利。于是，土肥原把此情报告诉颜惠庆内阁的教育总长黄郛，并说服他打乱这一计划。黄赞成土肥原的意见，当即跑到北苑的冯军驻地高丽营，转达土肥原的意见，并敦促冯火速举兵倒戈。他替冯起草和印刷冯军进城时的布告，并且做组织新内阁的准备工作。

尔后，日驻京公使馆、日军驻天津司令部和北京的日军警备队把冯倒戈的消息，通过跟随吴的日人军事顾问冈野增次郎，于当天下午转告吴。翌日，驻天津司令部又电告吴，撤退时不得使用秦皇岛码头。战争爆发后，日本曾派关东军的一个步兵大队驻扎秦皇岛，六艘驱逐舰游弋在该地区海域。[38]这便切断了直军的海上退路。此外，日军的一位少佐率领黑龙江军的骑兵队，直插滦河流域，力图堵住直军的陆上退路。这使得吴感到“……好像是我跟日本人打仗了”。吴突破包围，于10月26日抵津。这时日本反过来又拉吴。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通过冈野向吴传递冯军逼近天津和奉张要吴脑袋的消息，以便把吴诱进日本租界。另一方面，吉田茂劝吴和段合作，企图把直、皖两大系都控制在其手中。但吴没有听吉田的劝告，于11月13日经塘沽、浮海南下。

此外，日本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攫取到额外的“战果”。冯玉祥占据北京后，把溥仪从皇宫赶出，溥仪在醇亲王府逗留数天后，便投奔日本公使馆。日本公使芳泽谦吉和日军步兵队长竹本把他安置在公使馆一个月。后来把他秘密护送到天津日租界。[39]

在华日本军人对冯的策动，和陆军本部有直接的关系。当时任陆军大臣的宇垣一成的日记和陆军元帅上原勇作在传记中都谈到这次政变问题。据《元帅上原勇作传》，驻华公使馆武官林少将也直接参与了此事。传记写道：“冯玉祥之所以断然下决心和奉军里应外合，是林少将的奇策妙计打动了冯玉祥，使他改变了态度。”[40]可见，这是在陆军本部的指令下策划的一次行动。

冯的倒戈虽然不是日军的直接军事行动，但日本军部借冯猛击了直军。因此这事实上是日本军部变相的军事行动，是对中国内战的公然干涉。

至于币原外相是否直接参与此事，尚无确实的材料。可是，币原本人也盼望这一倒戈的早日到来。冯政变的那一天晚上，他正出席全国商业会议所举行的招待会。外务省值班员打电话报告北京政变的消息后，他心想，“该来的就来了”[41]。他立即把此事告诉加藤首相，并召开临时内阁会议报告此消息。听到此消息的农商大臣高桥是清紧握币原之手，说：“好！好！由于你的奋斗日本得救了。如果和我们主张的那样秘密援助张作霖，则了不得啦。我们没有脸见列国，进退维谷了。这样，保全了日本的权益。维护了日本的信用。如此高兴的事再也没有了。”[42]高桥的这一番话，形象地概括了币原外交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作用。

币原喜重郎是加藤高明内阁的外相。加藤内阁是经过第二次护宪运动建立的日本第一届政党内阁。政党内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产物，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提高的具体表现。政党内阁同官僚、军阀内阁相比较，更善于玩弄两手政策。币原自1924年至1932年的政党内阁时期，任四届内阁外相4年零3个月。他主张和英美协调及对华内政的不干涉。他于1924年7月1日在众议院发表外交演说时说：“至于中国问题，这也是我们极为重视的问题……列强尤其是日本，当然希望中国政局有朝一日宣告安定。但遗憾的是未见到显著效果……我们带着同情和希望，观望中国国民的努力，并祝愿其成功。而且对中国求助于我们的友好合作，在我们力所能及的限度内，不惜提供协助。对中国内政问题，我们不应干涉。我们不采取无视中国合理立场的任何行动。与此同时，相信中国也不会采取无视我们合理立场的任何行动。”[43]币原虽然口口声声说不干涉中国内政，但极力主张维护日本在华的权益。“不干涉”不过是维护权益的掩人耳目的一种手段。干涉或不干涉手段虽不同，但维护日本在华权益的目的是共同的。日本外务省在直奉战争中主张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因，已如前所述。这是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所决定的。币原外交不是币原外相个人的外交，而是执行了日本政府的对外政策。

在直奉战争中，外务省高唱不干涉政策，但军部却暗中支持张。从现象来看，外务省和军部之间有政策上的差异。在日本称这种差异为双重外交，或二元外交。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外务省和军部是日本推行侵略政策的两个主要机构，也是日本对外政策的两翼。一般情况下，战前主要由外务省出面，力求以外交手段达到其侵略目的。如以外交手段达不到目的时，军部则动用武力。因此，军部所采取的军事行动或者其他举动，是外务省的对外政策的继续和发展。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军部的行动是带有外交性的行动，用军事手段扫除在推行外交政策上的障碍。障碍扫除后，外交目的达到，军事行动也结束。可见，对于日本来说，外交是不流血的军事行动，军事行动是流血的外交行动。直奉战争时期日本外务省和军部的对华政策正是如此。

注释

[1]《原敬日记》，第9卷，第136页。

[2]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卷，第524页。

[3]《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MT137卷，MT:161411，第241～258页。

[4]《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MT137卷，MT:161411，第307～308页。

[5]《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第261～269页。

[6]《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第261～269页。

[7]《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第530～533页。

[8]《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第328～329页。

[9]坂西利八郎是陆军参谋本部的特派员，任曹锟总统府的军事顾问，在北京设有坂西公寓。

[10]《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MT138卷，MT:161411，第1662～1672页。

[11]《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MT138卷，MT:161411，第1662～1672页。

[12]《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MT139卷，MT:161411，第2083～2093页。

[13]《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MT139卷，MT:161411，第2083～2093页。

[14]《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MT139卷，MT:161411，第2083～2093页。

[15]《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MT137卷，MT:161411，第408～422页。

[16]《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MT137卷，MT:161411，第408～422页。

[17]《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MT137卷，MT:161411，第408～422页。

[18]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卷，第524页。

[19]《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MT137卷，MT:161411，第408～422页。

[20]寺西秀武是日本陆军中佐（1914年退役），曾任黎元洪、王占元的军事顾问，来往于奉直之间，与吴关系甚好。

[21]栗原健编：《对满蒙政策史的一个侧面》，第181页。

[22]《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MIT139卷，MT:161411，第2153～2157页。

[23]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卷，第31页。

[24]《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MT172卷，MT:161867，第160～163，172～174页。

[25]东亚同文会编：《续对华回忆录》，原书房1974年版，第900页。

[26]《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MT172卷，MT:161857，第273页。

[27]《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MT172卷，MT:161857，第294～299页。

[28]《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MT172卷，MT:161857，第167～171页。

[29]猪木正道：《评传、吉田茂》，上卷，读卖新闻社1978年版，第259页。

[30]《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MT172卷，MT:161857，第457页。

[31]币原喜重郎：《外交五十年》，原书房1975年版，第100～101页。

[32]币原喜重郎：《外交五十年》，原书房1975年版，第100～101页。

[33]冯玉祥北京政变的内幕：请参阅鹿钟麟、刘骥、邓哲熙：《冯玉祥北京政变》。

[34]《续对华回忆录》，下卷，原书房1974年版，第807～808页。

[35]东亚同文会编：前引书下卷，第900～901页。

[36]《续对华回忆录》，下卷，第900～901页。

[37]栗原健编：《对满蒙政策史的一个侧面》，第218页。

[38]江口圭一著：《日本帝国主义史论》，青林书店1979年版，第14～15页。

[39]东亚同文会编：《续对华回忆录》，下卷，第976～977页。

[40]元帅上原勇作传记编纂委员会编：《元帅上原勇作》，第279～280页。

[41]币原喜重郎著：《外交五十年》，原书房1975年版，第102～103页。

[42]币原喜重郎著：《外交五十年》，原书房1975年版，第102～103页。

[43]币原和平财团编：《币原喜重郎》，币原和平财团1955年版，第265～2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