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中国军阀林立，混战不休。利用军阀混战维护和扩大在华殖民权益，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采取的新政策。

1916年袁世凯死后，日本积极扶植皖系军阀段祺瑞，以西原借款之名，向他提供巨额贷款和军械。但段在1920年的直皖战争中被直系军阀吴佩孚和曹锟打败。段的倒台，使日本在中国失去了其侵华的马前卒。于是，日本转过来扶植曾协助打段的奉系军阀张作霖。

张作霖和日本，自从日俄战争以来早有往来。但张当时不是日本所依靠的一支力量。辛亥革命后，日本军部和大陆浪人主要依靠宗社党人，掀起满蒙独立运动，以便建立满蒙亲贵的傀儡政权。因此，当时日本和张之间常常发生冲突，甚至日本人想把他炸死，可是两次满蒙独立运动均归失败，段也倒台。于是日本不得不依靠张作霖来维护和扩大在满蒙的权益。而张作霖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军阀势力，也需要进一步投靠日本。1920年11月，张派于汉中去日本，表明他对日本的进一步投靠。日本政府对其以贵宾相待。内阁首相原敬认为：“张是想靠日本伸张势力，而我们在东三省的发展需要好好对待张。我们双方的利益是不谋而合的。”[1]这便道出了张和日本相互依靠的关系。接着，1921年5月16日，日本政府召开东方会议。出席会议的除首相和内阁成员之外，还有朝鲜总督斋藤实、关东厅长官山县、驻华公使小幡。在这次会议上，日本政府正式决定了对张的政策：“援助掌握满蒙实权的张，以便巩固我在满蒙的特殊地位。”[2]

在直皖战争中，张援助吴打段，坐收渔人之利。他不仅插手北京政权，而且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壮大了奉系的军事力量。这便加剧了直系的曹、吴和奉张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尤其是1921年12月梁士诒内阁的成立，更加激化了两者的矛盾。直奉战争迫在眉睫。

张在东北称王主要依靠日本，要打败依靠英美的直吴，一定要争取日本的支持。于是，张在准备对直战争的同时，乞求日本对他的援助。1922年1月8日，张派其日人顾问町野中佐向驻华公使小幡转达他的旨意：“我（张）没有和吴合作之意。当此之际，有两种途径。一、暂时静观形势，等待吴积极行动，消极防卫；二、张全然积极行动。日本政府的意见如何？”[3]这是张刺探日本对即将爆发的直奉战争的态度。对此，小幡公使表示，进入中原地区要慎重考虑，先要确保北京、奉天间的联络，不要随意采取行动。张对此表示不满。过两天，即10日，张又派于汉中向奉天特务机关长贵志少将要求日本供应武器、弹药。于还对贵志说：“如张为了维护现内阁（指梁士诒内阁——笔者注）出动军队时，满洲的治安至少由日军来担任。”[4]贵志少将对此没有予以可否。于是，14日张又派于汉中到奉天的日本总领事馆，通过赤冢总领事，向日本政府转达要求援助的意见。于汉中说：“直奉之争并非单纯的政权争夺，而是和排日派之争。贵国政府应考虑到这一点，以便决定援助张巡阅使之策。”[5]于汉中要求日本提供步枪1万支，弹药1000万粒，炮弹10万发，机枪一二百挺，子弹500万粒。15日，张又派其日人顾问本庄繁大佐和町野中佐，向小幡公使提出同样要求。

对张的这种急切要求，日本在华的外务省机构和陆军省机构分别采取了如下态度：

如前所述，小幡公使采取静观态度。但赤冢奉天总领事却支持张的要求，“给张提供武器，以便使之下断然的决心”[6]。而陆军在华机构的军官，除坂西利八郎中将之外，都主张援助张。他们认为：“英美和直派合作，力图驱逐日本在华势力，使帝国丧失对中国的权威，使我对华尤其是满蒙政策有从根底上被推翻而不可挽回之虞。”[7]因此，“当此之际，帝国应支持张作霖，压制吴的野心，打破英美以吴为傀儡的阴谋，相信这是为了维护帝国地位不可避免地采取的正当防卫手段”[8]。可是坂西利八郎中将[9]则反对援助张。他认为，如轻率地援张，使张产生误解，促使不测之乱的发生，援助张不是巩固日本在华地位的有力措施。这种情况说明日本尚未决定对即将爆发的直奉战争的态度。

可是，直奉关系急剧恶化。3月22日，张发出向关内调兵遣将的命令，26日起奉军越过山海关向关内进发。这时，张设宴招待赤冢总领事等日本官员。张在宴席上大谈他对日本的效忠和英美对北满的野心，再次请求日本对他援助。他说：“当此之际，我想看看日本政府在中国人中将认定谁为朋友和日本对老朋友的态度。这次行动是足以窥视日本真意的试金石。”[10]对此，赤冢总领事代表赴宴的日本官员回答道：“因对东三省的特殊关系，日本人都抱有援助张巡阅使的强烈希望。但鉴于国际关系及中国混乱的现状，不能积极地予以援助，只是抱有消极的满腔好意。请见谅。”[11]这就是说，精神上积极支持，但行动上却采取消极态度。这当然不是赤冢本人的真意，作为外交官他要受外务省的约束。

到4月中旬，直奉战争一触即发。日本不能不表态了，外务省于4月21日起草《帝国政府对直奉战争引起的中国局势的方针》。该方针规定三条：

第一条：“为目前中国局势的安定，召回张作霖的顾问贵志少将、町野大佐、本庄大佐。如召回有困难时，至少他们作为张作霖的顾问，在只限于中国内战的情况下，不要干预张的任何军事行动。”[12]

第二条：“以适当的方法和吴佩孚进行联系，努力使他对我方针不至于误解，以便使他谅解我国的公正不倚的态度。”[13]

第三条：“在北京，按着既定方针尤其是《九国公约》的宗旨，由我方主动采取措施，使英国公使和外交使团在协商的基础上对中国时局采取共同措施。”[14]

当初，这一方案是作为内阁的方针起草的。后经研究修改为外务省的方案，把“召回”张的日人顾问改为使他们“采取慎重的态度”。尽管如此，日本外务省还是没有采取积极援张的态度。

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日本外务省为什么没有积极支持张作霖？这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国际上，欧美列强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新回到亚洲，和日本进行新的争夺。在华盛顿会议上，列强打着“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旗号，订立了《九国公约》，建立共同侵略和控制中国的新体制，迫使日本放弃了利用一战时期欧美列强无暇东顾之际在华攫取的殖民权益。因此，这时日本正受欧美列强和《九国公约》的限制，不敢为所欲为地侵略中国。如果日本不顾欧美列强，公然支持张来扩大在华权益，则欧美列强一定会联合起来制裁日本。内田外相在1922年1月19日对奉天总领事赤冢的密电中曾提及援张给日本带来的严重后果。他说：“如援张，日本则冒很大风险。提供武器之事，不会不在外部泄露……如此事被揭露，日本不仅会招来张的政敌，而且会招来中国国民和世界舆论的非难和反对，影响我国外交立场。英美方面为对抗日本对张的援助，又援助吴佩孚，进而出现日英对峙的形势。有必要甘冒这种风险而援张吗？”[15]因此，4月21日外务省起草的方针，一开头就写道，“尊重《九国公约》及关于中国的决议精神”，要和列强采取协调行动。

其次，日本和张之间有矛盾，对张不大信任。内田外相1月19日的密电中写道：“张虽然标榜亲日，但看他的实际行动时不能立即信赖他。他的亲日是从他自己的打算中来的，而不是从一定主义的信念中来的。”[16]内田还认为张在中国的“威望”不高。他说：“张在目前中国政局中的处境，作为军阀的巨头在国民中没有威望，而且张在外国人中的人缘也不是好的。照华盛顿会议来看，他那种立场将日益遇到困难，是否能维持其地位颇有疑问。”[17]

可见，日本确实对张是半信半疑的。所以1921年5月东方会议虽然决定支持张，但支持张“并非对张个人的”支持，而是为了确保日本在满蒙的权益，因此“对于和张一样地位者，不论何人，都和他合作，彼此为共享其利而努力”[18]。这说明，日本援张是留有余地的。

最后，日本不能不考虑到对吴佩孚的政策。如日本积极支持张，必然得罪吴。因此，日本尽量缓和对吴的矛盾，而且对他抱有一定的希望。内田外相致赤冢总领事的密电中说：“吴不一定是排日分子。他是否成为排日分子，是由今后日本的所作所为决定的。鉴于他现在是中国的一方势力，因此尽量避免因援张而可能明显地挑起他反感的行动，是否得策？”[19]日本当时认为，吴虽然和英美有联系，可是如果把他置之度外，他就日益疏远日本，最后明确地表示排日的态度。所以内田外相训电小幡驻华公使，选择适当人选，和吴接触。小幡不大同意内田的意见，认为这时对吴的接近反而抬高他身价，使他更傲慢。可是，小幡还是遵照内田的训令，选派寺西秀武[20]到保定，对吴进行工作。

这说明，日本虽和奉张关系密切，但又力争直吴。日本支持军阀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和扩大在华的权益。为此目的，鉴于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有时支持这个军阀打那个军阀，有时支持那个军阀打这个军阀；有时脚踏两只船；有时以支持一方为主，另一方为辅。日本和某一军阀虽有相对的稳定关系，但不是固定不变的。

日本外务省的态度虽然如此，但奉天总领事赤冢、公使馆武官东少将、关东军参谋长福原少将、奉天特务机关长贵志少将等却主张积极援助张。他们认为，直奉战争不仅是军阀间的内战，而且是依靠吴的英美对依赖张的日本满蒙政策的挑战，把战争的性质提高到英美和日本的争夺上，因此主张应该给张援助武器，击败吴及其背后的英美势力。其次，他们认为，张是可靠的，要充分相信他，冒着风险也要支持他。

在积极主张援助张的人中也有一些分歧。是援助张巩固其在东三省的地盘，还是支持他打入关内，争夺北京政权？赤冢总领事等积极支持张把势力扩展到关内，争夺北京政权，进而称霸全中国。赤冢于1922年1月在园田龟一写的《怪杰张作霖》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我们切望张作霖以旭日东升之势，君临于全中国，和其他志士一道完成南北统一的艰苦事业，将四百余州的国民引至安稳之境。”[21]可是陆军省军务局在4月23日起草的《帝国对握有东三省实权的张作霖的态度》一文中则主张让张先巩固其在东北的地盘。该文写道：“帝国让张先充实东三省的内政和军备，努力培植其实力，不让他在东三省的基础确立前过早地争夺中央政界的地位。在这种宗旨下要援助他。”[22]当时军部认为，张的势力尚未达到统一全中国的地步。因此先充实东三省的势力，在中国政局的变化和他地位及威望提高之后，再认真地援助他争夺中央政界的地位。

综上所述，在第一次直奉战争时期，就援张问题日本统治阶级内部有分歧。但他们维护日本在满蒙的权益是共同的、一致的。可见，这种分歧是为共同目的而采取的策略上的分歧。

由于上述分歧，日本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没有直接支持张作霖。结果，张在5月4日长辛店附近的战斗中吃了败仗，5月7日把指挥部从军粮城撤退到滦县，19日完全撤回关外。直军没有追击奉军。

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结果是：张所支持的梁士诒内阁垮台，张的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兼省长及蒙疆经略使之职均被罢免。但日本在满蒙的权益丝毫没有受到损失。

在这种形势下，直奉两系6月17日至18日在英美传教士的调停下，在秦皇岛的英国军舰上签订了三项停战协定：一、直奉两军为中华民国的统一而努力合作；二、奉军撤出二郎庙以南阵地，直军集中于滦州后方；三、直军不得进东三省。这是直奉的暂时妥协。这种妥协酝酿着更大的第二次直奉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