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五四运动的革命洪流犹如大浪淘沙，不仅使中国而且使日本的各阶级、阶层显现出对它的态度。

日本统治阶级从其侵略本性出发，极端仇视五四爱国运动，一面通过外交途径提出“抗议”，要求北洋政府采取坚决措施取缔学生运动；另一方面则指使日本特务分子和亲日派对学生运动进行直接破坏。

日本国内则舆论大哗。5月6日，大阪《每日新闻》发表社论，攻击和诬蔑五四运动，说什么它“好比妇女犯精神病后，放火烧家，自身投井”[2]；5月10日，该报又攻击五四运动是“华人自危其国家”[3]。

6月3日后，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五四运动进入新的阶段。大阪《每日新闻》又叫喊，运动激化后变成第二个俄国革命，要求政府与中国军阀相勾结镇压爱国运动，[4]甚至主张借此向中国宣战。对此，当时日本内部意见分歧。有的主张袖手旁观，有的则坚决反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反对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满腔热情地声援朝鲜的“三一”爱国运动。但对五四运动却无动于衷，仅想通过四国借款团来解决山东问题。[5]

这便说明，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攫取山东为己有的帝国主义外交的“胜利”，引起了日本朝野的民族沙文主义的狂热。

此刻，担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吉野作造博士，伸张正义，挥笔撰写《勿要谩骂北京学生团的行动》，发出正义心声：“中华民众一般反日，不过是对官僚、军阀以及财阀代表的日本的反感”“邻邦的一般民众恐怕不知道我国有‘侵略的日本’和‘和平的日本’。如果知道了，他们必定立即会隐忍反日的声音的”。[6]接着他又在《东方时论》7月号上撰写《中国的反日骚乱与根本解决之策》一文，进一步阐述了他的两个日本论。他写道：“在中国排斥日本的事实是排斥侵略的日本。但日本本身绝不是侵略主义国家，官僚军阀的日本具有浓厚的侵略色彩……可是，现在[日本]国民的多数是爱好和平、爱好自由、爱好共存主义的。这就是说，今日的日本有侵略的日本和和平的日本。”[7]吉野先生的这些论述说明，他通过五四运动而对日本有了新的认识。吉野从这种认识出发，进一步探讨中国人民为什么反对日本的官僚、军阀？中国人民所反对的日本和中国的官僚军阀是个什么关系？他认为，两国的官僚、军阀互相狼狈为奸，日本的官僚、军阀在中国政府中扶植中国的官僚、军阀，通过他们图谋自己的利益；而中国官僚、军阀依靠日本官僚、军阀的御用商人主义外交的支持，巩固自己的地盘。[8]因此，他再次指出：“他们呐喊的反日是反对操纵和笼络中国官僚、军阀的官僚、军阀的日本，而不是怀疑和他们（指中国人——笔者注）产生共鸣的日本国民的公正性”[9]，进而承认和支持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官僚军阀的行动。

不仅如此，吉野从这种认识中进一步发现日中两国人民之间是存在共同点的。他说：“在冷静地想一想他们的要求时，认识到他们和我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生命的萌芽。”[10]这一生命的萌芽是两国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日本官僚、军阀的可能性。他指出：“这一侵略性日本，就是我们和平的日本极力要反对的。他们要反对的和我们要反对的完全是一样的。”[11]此外他还从五四运动中看出两国人民结成友好的萌芽。他说：“我们从藏在邻邦青年暴动影子中的精神中不能不看出，发展日中真正友好的种子。据[我]考虑，同官僚、军阀一起进行着恶战苦斗的我们与他们，以同一个精神进行着同一种工作。”[12]他殷切地“期待他们和我们两国民众之间出现站在和平主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的基础上逐渐地共同开展改造社会的运动”[13]。吉野的这种建立友好的种子和改造社会的想法，当时和中国人民的想法有相近之处。“五四”时期的周恩来于1919年8月谈及日本学生，谴责日本军阀的侵略主义时说道，“实在让我们觉得东亚两国国民的前途，尚有一点亲善的希望”“两国国民真正的亲善，万不是口舌、文字所能表达出的，紧要的就是双方国民对内对外，要有一个社会根本改造的实现”。[14]吉野认为，解决中国反日问题的途径，是从官僚、军阀统治下解放两国人民。[15]这一看法是很高明的。他迫切地希望两国人民“取得成功”[16]。他指出：两国官僚、军阀的“友好”，实际上是阻碍真正友好的大障碍。[17]一个人的正确认识，来源于对一个历史事件的正确理解。吉野之所以同情、声援五四运动，是因为他认识到五四运动是中国千疮百孔的社会各种矛盾激化的必然产物，是在十月革命的号召下发生的。

他曾写道：“骚扰直接发端于山东问题的巴黎外交的失败。但根本的原因在于最近一两年北京学界的飞跃性的确信。由于欧洲战争而引起的思想激变的波涛也波及中国，对青年学生中的启发显著……其结果对社会各方面的事物进行敏锐的批判，进而成为对最毒害中国的官僚政治的剧烈的不满。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很明白，今日的北京官僚政府久久依靠我国阀族的支持而存在，因此邻邦青年把矛头指向我国也是不得已的……如果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来考虑，就有可以谅解的理由。”[18]

吉野从对五四运动的这种认识出发，批驳所谓五四运动是“某国煽动”的谬论，说“他们的运动全然是自发的，不被任何人煽动”。[19]并指出日本报刊的宣传是无事生非。同时他又抨击五四运动是“盲目反日运动”[20]的错误说法。他认为“他们首先着眼于革除认为是祸根的东西”[21]，其目的是消灭官僚、军阀；其反日原因是因为日本援助他们的官僚政府；在他看来如果中国青年知道日本有帝国主义日本和和平主义日本，“他们必然高兴地不推辞和后者友好的”[22]。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五四“在精神上仍然不外乎是政治性的启蒙运动”[23]。吉野对五四运动的这种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他虽然没有直接用反帝反封的词句，但基本意思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官僚的。

正确认识是正确行动的先导。吉野不仅思想上同情、声援五四运动，而且付诸行动。他为了声援中国的青年运动，为了建立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6月5日在黎明会讲演会上提出邀请北京大学一名教授和两三名青年学生访日的倡议，并勇敢地给李大钊写了一封信。写信本身就说明了他对李大钊的理解和相信。这一珍贵的书简如今已失传。《东方杂志》1919年7月号刊载了《日人吉野作造之中国最近风潮观》一文，其中引用了吉野博士致北京大学某君书。中国的全国学生联合会致日本黎明会的信也引了吉野信的一段。两者基本上相同：“我知贵国虽盛倡排日，所非之日，必为野心的、侵略的、军阀主义的日本，而非亲善的、平和的、民主主义的日本。侵略的日本，不独为贵国青年所排斥，亦我侪所反对者也。侵略的日本，行将瓦解；未来平和人道之日本，必可与贵国青年提携。”[24]这是充满战斗情谊和友好之情的信。此信在中国人民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和共鸣。全国学生联合会致日本黎明会书中写道：“博士此语，我国人士实不胜其感佩之情。盖此皆我国人士心坎中所欲发者。”[25]

不久，吉野收到李大钊的回信。信中表示，北京学界非常高兴地盼望他访华，如他今年夏天和秋天来华，用数个月时间能把日本国民的真意和民主精神披示给中国人民，这对东亚黎明运动的前途甚有影响。[26]通过李大钊的信，吉野加深了对中国人民的理解，确信了中国人民“持有非常希望和我们（指日本人民——笔者注）联合的本能的热情”[27]；此外，吉野又接到北京清华学校骆启荣的一封信。信中表示，中日两国真正的善良国民，必须彼此相爱，立于彼此互助主义。如欲享持久的、真正的人类和平的幸福，中日两国人民首先非改良各自的政府不可。[28]这一信的内容便和他的两国民众“开展改造社会的共同运动”的思想吻合。吉野通过这些信，“大体知道了北京的风潮”[29]。

是年夏天，吉野借其弟子冈山守道出差中国路经北京之机，又叫他在北京拜访李大钊，再次转达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并再请北大教授和青年学生东渡访日。当时李大钊对冈山表示，为派北大教授和青年学生东渡访日做积极的努力。[30]

不久，日本黎明会接到中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信：“彼谓持侵略政策者，为日本军阀派政府，日本人民无与也”；“诸君须知我中日两国人民，本无深仇宿恨，徒以两国军阀政府之狼狈要结，遂致互相嫉视，苟一日不解脱此万恶之军阀，则两国人民，永无亲善之望。若欲解脱其军阀政府，则非互助不可。”[31]接着，北京学生也发表了告日本国民书：“吾中日两国国民地位相同，利害一致，吾国民谓欲谋东亚真正之和平，中日两国间真正之亲交，首在促贵国国民之觉醒，共起而反抗侵略主义。”[32]这些信，以高度的热情，倾注了中国青年学生对日本人民的友好情谊和两国人民携手反对官僚军阀的共同心愿。通过这些信，吉野对中国“学生的意向也清楚了”“邻国的多数青年也毕竟是我们可以信赖的朋友，绝不是敌人”。[33]他满腔热情地说：“他们和我们友好合作的可能已经不可怀疑了。现在起难道不是建立国民的真正友好，真正的东洋和平之花开放的时候吗？”[34]

通过吉野作造的努力，1919年底和1920年初，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宫崎滔天之子宫崎龙介抵达上海访问，在上海学生联合会召开的大会上发表讲演，表达了日本人民对中国反日斗争的同情和声援。他曾写《日人口中之破坏和平的资本主义外交》一文，猛烈地抨击了日本官僚军阀对中国的侵略。周恩来把声援中国人民的这一文译成中文，刊载在他主办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上。5月，北京大学的教授和学生一行6人[35]东渡访日，在东京和京都跟日本的教授、学生及工人举行座谈和联欢。吉野也数次会见他们，进一步增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相互了解，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打下一定的基础。日本统治阶级对此暴跳如雷，认为这是阻碍两国国交，禁止两国人民和青年学生的交流。由于统治阶级的阻挠，吉野先生来中国的愿望未能实现。吉野先生从这些事实中认识到，“实际上阻碍两国真正友好的、威胁东洋和平的是联系着官僚军阀的丑恶的关系”[36]，并愤怒抨击日本和中国的官僚军阀的勾结。他从这一事例中切身体会到，正是日中两国的官僚军阀的这种勾结，激起了中国人民的猛烈的反日，并从中进一步理解了中国人民反日的深刻的社会根源。

吉野作造在抨击两国官僚军阀的同时，主张建立真正友好的途径是“从充分承认侵略性的对华政策的不对开始。这样，我们能够得到中国的谅解”[37]。他曾数次提到“侵略”二字，但有时模棱两可。[38]后来的文章把“侵略”二字提得较突出，把反对侵略主义作为两国人民的共同任务。他于1920年6月在《日中学生协作运动》一文中提出：“协作运动首先要指向的敌人是官僚军阀的侵略主义。”[39]这就是说，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是日本官僚军阀的侵略主义。几十年前吉野先生提出的日中友好的宗旨非常正确。

吉野先生提出的中日友好的这一宗旨，当时遭到一些人的非难，说什么中国青年运动的背后有过激派（指共产主义者——笔者注）。吉野横眉冷对，严肃指出这是“非常愚蠢的疑惑”[40]。有的人爱面子，认为日本人在中国人面前说日本的坏话是不好的。吉野认为这种“家丑不能外扬”的思想是封建的东西，“我们对自己的坏事要彻底地予以承认。如果他们的非难中有相应的理由，要自动地倾听它并明确自己改正的理由，进而进行对话，这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41]，批判了掩盖自己民族过错的民族主义情绪。

五四运动虽然没有完成彻底反帝反封建这一历史使命，但它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封建军阀。吉野作造估计到了五四运动的这一历史意义。他认为，中国人民的斗争“在一种意义上是对日本的一大警告；在一种意义上又是对开辟日中两国的真正友好的一大障碍物发起攻击的呼声”[42]。“对我国官僚军阀来说不外乎是要求改变对华外交的实物性教育。如果受到这种实物性教育后还不醒悟，我们日本永远失去向中国伸长的机会。”[43]

这种看法虽然未能充分评价五四运动反帝斗争的彻底性和不妥协性，但还是认识和肯定了中国人民的这一反帝斗争。他认为：中国民众“给[中国]军阀、财阀的政治地位以全民性的一大铁锤”[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