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野作造对五四运动的同情、声援和建立日中友好关系的殷切希望，绝不是先知先觉的。他是经过曲折的社会实践逐步产生的，他的人生道路是坎坷不平的。他曾经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拥护者和支持者，曾经写了不少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出谋划策的文章。例如日本政府向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他说“和列国竞争，建立在中国的帝国势力和帝国的利权，绝不是无用不及之事”[45]，“这次要求（指“二十一条”——笔者注）大体上是最少限度的要求，对日的生存来说必不可缺，删除第五项[要求]是甚为遗憾的”[46]。不仅如此，在《关于决定对华根本外交政策中的日本政客的昏迷》一文中，极力主张日本支持袁世凯，以达到其侵略目的。吉野的这种立场和观点，当然是和在培养日本官僚的最高学府东京帝国大学接受的教育分不开的。然而学校教育固然对一个人的人生观之形成会起很大作用，但是在广阔的社会实践中又会使人的认识发生变化。

吉野对五四运动的同情、声援和共鸣及建立日中友好的理想，来自两种因素：一是其思想本身的进步和发展，一是对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解。1910年，吉野远渡重洋留学西方，受到欧美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1913年7月回国。这时正是大正初“打倒阀族，拥护宪法”的护宪运动时期，改良官僚军阀的专制主义的大正民主运动在兴起。此时回国的吉野在《中央公论》上发表《论群众的示威运动》一文，标志他开始登上大正民主运动的政治舞台。他嫌恶官僚军阀的“暗室政治”，主张民本主义，并为实现这一目的积极宣传民本主义思想，成为大正民主运动的理论大师。这一主义在20世纪初期的日本盛极一时，颇有影响。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和官僚军阀对立，具有一定的革新的气息。

其次，他对中国革命的理解也加深了。他于1906年至1908年，在中国住过3年。但他那时“全然不知道中国的事情”，认为“中国没有人物，因而大为失望而归”。[47]这时，孙中山先生已经登上了民主主义的政治舞台。但吉野当时尚未成为民本主义者，对中国革命运动和革命领导人毫无认识，因而不可能产生共鸣。他自己也曾经说，当时“对中国革命等事情完全没有兴趣”[48]。

可是，从1914年起他开始关心中国革命。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不少中国革命党人亡命日本。这时正好是吉野的民本主义思想形成时期。吉野通过和他们的接触了解到，“最近在中国有一个大的蓬勃兴起的伟大精神”[49]。这是他对中国的新发现。此时，大陆浪人头山满、寺尾亨等请吉野先生编写一部中国革命史，并向他介绍了戴天仇和殷汝耕。上述两位在介绍中国革命史时，向他推荐了宫崎滔天的《三十三年之梦》。但直到1916年吉野才看见这本书，并一口气把它读完。这本书用不少篇幅叙述了孙中山和宫崎滔天的战斗友谊。因此，吉野在明治文化研究会重刊该书时写道：“他（宫崎）的自传本身就具有日中交涉史第一章的意义。”[50]他把《三十三年之梦》爱如至宝。1917年6月，他终于写出《中国革命小史》。他在该书的开头写道：“近代中国运动的根本思想在于改革弊政，图谋新中国的复兴”，并批评了对中国革命的种种错误看法。[51]他对这一革命采取的态度是“向中华民族致以很大同情和敬意”，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在直截了当地论述中国民族复兴的努力的同时，说明著者为何向中华民族致敬的理由”[52]，这几句简明的言语，倾吐了吉野对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之同情。此时他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有了认识，“现在三民主义成为中国青年的国民性的口号”[53]，赞赏孙中山的远见卓识。

五四运动前夕，即4月30日他在黎明会的第四次讲演会上发表了《关于中国》的演说。他在演讲中批判专制主义的秘密外交，主张国民外交，要对中国采取共存主义。他还特别地指出：“最近在中国，改革过去政治的国民要求，作为一个新的力量蓬勃兴起。这是非常明显的。”[54]而且强调要重视这一力量。他说：“把国民不放在眼中的政策不能取得友好之实。”[55]因此他提出“在日本也好，在中国也好，要反对的是这一官僚思想”[56]。这便说明，他此时已经洞察到了像火山一样爆发的一股力量和这股力量将要冲击的是什么。

吉野作造是在什么样的思想指导下同情、声援五四运动的？

首先，如前所述，他的思想是民本主义。吉野认为，民主主义是主张“国家主权在民”的思想，平民主义是主张使平民和贵族对立起来的思想。他说，民本主义是和这两种思想不同的，因而起名为民本主义。吉野则主张“民有”。因此，这种思想是日本天皇专制向近代化过渡的一种过渡性思想。这种思想虽然不是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但和“五四”时期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有相近之处。他认为，宪法应具有保障人民权利、三权分立、民选议院制等内容，但在从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特权阶级掌权的国家里，虽在世界形势的敦促下公布了宪法，但不实行宪法应有的基本内容，并阻碍以立宪的思想来解释宪法。[57]他所说的便是日本。吉野的这种思想是继承和发展了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的。日本由于明治维新的不彻底，1889年制定的钦定宪法在天皇制、内阁、议会等政治体制上保存了封建的残余，与资本主义结合成为专制主义。因此，吉野的民本主义反对官僚军阀的专制主义中就包含着反封建的因素。而中国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但封建官僚军阀袁世凯、段祺瑞之流篡夺了政权，封建专制主义依然如故地被保存下来了。五四运动对内就是反对这一封建专制主义，因此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残余这一点，吉野的民本主义和五四运动就有共同之处。

因此，吉野非常赞赏中国的新文化运动。1915年9月《新青年》杂志的创刊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吉野在《关于北京大学学生骚扰事件》和《在北京大学的新思想的蓬勃兴起》文中就介绍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58]他认为，开明思想是勃兴于民间的，国立大学是与之斗争，进而保护官僚阶级的，但“现在国立大学的学生，在中央政府所在地，最热烈地、最彻底地成为自由思想的鼓吹者，正说明中国青年在世界形势转变之机善于利用着今日时势”，这便“开辟了全体中国民众，举国上下，朝着开明的目标前进的开端”。[59]由此可见，他对新文化运动的共鸣和声援，从中看出他的民本主义思想和五四运动的内在联系。

其次，吉野先生的另一种思想是人道主义或道义主义。这种思想是和民本主义有关系的。民本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它本身包含着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思想，但和基督教也有关系。吉野是基督教徒，1917年3月任东京帝大学生基督教青年理事会理事长。吉野先生承认：“我迄今从道义的立场评论内外的各种政治问题。尤其是最近一两年来，从这种立场出发，对中国、西伯利亚等问题加以痛激的批判。”[60]他还说：“归根到底，我们是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从自主共存的根本出发，拟订一切对华政策。”[61]他对一切劳动问题上的主张是站在人道主义来解决的。

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虽然同情、声援五四运动，在建立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方面是有意义的，但它毕竟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意识形态，因此它除历史的局限性之外，还具有阶级的局限性。

民本主义，如前所述，不是改革绝对专制主义的革命理论，而是保存、改良天皇制的改良主义理论；不是主张共和制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而是主张君主主义、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62]他的民本主义虽然反对官僚、军阀的专政，但并不反对日本的“军国”化，如果说反对“军国”化，这是因为“军国”化和官僚军阀专制结合在一起。[63]吉野的人道主义对日本的野蛮侵略和残酷的殖民统治表示义愤和抗议，但他不能认识到产生这些现象的社会根源，因此找不到消灭这些现象的现实途径。日本对中国侵略的根源在于军事封建的日本帝国主义；五四运动的反帝主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和日本对青岛的侵占。但吉野没有公然地谴责日本攫取山东、强加“二十一条”的侵略罪行，没有明确地支持要求日本放弃在中国的殖民权益。1920年他在《关于朝鲜统治政策答丸山君》一文中写道：“希望恢复祖国，不论是日本人、朝鲜人、中国人都普遍地承认的道德的立场。可以说，由此看出共同的或最高的原理。”[64]松尾认为这一“最高的原理”就是吉野的民族自决思想。但尽管如此，吉野的反帝思想依旧是不彻底的。

当时，日本社会中也有彻底反帝的力量。鹫尾正五郎1919年1月在《中央公论》上发表的《战后世界亦依然是国际竞争的舞台》一文中，坚决主张对中国实行民族自决，“青岛问题，按着中国的要求，无条件地归还给中国”[65]。这种思想，显然比吉野高明得多。这就说明，吉野的局限性不仅是历史性的，而且是阶级的局限。

至于北京的青年学生痛打章宗祥问题，吉野一再表示“甚为遗憾”，认为“极为狂暴”“不文明”等等。这是因为人道主义不分革命暴力和反革命暴力，是暴力者都要反对。中国人民就靠暴力即武装斗争驱逐了一切帝国主义侵略者，恢复了民族主权的完整。显然，吉野先生的指责是错误的。

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思想逐步传播，工农运动形势高涨。日本的一些民主主义者变成社会主义者，跟上了时代发展的步伐。但吉野作造的思想依然停留在民本主义，而且受了20年代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于是民本主义和马列主义，革命和改良的矛盾日趋激化。因此，五四后吉野对中国革命和日本侵略中国的态度，不像五四时期那样明确。对中国的北伐，他希望取得胜利，但又不主张日军撤出山东；对九一八事变，虽然怀疑动武的必要，否定伪满洲国的建立，但又不主张日本放弃在东北的权益。这便说明，五四后吉野的思想不仅没有进步，反而有所倒退。

注释

[1]由井正臣编：《论集日本历史第12卷——大正民主》，有精堂1977年版，第243页。

[2]吉野作造：《中国、朝鲜论》，平凡社1974年版，第371页。

[3]《五四爱国运动》，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03页。

[4]吉野作造：《中国、朝鲜论》，第371页。

[5]井上清、渡部彻：《大正时期的急进的自由主义》，东洋经济新报社1972年版，第165页。

[6]《勿要漫骂北京学生团的运动》，见《中国、朝鲜论》，第207页。

[7]《中国的反日骚乱与根本解决之策》，见《中国、朝鲜论》，第226页。

[8]《中国的反日骚乱与根本解决之策》，见《中国、朝鲜论》，第226页。

[9]《关于北京大学骚乱事件》，见《中国、朝鲜论》，第215页。

[10]《中国的反日骚乱与根本解决之策》，见《中国、朝鲜论》，第228页。

[11]《中国的反日骚乱与根本解决之策》，见《中国、朝鲜论》，第226页。

[12]《确立日中人民友好的曙光》，见《中国、朝鲜论》，第231页。

[13]《中国的反日骚乱与根本解决之策》，见《中国、朝鲜论》，第229页。

[14]《天津学生联合会报》，1919年8月9日。

[15]《勿要漫骂北京学生团的运动》，见《中国、朝鲜论》，第207页。

[16]《勿要漫骂北京学生团的运动》，见《中国、朝鲜论》，第207页。

[17]《勿要漫骂北京学生团的运动》，见《中国、朝鲜论》，第207页。

[18]《确立日中人民友好的曙光》，见《中国、朝鲜论》，第230～231页。

[19]《关于北京大学骚乱事件》，见《中国、朝鲜论》，第209页。

[20]《关于北京大学骚乱事件》，见《中国、朝鲜论》，第209页。

[21]《关于北京大学骚乱事件》，见《中国、朝鲜论》，第210页。

[22]《确立日中人民友好的曙光》，见《中国、朝鲜论》，第231页。

[23]《关于北京大学骚乱事件》，见《中国、朝鲜论》，第212页。

[24]《五四爱国运动》，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11页。

[25]《五四爱国运动》，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11页。

[26]《确立日中人民友好的曙光》，见《中国、朝鲜论》，第234页。

[27]《确立日中人民友好的曙光》，见《中国、朝鲜论》，第235页。

[28]《确立日中人民友好的曙光》，见《中国、朝鲜论》，第237页。

[29]《确立日中人民友好的曙光》，见《中国、朝鲜论》，第237页。

[30]《确立日中人民友好的曙光》，见《中国、朝鲜论》，第238页。

[31]《五四爱国运动》，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11页。

[32]《五四爱国运动》，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14页。

[33]《确立日中人民友好的曙光》，见《中国、朝鲜论》，第241页。

[34]《确立日中人民友好的曙光》，见《中国、朝鲜论》，第241页。

[35]这6人分别是：高一涵教授和学生方豪、徐彦之、康白情、孟寿椿、黄日葵。他们是李大钊影响下的进步的教授和学生。

[36]《日中学生协作运动》，见《中国、朝鲜论》，第244页。

[37]《日中学生协作运动》，见《中国、朝鲜论》，第245页。

[38]《确立日中人民友好的曙光》，见《中国、朝鲜论》，第230～248页。

[39]《确立日中人民友好的曙光》，见《中国、朝鲜论》，第246页。

[40]《日中学生协作运动》，见《中国、朝鲜论》，第247页。

[41]《日中学生协作运动》，见《中国、朝鲜论》，第247页。

[42]《中国反日骚乱与根本解决之策》，见《中国、朝鲜论》，第228页。

[43]《关于北京大学骚乱事件》，见《中国、朝鲜论》，第214页。

[44]《关于北京大学骚乱事件》，见《中国、朝鲜论》，第214页。

[45]《帝国对中国的实际态度》，见《中国、朝鲜论》，第23页。

[46]《帝国对中国的实际态度》，见《中国、朝鲜论》，第23页。

[47]《关于中国》，见《中国、朝鲜论》，第199页。

[48]《关于中国》，见《中国、朝鲜论》，第199页。

[49]《关于中国》，见《中国、朝鲜论》，第199页。

[50]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平凡社1979年版，第255页。

[51]《中国革命小史》，见《吉野作造博士民主主义论集》，第7卷，新纪元社1948年版，第5页。

[52]《中国革命小史》，见《吉野作造博士民主主义论集》，第7卷，第2页。

[53]《日华国交论》，同上书第6卷，第101～102页。

[54]《关于中国》，见《中国、朝鲜论》，第198页。

[55]《关于中国》，见《中国、朝鲜论》，第202页。

[56]《关于中国》，见《中国、朝鲜论》，第205页。

[57]田中愁五郎：《吉野作造》，未来社1958年版，第173页。

[58]《关于北京大学骚乱事件》，见《中国、朝鲜论》，第210～212页。

[59]《关于北京大学骚乱事件》，见《中国、朝鲜论》，第211页。

[60]《对外的良心的发挥》，见《吉野作造博士民主主义论集》，第4卷，第9页。

[61]《关于北京大学骚乱事件》，见《中国、朝鲜论》，第214页。

[62]信夫清三郎：《大正民主史》，第2卷，日本评论社1964年版，第355页。

[63]信夫清三郎：《大正民主史》，第2卷，日本评论社1964年版，第365页。

[64]由井正臣编：《论集日本历史第12卷——大正民主》，第261页。

[65]井上清、渡部彻：《大正时期的急进的自由主义》，东洋经济新报社1972年版，第167～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