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会外交的失败，置中国于战败国的地位。消息传来，全国群情激奋，学界情绪尤为激昂。5月4日下午，北京13所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学生们手持旗帜，上书“争回青岛方罢休”“拒绝和约签字”“头可断，青岛不可失”“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游行队伍冲向赵家楼，火烧卖国贼的巢穴，痛殴章宗祥。这就是中国近代革命历史上伟大的五四运动的开端。它以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的失败为导火线，揭开了中国人民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天安门前的星星之火，迅猛形成燎原之势，席卷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5月7日，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广州、重庆等地的学生分别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全国二十多个省的几十万学生相继投入了五四革命风暴之中。6月3日，中国工人阶级也投入了斗争，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与五四运动的爆发，两者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五四运动是1911年辛亥革命失败以来中国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必然产物。五四运动爆发的历史必然性中包含着和会外交失败的原因，因此，和会外交的失败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迅猛地点燃新的反帝反封建运动的革命烈火，并且使它具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意义。

和会外交的失败打破了部分国人对和会和威尔逊的幻想，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觉悟。当巴黎和会开幕时，中国有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帝国主义的宣传和“威尔逊十四条”的迷惑下，为巴黎和会的召开庆幸，对英、美等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代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上海《时事新报》，在一篇社论中写道：“欧战结束，和会开始，凡为弱小之国，莫不思借威尔逊之宣言，力求国际之平等，如民族自决，外交公开，国际弭兵等项，尤为着者也。”[59]陈独秀和他主编的《每周评论》也曾对和会和威尔逊抱有很大的幻想，要求和会通过取消中国和外国订立的丧权辱国条约，承认中国收回山东的权利。他还主张，亚洲各国联合起来，向和会提出“人类平等一概不得歧视”的意见，如这一意见能通过，那“他种欧美各国对亚洲人不平等的待遇，和各种不平等的条约，便自然从根消灭”[60]。他甚至把威尔逊捧为“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大好人”[61]。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分割弱小民族的丑恶嘴脸以及和会对山东问题的无理决定，这些严酷的事实，彻底打破了某些中国人对和会和威尔逊所抱有的幻想。陈独秀说：“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62]由此他进一步认识到，和会是分赃会议，“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63]。李大钊也愤怒地揭露：“巴黎会议所议决的事，哪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平和、光明的影子，哪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64]而且质问威尔逊道：“威尔逊！你不是反对秘密外交吗？为什么他们解决山东问题，还是根据某年月日的伦敦密约，还是根据某年月日的某某军阀间的秘密协定？”[65]对和会和威尔逊的这种新认识，激发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觉悟，点燃了熊熊的“五四”革命烈火。

这时，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的指引下，用无产阶级宇宙观观察帝国主义世界，从巴黎和会失败的教训中得出帝国主义世界是强盗世界的结论。“五四”前，人们认为“抱侵略主义的日本人，是我们莫大的仇敌”[66]，李大钊于和会外交失败不久的5月18日，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中明确地指出：“日本所以还能拿他那侵略主义在世界上横行的缘故，全因为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世界。那么不止夺取山东的是我们的仇敌，这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一切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67]这强盗集团就是包括欧美列强在内的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人民要反对日本的侵略，就要反对在其幕后支持它的一切帝国主义。李大钊根据对于帝国主义强盗世界的新认识，进一步提出了“把这强盗世界推翻”“改造强盗世界”的彻底反帝的革命口号，这就使得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本性的认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完成了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飞跃，给五四运动赋予了彻底反帝的革命性质，推动了五四运动的发展。

中国和会外交失败，不仅剖示了帝国主义侵略、瓜分中国的本质，而且也把北洋军阀政府在山东问题上出卖民族主权的行径，**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认清了封建军阀政府的本性。《每周评论》严词斥责北洋军阀“引狼入室”“有意卖国”，卖国不仅是曹、章、陆三人，而且是整个反动军阀。通过1914年日本侵占山东到1919年中国和会外交失败的全过程，中国人民认清了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买办阶级侵略中国的实质，同时也认清：要彻底反帝就必须彻底反封建，要彻底反封建就必须彻底反帝的道理。

不仅如此，李大钊等从帝国主义强盗世界这一认识出发，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封建阶级的所谓“以夷制夷”的本质。袁世凯1914年让日本占领山东时曾辩解说是为了以东洋的黄种人驱逐西方的白人，结果引狼入室，日本不费吹灰之力占领了胶州湾和胶济铁路。李大钊指出：“这回青岛问题，发生在群‘夷’相争，一‘夷’得手的时候。”[68]在“群‘夷’相争”的时代，“以夷制夷”“是根本的大错”“在那‘以夷制夷’四个大字下讨一种偷安苟且的生活，这真是民族的莫大耻辱”。[69]这是对封建阶级的投降主义的新认识，它提高了人民群众反帝必反封建的觉悟。中国人民从和会外交失败这一莫大的刺激中总结出了新思想、新认识。五四运动就是在这一新认识、新思想的指引下，以历史上不曾有的彻底的、不妥协的姿态，猛烈地冲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中国人民的大革命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注释

[1]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3册，第639页。

[2]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3册，第644～660页。

[3]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3册，第655页。

[4]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3册，第653页。

[5]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3册，第813～817页。

[6]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巴黎和会经过概要》，1971年版，第723页。鹿岛守之助著：《日本外交史——巴黎和会》，第12卷，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1年版，第141页。

[7]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八年，第3册上卷，第804页。

[8]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3册，第116页。

[9]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巴黎和会经过概要》，1971年版，第721页。

[10]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八年，第3册上卷。第242页。

[11]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巴黎和会经过概要》，1971年版，第726页。

[12]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卷，第464页。

[13]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巴黎和会经过概要》，1971年版，第747页。

[14]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大公报社1934年版，第315页。

[15]美国国会图书馆复制：《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Checklist of Archives in the Japanes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Tokyo，Japan，1868～1945，microfilmed for the Library of Congress），P50卷，PVM16，第413～414页。

[16]《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三年，第3册，第174页。

[17]《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八年，第3册上卷，第277页。

[18]《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八年，第3册上卷，第806页。

[19]R.S.巴克尔：《伍罗德·威尔逊与世界的和解》，纽约1922年版，第266页。

[20]R.S.巴克尔：《伍罗德·威尔逊与世界的和解》，纽约1922年版，第262页。

[21]《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八年，第3册上卷，第298页。

[22]《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八年，第3册上卷，第807页。

[23]R.S.巴克尔：《威尔逊在巴黎做了什么？》，纽约1920年版，第102～103页。

[24]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巴黎和会经过概要》，1971年版，第748～749页。

[25]《陆专使参与欧和会经过概要》，见张一志编：《山东问题汇刊》，上海欧美同学会1921会年版，第212页。

[26]北洋政府编：《巴黎和会关于胶澳问题交涉纪要》，第3部分，北洋政府档案。

[27]《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50卷，PVM16，第1709～1710页。

[28]《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50卷，PVM16，第1709～1710页。

[29]《列宁全集》，第22卷，第163页。

[30]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大公报社1934年版，第91页。

[31]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大公报社1934年版，第263页。

[32]《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八年，第3册上卷，第805页。

[33]《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29卷，12528，第56～57页。

[34]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巴黎和会经过概要》，1971年版，第734页。

[35]《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29卷，12528，第71页。

[36]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大公报社1934年版，第314页。

[37]《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八年，第3册上卷，第200页。

[38]《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八年，第3册上卷，第799页。

[39]《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51卷，PVM16，第1368页。

[40]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大公报社1934年版，第246页。

[41]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大公报社1934年版，第245页。

[42]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大公报社1934年版，第247页。

[43]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大公报社1934年版，第249～250页。

[44]《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八年，第3册上卷，第167～176页。

[45]《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八年，第3册上卷，第200页。

[46]张一志编：《陆专使等参与欧和会报告》，第210～211页。

[47]《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52卷，PVM16，第1642～1644页。

[48]《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52卷，PVM16，第1642～1644页。

[49]《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52卷，PVM16，第1642～1644页。

[50]王正廷是南方政府的外交次长。

[51]张一志编：《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议记录》，《山东问题汇刊》，第200页。

[52]张一志编：《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议记录》，《山东问题汇刊》，第203页。

[53]张一志编：《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议记录》，第203页。

[54]《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52卷，PVM16，第1810页。

[55]《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52卷，PVM16，第1627～1628页。

[56]《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八年，第3册上卷，第355页。

[57]《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52卷，PVM16，第1752页。

[58]《日本外务省档案（1868～1945）》，P52卷，PVM16，第1728页。

[59]《时事新报》，1919年2月11日。

[60]《每周评论》，第20号。

[61]《每周评论》，第20号。

[62]《每周评论》，第20号。

[63]《每周评论》，第20号。

[64]《李大钊选集》，第212页。

[65]《每周评论》创刊号。

[66]《李大钊选集》，第213页。

[67]《李大钊选集》，第214页。

[68]《李大钊选集》，第213～214页。

[69]《李大钊选集》，第213～2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