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历史上的义兵运动是人民群众为反对外国侵略者和本国统治阶级创造出来的武装斗争形式。所以称“义兵”，也就是由人民组成的正义的军队。朝鲜的启蒙学者朴殷植曾用以下一段话指出义兵的特质：

“义兵者，民军也。国家有急，直以义起，不待朝令之征发而从军敌忾者也。吾族素敦忠义，自三国时代对于外患而义兵之树立最为卓著。在李朝宣祖时被倭寇之**者八年，而若儒林、若乡绅、若僧侣之属，皆奋起草野，毫无所藉于乘赋什伍之出，而徒以忠义激励乌合，决死敢战，前仆后继，迄于敌退乃已……则义兵者，吾国之国粹也。”[222]

这段话当然不能完全概括出义兵运动的性质，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义兵运动是人民群众自发自愿组织起来的正义的武装斗争，有别于官军。这种斗争形式的产生，是由于历史上朝鲜人民经常受国内外敌人的压迫侵略，统治阶级不是腐败无能抵抗不住外敌，便是不关心祖国人民的命运，听任甚至帮助敌人奴役本国人民。朝鲜人民在不断斗争中认识到武装自己力量的伟大，因而把义兵运动作为斗争的主要形式。远者不论，16世纪末日本侵略朝鲜战争初期，义兵就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当时义兵的战术、制度和官职名，如“倡义使”“义兵将”等一直为后世义兵部队所袭用。

义兵运动的参加者包括爱国的各阶层，16世纪末的义兵，从家奴到儒生都有，但基本群众是被压迫阶级的农民大众。近代史上的义兵的核心力量也是农民群众。

义兵运动的领导者初期多半是封建儒生或两班的官吏。近代义兵运动后期的领导者中，逐渐有平民出身的人出现，朝鲜军队被解散后，一些中下级军官在义兵斗争中起了领导作用。自然也有被压迫阶级出身的洪范图、车道善、申乭石、金秀敏等，但为数不多。

不论在16世纪或近代的义兵运动里都有官军出身的人参加，这些军人一当他站在人民和爱国的立场上参加义兵，与敌人斗争时，便不再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工具而成为人民的军队了。

近代义兵运动的性质是一个还在争论的问题，目前朝鲜史学界流行着两种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是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性质的，另一种意见认为属于旧形态的农民革命运动。

主张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性质的学者，从义兵运动的任务和革命的主观情况出发，认为当时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朝鲜社会，日本帝国主义同卖国的封建统治阶级相勾结，奴役朝鲜人民。因此义兵运动的历史任务就是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义兵运动的主力是农民，领导者中有平民出身的人物，他们要求建立的不是封建政权，而是近代化的国家，并且这时义兵运动还在爱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影响下有着反封建的爱国的资产阶级思想。

认为义兵运动是旧形态的农民革命运动的学者，从朝鲜当时的阶级状况和义兵运动的政治倾向着眼，认为20世纪初期的工人正在出现，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一个政治力量，义兵运动的领导者不是这两个阶级，而是一些封建儒生、军官、军士和平民，因此义兵运动既没有提出反封建的土地纲领，也不可能规定建立资产阶级专政或“民主”政权的斗争目标。他们认为义兵运动和爱国文化启蒙运动没有密切联系，它本身就缺乏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内容，与旧的农民革命运动具有一些共同的内容和特点。

确定近代义兵运动的性质，要求首先弄清当时朝鲜的社会性质。这在目前同样是争论中的问题。大体说来，义兵运动的发展即1895—1915年时期，正当朝鲜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向半封建殖民地社会转变。这时朝鲜资产阶级民族已以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形态而形成。[223]民族资产阶级被日本帝国主义一再摧残，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双重剥削下濒于破产，封建统治阶级进一步同日本侵略者妥协，民族矛盾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摆在朝鲜人民面前的历史使命就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朝鲜，推翻卖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因此，朝鲜的革命带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性质，而当时最主要的任务乃是粉碎日本的侵略，消灭朝奸，争得国家独立自主。由于朝鲜社会经济落后，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还没有形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因此出现在朝鲜的反日爱国运动，领导权便不能不落到开明贵族和封建儒生的身上。

如上文所述，当时反日爱国运动包括文化启蒙运动、个人恐怖主义活动和义兵运动等等，后者乃是运动的主流。文化启蒙运动显然反映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它在微弱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中曾起了一定的作用。义兵运动就其性质看，无疑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运动虽然没有直接提出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但义兵除反日外，还一贯打击亲日官吏、地主和高利贷者、一进会会员（多数是亲日派两班官僚和封建地主）等，因而由此大大加强了朝鲜人民的民族意识，进一步促进了当时的文化启蒙运动，[224]动摇了日本和朝鲜封建阶级的统治秩序，甚至迫使朝鲜国王颁发废除积欠税款的法令。[225]封建儒生参加义兵的目的虽与广大群众不同，但他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应该同卖国的封建统治阶级有所区别。还应指出，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实质上是封建势力的支持者，义兵打击的主要对象既然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也就打击了朝鲜的封建统治阶级，不能因个别儒生参加、领导了义兵就否定了义兵运动的反封建性质。同时，也不能因它的反封建性而把近代的反日义兵运动同旧的以反封建为主的农民战争混淆起来。

因此，义兵运动应该是朝鲜微弱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时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造成义兵运动失败的原因在哪里呢？

首先是缺乏革命阶级的领导。朝鲜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既没有能够领导这一反帝反封建斗争，领导斗争的儒生、军人和平民出身的人物又由于阶级局限性，不可能理解斗争的真正目标，不能提出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口号，不能制定斗争的战略和策略，不能很好地团结和统一领导各地的反日斗争。因此运动就有很大的自发性，没有明确的方向，缺乏有组织的统一行动；义兵队一直在各道进行分散性的斗争，以致被敌人各个击破。儒生和军官出身的领导者中，还有带着忠君保国的封建思想的人，他们在军事上采取冒险主义，在组织上有地方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削弱了自己的力量。

其次是没有依靠人民群众。运动本身虽带着全民性，有广大群众的支持，但没有提出反映人民群众利益的纲领口号，没有把农民的反封建和反帝斗争结合起来，没有深入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参加斗争，也没有巩固和人民群众的联系。这和领导者不相信群众革命斗争的力量是有关系的。

再次，义兵缺乏武器和训练，缺乏有经验的领导者，用来和敌人作战的基本上还是一些旧武器，有些义兵队甚至没有武器。[226]日本侵略军经过中日、日俄战争，在装备上和作战经验上占了很大的优势。

最后，国际和国内环境对义兵运动也不利。朝鲜历代统治阶级都惧怕义兵斗争，高丽王朝就镇压过抵抗蒙古的义兵，但16世纪末李朝统治阶级曾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义兵斗争，以后还得到明朝的援助。在这次义兵运动中，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国外的援助（中国清末和民国初期的统治阶级都忙于勾结列强，出卖国家利益，英美帝国主义则积极支持日本侵略者，镇压反日斗争），朝鲜统治阶级则卖身投靠日本，勾结侵略者对义兵进行疯狂的讨伐。

基于上述这些原因，1895—1915年的义兵运动没有完成它的历史任务。但它在朝鲜民族解放斗争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一页，给朝鲜人民留下了深刻的经验和教训。

朝鲜人民在义兵运动中树立了以武装斗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榜样，给予日本殖民者和朝鲜统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继承和发扬了朝鲜人民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成为动员和鼓舞朝鲜人民的巨大力量，促进朝鲜人民的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在以后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起了先驱的作用。

义兵运动的经验证明，民族解放斗争必须要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要善于团结和依靠广大群众，把群众的经济要求和反帝斗争统一起来。

义兵运动的经验证明，坚决进行人民的游击武装斗争是被压迫民族粉碎帝国主义侵略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义兵运动的经验还证明武装斗争中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意义。洪范图领导的义兵在中国延边区建立根据地后将斗争一直坚持下去，就是最好的范例。

朝鲜义兵运动中为了自己祖国的独立和解放而英勇牺牲的爱国人民，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本章第一节原载《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64年7 月号。

第二节原载《日本史论文集》（与武安隆合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

第三节原载《历史教学》1960年第2期。

【注释】

[1] 马克思：《1858年10月8日致恩格斯信》，《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10页。

[2] 根据日本学者的调查，德川时代日本农民（本百姓）每户占有的土地绝大多数都在5反（1反= 1.5市亩）以下，形成一种零碎的封建小农经济。（参看羽仁五郎：《幕末的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及阶级斗争》前篇，《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岩波书店，1932年，第19—20页。）

[3] 本百姓是登记在领主的土地清丈册上、占地自营、按期纳贡的领民，它的前身是称为“作子”的农奴，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和封建后期“兵农分离”，小领主（名主）成为诸侯的武士家臣，脱离农村，或下降为农民及村吏，“作子”便成为幕府和诸侯领地上的“本百姓”。这一阶层实质上是领主制下的农奴，是幕藩体制的主要经济基础，但在不断分化中。

[4] 竹越与三郎：《日本经济史》，第7卷，平凡社，1936年，第173—175页。又据19世纪初幕府执政官（老中）松平定信所著《国本论》，农奴所受榨取有如下述：“至今有五公五民、六公四民、七公三民之税，贡赋之多，更难仆数。场圃有赋，家屋有赋，户牖有赋，…又榷布、榷酒、榛柞菽麻之类，悉使上贡。…常税为米一石，帛一缣，而因阻难、更换及贿赂勒索，所费殆至三倍。收获时有司数十百人巡行阡陌，途远必宿民家，供应稍差，即增赋税，或征劳役。民畏之如虎狼。修桥铺路，匍匐泥中，迎之唯恐不恭。民当赋役，作道路桥堤，进旅差，出驿马，虽在农忙，逢役即弃耒耜，负粮糈，经十百里而不得一文，反被杖殴怒骂。”（《日本经济大典》，第13卷，第336—339页。）

[5]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792页，注192。

[6] 《日本经济丛书》，第32卷，第260页；第1卷，第19页；第2卷，第238页。

[7] 豪农相当于富农、小地主，多兼村吏或在农村中经营工商业、高利贷，有前期资本家的一面，他们受领主的压榨，常成为农民起义的指导者，但本身依附领主，在村落中占统治地位，负担贡租较本百姓低，但剥削农民更高的佃租，又带有封建主的一面。

[8] 水吞是失去土地、领主土地清丈册上没有名字的农民，相当于贫农。

[9] 地主，一般本身还参加劳动，出租土地收租（完全不事生产，只收地租的“寄生地主”，到幕末才在先进地区逐渐增加），德川时代地主可分别为土豪地主、兼并地主、开发（新田）地主三类，他们多数出身于富农、村吏、商人及高利贷者。雇农、佃农与地主间，都存在着接近农奴制的封建依附关系。地主多兼营工商业及高利贷业，具有封建地主和商业资本家的双重性格。

[10] 日本学者认为幕末豪农商使用的雇佣劳动是一种带有债务奴隶性质的劳动（见羽鸟卓也：《近世日本社会史研究》，未来社，1955年，第111—113页）。但这一问题还有争论，如藤田五郎就认为德川时代农村中的雇佣关系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契约关系的萌芽（见藤田五郎：《近世农民阶层的阶级分化》，《社会构成史体系》所收，第7、41、57、64、126页。又《封建社会的展开过程》，第340页以下）。

[11] 近藤康男：《日本农业经济论》，时潮社，1942年，第30页。

[12] 守屋典郎：《日本经济史》，中译本，三联书店，1963年，第7—8页。

[13] 平野义太郎：《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构造》，岩波书店，1934年，第252页。

[14] 英国的情形参看C.恩文：《十六七世纪的工业组织》，1912年，伦敦，第200页。

[15] 藤村通：《近代日本经济史》，风间书房，1956年，第74—75页。

[16] 德川中期后，诸藩垄断专卖领内生产品，称为国产物，由官商合办“国产会所”经营。

[17] 这里所说的“专制主义”，指古代、中世东方国家流行的君主专制政体，实质上就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专政，它和马克思主义所指的十七八世纪西欧专制君主政治（又称绝对主义Absolutismus）性质不同，详以下各节。

[18] 大名（诸侯，或称藩主）轮值制。幕府规定各大名每两年中一年住本藩领地，一年住幕府所在地江户（东京），妻子住江户作为人质。

[19] 日本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福田德三曾比较都铎王朝时代的英国、波旁王朝时代的法国、1848年以前的德国和德川幕府的政治，认为都属于绝对君主制的专制警察国家（《日本经济史论》，日译本，第181页以下）。日本学者中也有同意这种论点的。

[20] 中国秦汉以来的封建专制政体是以地主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统治阶级的专政。这和日本中世纪末期的专制主义也不相同，其理由当另文研究。

[21] 安藤良雄、守本顺一郎：《日本经济史》，学灯社，1958年，第106页。

[22] 货币经济发达后，农村中虽在禁令下，仍有假借典押、互换、借让及还债等名义买卖份地的，政府最初竭力禁止，以后为保证财政收入，只得听任其发展。

[23] 黑正岩：《农民起义年表》，《经济史研究》十七之三所收，1937年。

[24] 堀江英一：《明治维新的社会构造》，有斐阁，1959年，第54—55页。

[25] 堀江英一：《封建社会中资本的存在形态》，《社会构成史大系》第三回配本，日本评论社， 1949年。

[26] 堀江英一：《封建社会中资本的存在形态》，《社会构成史大系》第三回配本，日本评论社， 1949年。

[27] 西山武一、原口虎雄：《鹿儿岛县近代农业史》，《日本农业发展史》别卷上，中央公论社，1958年，第10—13页。

[28] 山本弘文：《萨藩天保改革的前提》，《经济志林》，22卷，第4号，1954年，第10期。

[29] 关顺也：《藩政改革和明治维新》，有斐阁，1956年，第106—107页。

[30] 堀江英一：《封建社会中资本的存在形态》，日本评论社，1949年。

[31] 堀江保藏：《日本资本主义的成立》，大同书院，1939年，第111—112页；土屋乔雄：《维新经济史》，中央公论社，1942年，第39页。

[32] 石井孝：《幕末开港引起的国内经济混乱及幕府的贸易统制计划》，《历史学研究》第9卷第1号。

[33] 竹越与三郎：《日本经济史》，第10卷，第269—312页。

[34] 《佐藤信渊家学全集》，上卷，第928页。

[35] 黑正岩：前引《农民起义年表》。

[36] 总百姓起义是包括村吏（一般由富农兼任）在内的全村或同族农民反对领主的起义，这是德川时代农民起义的基本形态。改革世间起义主要是中农以下贫雇农反抗领主，捣毁幕府派驻直辖的官衙（代官所），袭击富农豪商村吏等，有时还同都市贫民结合起来进行的暴动，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并已越出了农村共同体和血缘关系的范围。

[37] 庄司吉之助：《明治绝对政府成立期的社会经济构造》，伊东信雄等编：《新稿日本史》，文理出版社，1959年，第166—167页。

[38] 井上清等：《日本农民运动史》，1955年，中译本，第15—16页。

[39] 羽乌卓也：《近世日本社会史研究》，第217—234页。

[40] 石井孝：《幕末贸易史的研究》，中央公论社，1944年，第383—384页。

[41] 庄司吉之助：《明治维新的经济构造》，御茶之水书房，1954年，第276页。

[42] 历史学研究会编：《近代日本的形成》，岩波书店，1956年，第4—21页，服部之总：《明治维新讲话》，1956年，中译本，第18—21页。

[43] 井上清：《日本现代史·明治维新》，1954年，第309—310页（中译本第306—307页）。

[44] 关顺也：《藩政改革和明治维新》，有斐阁，1956年，第134—135页。

[45] 堀江英一：《明治维新的社会构造》，第18—29页。

[46] 本多利明：《经世秘策》，《日本经济丛书》第12所收。

[47] 武阳隐士：《世事见闻录》，《近世社会经济丛书》第12所收。

[48] 阿部正弘（1819—1857）于天保十四年（1843年）任老中（幕府执政），1853年，美国海军司令贝理率舰侵日，幕府苦于应付，阿部开始将国家大事征询诸侯或奏请朝廷决定，并提拔人才、吸收强藩藩主及改革派武士参政，积极采用西学，奖励企业，改革幕政。（参看维新史料编纂事务局：《维新史》第二卷，1940年，第117—120页）。

[49] 石井孝：《围绕幕藩关系变动的嘉永安政年间之政局》，《日本史研究》，第八、九号，1948年第6期。

[50] 关顺也：《藩政改革与明治维新》，第126—127页，136—137页。

[51] 《鹿儿岛县史》，第三卷，第一编。

[52] 池田敬正：《藩政改革和明治维新（高知藩）》，《社会经济史学》，22卷，第5、第6号。

[53] 藤野保：《佐贺藩的封建领地存在形态》，《历史学研究》，第198号，1956年第8期。

[54] 越前藩主松平定信的谋臣兰学者桥本左内根据他有关欧洲国家的政治知识，提出了这一“雄藩合议制”方案，大体是以强藩藩主若干人为大臣，辅以一批有能力的官僚，实行幕府内部的改组。参看奈良本辰也：“桥本左内”《改订近世封建社会史论》，1952年。

[55] 加拿大人E.H.诺曼著有《安藤昌益及日本封建主义的解剖》（1949年）一书可参考。

[56] 井上清：前引书，第二章，第2—3节。

[57] 池田敬正：《土佐藩的安政改革及其反对派》，《历史学研究》205号，1957年第3期。主张这一说的还有堀江英一、田中彰等。

[58] 关顺也：《由长州藩方面看到的萨长交易的意义》，《山口经济学杂志》7卷9号，第56页。

[59] 大江志乃夫：《关于明治维新史的一些试论》，《历史学研究》第235号，1959年第11期。

[60] 如上述下关豪商白石正一郎据说就因与幕府保护的特权商人争夺西南地方的贸易而成为长藩尊攘派的支持者，当时萨长等藩尊攘派都热衷于藩际贸易，这些贸易与地方商人有密切关系，以后奔走西南强藩间经营海运业的坂本龙马也是一个酿酒商兼乡士。

[61] 诸队领袖颁发队中的谕示第一条，见《防长回天史》第四编下。

[62] 井上清：《日本的军国主义》，1954年，中译本，第一册，第90—101页。

[63] 《岩仓公实纪》。

[64] 1865年8月23日英外务大臣拉萨尔致新任驻日公使巴克斯的训令。见石井孝《明治维新的国际环境》第3章第3节。

[65] 田中彰：《幕末萨长交易的研究》，《史学杂志》69编，4号。

[66] 根据这一协定，日本进口关税率，一律由安政条约规定的平均20%，降低到5%，不但使税收大减，并且严重危害民族工业的发展，日本从此失去关税自主权。

[67] 森山雄一编：《武藏捣毁运动史料》，武藏国农民起义史料调查会，1957年，第41页。

[68] 横滨市史编纂委员会：《横滨市史》，第二卷，有邻堂，1959年，第471页。

[69] 远山茂树：《明治维新》，岩波书店，1955年，第181—182页。

[70] 庄司吉之助：《改革世间起义的研究》，1956年，第56页。

[71] 井上清等：《日本农民运动史》，1955年，中译本，第15—16页。

[72] 《列宁全集》，第21卷，第189页。

[73] 1867年2月，罗休向庆喜建议全面改革幕政，采用西欧国家政治组织，加强幕权。两人谈话笔记见《德川庆喜公传》附录七。罗休历次提示庆喜一些政治知识，见罗休书简（收录在《淀稻叶家文书》中）。

[74] 中濑寿一：《天皇机关说的源流》（一），《历史评论》138号，1962年第2期，第64页。

[75] 下中弥三郎：《大西乡正传》，第2卷，平凡社，1940年，第162页，（正月初十日函）。

[76] 《列宁全集》，第22卷，第338页。

[77] 渡边几治郎：《明治史研究》，乐浪书院，1934年，第194页。

[78] 《岩仓公实纪》上，第69—70页，岩仓具视在他给萨藩倒幕派小松带刀、大久保利通的意见书《丛里鸣虫》中也吐露了他们这方面的“郁积”和愿望，见《勤王志士遗文集》第3卷，第33—40页。

[79] 这是一册维新前坂本对他领导的“海援队”（由各藩浪人组成，以提供土、萨两藩武器为主要任务的海运贸易组织）队士的讲演录。其中有“夫天下国家之事，于治，民可执其柄，于乱，虽至尊为之亦不可。故治天下理国家之权，惟当归诸人心之所向”等语，具有当时日本还不多见的民主倾向，并提出各藩改革的三条基本要求，即（1）废旧规，定新制；应以誓约之礼式行之。（2）废门阀世禄之制，盖藩混和平等，视同人民之大会。各藩按领地大小，陪臣多寡，提出名单，以公选德望所归之人物。（3）藩主采用复选法，任用才人。也就是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和选举制来取代封建的专制政治和身份制度（参看《近世社会经济学说大系：坂本龙马、由利公正集》，尾佐竹猛解题）。

[80] 1867年夏，坂本、后藤为应付萨长武力倒幕运动，企图向幕府建议“奉还大政”，赴京船中商定本藩的对时局方案（藩论），其八条主要内容，都包括在下述土佐藩主《大政奉还建议书》中。

[81] 1876年9月山内丰信向幕府提出。其中指出为使朝廷、幕府、公卿、诸侯四方面协调，须交出政权，附件列有具体建议八条，包括设立上下议政所、议事官由公卿以迄陪臣庶民中选举、设学校、订条约、整顿军备、革旧弊、定新制、端正吏风、使国家独立强盛等八项内容（参看《维新史》第四卷，第734页以下）。

[82] 远山茂树：《明治维新》，第183—184页。

[83] 《王政复古谕告》的主要内容是：（一）批准德川庆喜交还政权和辞去将军职；（二）废除皇室中的摄政、关白及将军幕府等旧制；（三）新政府首脑部设“三职”；（四）表示新政府要实现一定程度的民主措施（《法令全书》，庆应三年，第6页以下）。

[84] 远山茂树：《明治维新》，第225—226页。

[85] 如《王政复古谕告》中，特别强调王政复古是因为“癸丑以来未曾有之国难”（指1853年美国侵日），促使新政府决心“挽回国威”。其次，揭露幕府统治下“物价飞涨，无法制止，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皆政令不正所致”，宣传新政府“不分缙绅武弁，堂上、地下，将竭至当之公议，与天下同休戚”，“一洗旧弊，广开言路，征用人才，不问贵贱”，还表示“民为王者之大宝，当百事一新之际，有知谋远识救弊之策者，均可献计”。又在东山道镇抚总督《告庶民书》中，也有“号称天领之德川家领地以至各藩领内，年来到处苛政，其民之不胜痛疾者，可径至本京上诉，评议后，当秉公处理”的话。

[86] 征士和贡士都是根据明治元年初新政府规定从各藩选派到中央任职的藩士。征士由政府向各藩征拔，担任参与以下官吏，贡士由藩主推荐（大藩3人、中藩2人、小藩1人），代表本藩意见，两者都以议事员身份参加下议事所。

[87] W.G.比兹列：《1868—1869年明治早期政府中武士出身的参与》，《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院刊》第21卷，1957年，第90页。

[88] 太政官下分议政官（立法）、行政官及司法官三个部门。议政官多由行政官兼任，根本不体现彼此独立的精神。议政官分上下两局，上局由皇族、公卿、诸侯及藩士中任议定及参与者组成，下局由藩主任命的藩士代表组成。两局是不平等的，下局仅为上局的咨询机关，成立一月后就改为“贡士对策所”，实际是使列藩会议从属于内阁会议。且一部分议长、议员由行政官兼任，所以立法行政的分立开始就不明确，以后不断改变名称和职能，事实上没有发生过资产阶级国会的作用。

[89] 服部之总：《明治维新史》，大凤阁，1932年，第54页。

[90] 明治二年二月木户孝允致岩仓具视、三条实美信中提到“诸藩亦较旧幕时骄气大增……长此以往，即成四方小幕府相持之局，决不能树立兴国之基”（《木户孝允文书》，三）。

[91] 松木（即寺岛宗则，明治时任外相）在萨英战时被俘后曾赴英，1867年11月建议“封建诸侯被废，王道即可建立”，主张当时的幕藩就应按一定比例向朝廷交还领地（载《岛津家史料》，转引自石井孝《学说批判明治维新论》，1962年，第205页）。

[92] E.M.萨道：《一个外交官在日本》，伦敦，1921年，第326页。

[93] 参看庄司吉之助：《改革世间之近代的意义》，《历史评论》1947年第10期；小西四郎：《明治元年东北、北陆战争和平民》，《日本历史》第15号，1948年第4期。田村荣太郎：《近代日本农民运动史论》。

[94] 新政府根据这一规定，对藩政进行重大改革，划分藩政和藩主家政，废止各藩门阀世袭的家宰制，新设执政、参政等职，从藩内下级武士中选拔同中央有联系的领导人物担任，使他们“体认朝政，辅佐藩主”，为统一工作做好准备。

[95] 明治元年六月政府第一次改组，新任参与（掌握实权的官职）22人中四强藩的藩士占15人之多，列藩同盟和公卿渐不被重视。

[96] 以西乡隆盛（萨）、木户孝允（长）、板垣退助（土）、大隈重信（肥）为参政，平衡四藩的势力，公卿诸侯除三条实美和岩仓具视外，都陆续退出重要职位。

[97] 参见本庄荣治郎：《近世的日本》，有斐阁，1954年，第185页。

[98] 服部之总：《明治维新史》，第99页。

[99] 远山茂树：《明治维新》，第231页。远山还指出日本与欧洲封建末期情况不同，日本因“武士和大商人对抗君主的权力尚未成长”，所以“维新政权比身份等级制君主政体纯封建性更强……”

[100] 服部之总：前引书，第123页。这是服部借用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一文中加于俾斯麦的新德意志帝国的称呼。

[10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50页。

[102]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第二卷，第318页。

[103]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书后，中译本，新中国书局，1949年，第183页。

[10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84页。

[105] 服部之总：《马克思主义关于绝对主义的概念》，《服部之总著作集》第4卷，理论社，1955年，第219页。

[106] 《列宁全集》，第29卷第437页。

[107] 守屋典郎：《日本经济史》，中译本，1963年，第30页。

[108] 藤村通：《近代日本经济史》，第205页以下。

[109] 中井信彦：《商人地主的诸问题》，历史学研究会编：《明治维新和地主制》，岩波，1957年，第241—244页。

[110] 堀江保藏：《日本资本主义的成立》，大同书院，1939年，第204页。

[111] 三井组于庆应三年担任朝廷汇兑处御用商，被任命为政府“会计官付御用”，明治二年由东京会计官任命为汇兑处总理；三年由财政部任命为神户汇兑御用。贫民授产事业及开垦公司合并后，任总经理；四年后负责发行财政部兑换证券（所谓“三井纸币”）及北海道开拓使兑换证券等（仪我壮一郎：《现代日本的垄断企业》，1963年，密乃尔瓦书房，第55—56页）。

[112] 中村尚美：《明治初期的经济政策——通商汇兑两公司的任务》，《史学杂志》，1959年第1号。

[113] 广濑宰平：《中世物语》，1895年，第41—42页。

[114] 羽仁五郎：《幕末的社会经济状态、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岩波书店，第73页。

[115] 福地重孝：《士族与士族意识》，春秋社，1956年，第272—273页。

[116] 征士和贡士本来都是藩主选派到中央的下阶武士，藩主利用他们为自己服务，使探听朝廷的机密，“宛如一身仕于二君”（鸟羽小弥太：《国势因果论》），政局变化后，不待废藩，他们就脱离了本藩的主从关系，成为新政府官僚群的来源之一。

[117] 贱民仅被废止了“秽多”“非人”等封建时代侮辱性的称呼，但他们在职业、生活乃至婚姻等方面直到现在还受着歧视，他们大部分过着部落居住生活，目前约300万人，失业、失学、贫困等问题都不得不解决，他们的斗争（部落民解放运动）最近还进行着。

[118] 《征兵告谕》，明治五年《法令全书》太政官布告中，第432页。

[1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84页。

[120] 大石慎三郎：《征兵令与家》，《史学研究》1954年第4期。

[121] 野吕荣太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中译本，三联书店，1955年，第122页。

[12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1053页。

[123] 明治元年后就陆续实行农作物种植自由、土地自由买卖、发地契给土地所有者等政策。

[124] 主要内容为：改实物年贡为货币地税，地税按地价3%，及附加税1/3向土地所有者征收（据《太政官布告》第272号，见《地租关系书类汇编》，第47页）。

[125] 山田盛太郎主编：土地改革记录委员会《土地改革颠末概要》，1951年，第14—15页。

[126] 从地税改正后的明治十六年到二十三年，七年间土地被强制处分者达367744件，其中77% 都是因贫无力纳税，平均每人欠税额仅31钱，而因此被迫卖没收的土地价值平均每人达8元31钱，相当于未纳税金额的27倍之多（见守屋典郎：《日本经济史》，中译本，第83页）。

[127] 参考土屋乔雄、小野道雄：《明治初年农民骚扰录》，劲草书房，1953年，自由党领导的农民暴动事件未列入。

[128] 明治元年发表的《商法大意》上，就确定废除特权行会及贸易自由的政策，以后陆续撤销关卡，发展交通，整理币制，统一汇兑业务，扫除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

[129] 藤村通：《近代日本经济史》，第148—149页。

[130] 仪我壮一郎：《现代日本的垄断企业》，密乃尔瓦书房，1963年，第63—68页。

[131] 守屋典郎：《日本经济史》，中译本，第116页。

[132] 参看水口和雄：《明治十年代的工厂生产》，《经济学研究》4。

[133] 山田盛太郎：《日本资本主义分析》，岩波书店，1934年，第58—61页。

[134] 井上清：《日本现代史·明治维新》，中译本，第13页。

[135] 《列宁全集》，第19卷，第33页。

[136] 《列宁全集》，第20卷，第399—400页。

[137]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第582—583页。

[138] 《列宁全集》，第10卷，第96页。

[139] 列宁曾多次指出，资本主义在日本比在帝俄发展远为迅速，直至十月革命前，他还认为俄国是一个“经济上最落后的国家”。见《列宁全集》第22卷，第251，288页。

[140] 《列宁全集》，第29卷，第434页。

[141] 《列宁全集》，第9卷，第113页。

[142] E.茹科夫：《日本历史讲话》，中译本，耕耘出版社，1939年，第155页。

[143] 《列宁全集》，第15卷，第180页。

[144] 例如19世纪末期朝鲜的开化党和中国的维新派，20世纪初越南维新会的勤王家等。

[145] 《列宁全集》，第39卷，第779页。

[146] 列宁：《统计学和社会学》，见《列宁全集》，第23卷，第282—283页。

[147]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最高阶段》，见《列宁全集》，第22卷，第267页。

[148] 见吴廷璆：《明治维新和维新政权》，《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4年7月号。已收入本书。

[149]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

[150] 明治维新前160年间，日本耕种面积一直停滞在290万至300万町步未见发展。见石井宽治：《日本经济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第12页。

[151] 日本人口自享保年间到幕末一百数十年间，一直停留在2800万至3000万。（参阅本庄荣治郎：《日本人口史》，日本评论社，1941年，第37—39页。）苏联学者认为，从1726—1846年的120年中，日本的人口总共增加1.35%。大约每年增长0.01%。“这种情况不仅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没有，就是在亚洲其他国家也是没有的，这说明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前半叶，日本的封建危机比其他亚洲国家都深刻。”见加尔别林：《日本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经济前提》，载爱依杜斯主编：《日本历史问题》（论文集），莫斯科，1959年，第98页。

[152] 据梅森三郎《凶荒志》，整个德川时代，严重的歉收共计130次。据小鹿岛果《日本灾异志》，严重的饥荒共35次。其中最大的是享保、天明、天保“三大饥馑”。

[153] 幕府长期以来入不敷出，依靠改铸劣质货币和征收御用金弥补亏空。自天保三年至十三年，由改铸金银货币所得收入最多时占岁入的51.4%（天保十二年），最少时也占23.2%（天保七年）。（见《温知丛书》，第五编，第39页。）财政收入建立在这种基础上，足见其危机严重。各藩大都债台高筑，如长州藩天保初年欠债银八万贯目，萨摩藩文政末年欠三都债银500万两等等，其他各藩也都大同小异。

[154] 德川幕府前后进行过享保、宽政、天保三大改革，多以失败告终。

[155] 据统计，1590—1867年的278年间（大致是整个德川时代）共发生农民起义2809次，平均每年10.1次，明治维新前夕，起义最为频繁，1861—1867的7年间，共发生起义194次，平均每年27.8次。见青木虹二：《农民起义的年次研究》，新生社，1960年，第13、18页。

[156] 平田四郎：《关于近代产业史的研究成果》，见《三田学会杂志》，第36卷，第10期。

[157] 山田舜：《明治维新的理论问题》，御茶水书房，1978年，第43页。

[158] 关于豪农豪商的阶级特性，参看田中彰《明治维新政治史研究》，青木书店，1978年，第142—159页。

[159] A.P.威兹华斯、J 德·曼合著：《棉布贸易和工业地区兰开夏，1600—1780》。（Alfred P.Wadsworth and Julia de Lacy Mann. The Cotton Trade and Industrial Lancashire 1600—1780，London，1931，Book Ⅱ，Ⅲ.）

[160] 在日本开国之前，自1744—1852年的108年间，日本翻译西方书籍的学者共117人，译书总数约500部（穗亭主义：《西洋学家译述目录》）。

[161] 如1860—1868年间，仅藩士出身的幕吏所写的就有玉虫左太夫《航美目录》、柴田刚中《日载——英法行》、福田作太郎《英国探索》等（沼田次郎、松泽弘阳编：《日本思想大系·西洋见闻集》，岩波书店，1978年）。

[162]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76页。

[163] 根据英国领事的商业报告，1859—1867年，日本对外贸易输出总额9年间增长13倍。其中生丝占输出总额的50%—80%。见楫西光速编：《日本经济史大系》，5，近代，上，东京大学出版会，1965年，第6页。

[164] 当时的金银比价，国际市场为1∶16，而日本仅为1∶5，西方商人根据通商条约所取得的殖民主义权益，大量进口白银，换走了日本的黄金，开港仅半年，日本黄金外流即达一百万两，见竹越与三郎：《日本经济史》，第7卷，第308页。转引自楫西光速等：《日本资本主义的成立》，第1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55年，第146页。

[165] 关于币制混乱、物价暴涨的具体情况，参见山口和雄：《幕末贸易史》，中央公论社，1943年，第238—241页。

[166] 列宁：《论我国革命》，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690—691页。

[167]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620—621页。

[168] 服部之总：《明治维新讲话》，中译本，第16页。

[169] 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见《列宁全集》，第1卷，第393—394页。

[170] 诺曼：《日本维新史》，中译本，第19页。

[171] 武阳隐士：《世事见闻录》，卷一，改造社版，第25页。

[172] 转引自楫西光速等：前引书，第150—151页。

[173] 福泽谕吉：《旧藩情》，引见福地重孝：《士族和士族意识》。春秋社，1956年，第71页。

[174] 松浦静山：《甲子夜话》，第一卷，国书刊行会本，第267页。

[175] 转引自楫西光速等：前引书，第151页。

[176] 《象山全集》，上卷，第70页。

[177] 同前引楫西光速书，第151页。

[178] 福泽谕吉：《旧藩情》，引见福地重孝：《士族和士族意识》，第71页。

[179] 武阳隐士：前引书，第53页。

[180] 参见久米邦武：《特命全权大使美欧回览实记》，一，岩波书店，1977年，第404页。

[181] 伊藤博文意见书，见大久保利谦编：《岩仓使节团研究》，宗高书房，1976年，第189页。

[182] 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1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54年，第207—208页；依田憙家：《日本近代国家的形成和革命形势》，八木书店，1971年，第299—339页。

[183]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1页。

[184] 列宁：《再论杜马内阁》，见《列宁全集》，第11卷，第57页。

[185] 科思敏斯基、列夫茨基主编：《英国17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莫斯科俄文版，第14页。

[186] 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见《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66页。

[187]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541页。

[188] 列宁：《政论家的短评》，见《列宁全集》，第16卷，第197—198页。

[189] 参阅河野健二：《法国革命与明治维新》，上山春平：《历史分析的方法》。

[190] 见吴绪、杨人楩选译：《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106页。

[191]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84页。

[192]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56页。

[193] 旗田巍：《朝鲜史》，日文版，1954年，第200页。

[194] 朴殷植：《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1920年，第17页。

[195] 朴庆植、姜在彦：《朝鲜历史》，日文版，1950年，第55、78页。

[196] 朴庆植等：《朝鲜历史》，日文版，第124—126、132页。

[197] 金日成：《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朝鲜人民的斗争》，载《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1952年4月25日。

[198] 提亚加伊：《1893—1895年朝鲜农民起义》，三联书店，1959年，第136—185页。

[199]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编：《朝鲜通史》（下卷），朝文版，第116—117页、第132—133页，1958年。

[200] 提亚加伊：《1893—1895年朝鲜农民起义》，第190—193页。

[201] 菊地谦让：《近代朝鲜历史》日文版，第446—450页。

[202] 小田省吾等：《朝鲜史大系·最近世史》日文版，第145页。

[203] 小田省吾等：《朝鲜史大系·最近世史》日文版，第146—147页。

[204] 1896年4月至6月的《新时代》和《日本周邮报》，引见提亚加伊：《1893—1895年朝鲜农民起义》，第200—204页。

[205] 小田省吾等：前引书，第148—149页。

[206] 朝鲜科学院编：前引书，第124—125页。

[207]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编：《朝鲜对外关系条约集》朝文版，1949年。

[208] 小田省吾等：前引书，第226页。

[209]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04页。

[210] 小田省吾等：前引书，第211页。

[211] 小田省吾等：前引书，第215—216页。

[212] 金台俊：《近代朝鲜革命运动史》日文版，第62页。

[213] 小田省吾等：前引书，第217页。

[214] 朴殷植：前引书，第18页。

[215] 旷官：指官吏逃亡缺席。

[216] 引见白南云、金庆寅等：《朝鲜民族解放斗争史》日译本，第165页。

[217] 小田省吾等：前引书，第218页。

[218] 引见白南云、金庆寅：前引书，第166页。

[219] 引见白南云、金庆寅等：前引书，第167—168页。

[220] 释尾春芿：《朝鲜合并史》日文版，第320页。

[221] 朝鲜科学院编：前引书，第195—196页。

[222] 朴殷植：前引书，第17页。

[223] 朝鲜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关于朝鲜资产阶级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朝鲜《历史科学》1957年第1期（译文见《民族问题译丛》1958年第3期）。

[224] 田硕潭：《朝鲜民族的形成》，朝鲜《科学院通报》1954年第7期。

[225] 提亚加伊：前引书，第199页。

[226] 转引自提亚加伊：前引书，第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