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史研究中有一种意见认为，“把一切变革都视为阶级斗争乃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命题，不论在什么样的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中，也不曾有过由封建的统治者集团的末辈——下级武士，站在它的先头来进行的那样的资产阶级革命”[168]。持这种意见者似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为其论断的依据。但历史上许多问题往往是复杂的，“剥削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本身和个别‘知识分子’代表中间产生一些与这一制度相反的理想”[169]。对幕末下级武士的情况便须进行具体的分析。

远自16世纪末丰臣秀吉实行兵农分离政策，日本的下级武士便大都住在城市里。他们参与剥夺农民剩余劳动，处于最不利的地位。商品经济发达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能从领主手里领取一定数量的禄米。据估计，武士的平均收入为35石以下，和农民的经济水平不相上下。[170]每当领主财政困难时，首先牺牲他们的利益，大批削减俸禄，甚至只给禄米的一半（半知）。以至于有些下级武士的生活困苦到“冬穿单衣夏穿棉，无处安身，借居陋室，比下贱者犹不如”[171]。开国后物价暴涨，经济混乱，下级武士又首当其冲，以致根本无法指靠武士的收入养家活口，他们不得不另谋生路。德川时代的国学者大江季彦在《经济评论》中说，“俸禄菲薄之士，赖手工制作以给不足。以一人15俵之禄米，养五六口之家，何以为生？如日唯习武，荒于制作，则饿死外别无良策”[172]。福泽谕吉对丰前（今大分县）中津藩下级武士的生活，也做了同样的记述：“家中如有三五儿女或老人，岁入即不足以供给衣食。故家人凡堪力役者，不问男女，或做手工，或事纺绩，唯艰辛以为生计。虽谓‘兼业’，实则以兼业为本业，反以藩之公务为兼业也。”[173]《甲子夜话》中所说的“米泽的笔，长门的伞，锅岛的竹笠，秋月的印盒，小仓的油布雨衣”[174]等，都是下级武士的副业产品。据大岛昭在《仙台藩下级藩士的手工业者化》一文中所做的研究，在仙台藩“几乎全部下级武士都兼营手工业”[175]。佐久间象山在其上书中也说，从事手工业者“武家之中过半数矣”[176]。可知这种现象是十分普遍的。

下级武士改事他业，除上述情况之外，还有经营商业的。据19世纪初《江户保甲长条陈》：商店250家中，出身武士浪人的达48家。也有武士作批发行资本家的。[177]还有一些下级武士为谋生计，宁愿放弃族籍，成为无主的浪人，设塾教书，或从事医生、作家等自由职业。如果说，后几种情况尚属少数，还不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那么，下级武士的手工业者化却是幕末社会广泛存在、不容忽视的阶级关系新变化。当下级武士的主要生活来源，由依靠禄米而转变为依靠手工业劳动收入时，意味着阶级地位的转换。下级武士能否得到禄米，这并不是一件小事。日本的下级武士和欧洲的骑士不同，后者有封地，他们和封建领主制是共命运的。而日本下级武士大部分不掌握土地，只有禄米把他们和领主制联在一起。这是日本封建统治者内部依附关系的特征。它使下级武士和领主制的关系比较脆弱。封建末期，货币经济发达，禄米不敷生活，生活失去保证，主从关系便难以维持。事实上，幕末出现大批下级武士从统治阶级中游离出来的现象。他们大部分成了小生产者，少数人成为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由职业者或无业浪人。

由于下级武士生活条件、阶级地位的变化，他们的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当时一些有头脑的人都看得很清楚。如福泽谕吉在描述了中津藩下级武士从事手工业劳动之后评论道：“其状如此，实非纯然之士族，或称职人（手工业者）可也。以忙于生计，子弟之教无暇顾及。下等士族颇乏文学等高尚之教，自贱而有商工之风。”[178]武阳隐士也指责下级武士“养成町人、职人心胸，不知义礼耻辱”[179]。这不正是说明他们的思想意识已与商人和手工业者如出一辙了吗？他们中的很多人终至“恨主如仇”，认识到幕藩体制无可迷恋，寄希望于新的出路。如果说英国的新贵族是因为采取了新的剥削方式而能够和资产阶级联盟，那么日本的下级武士却是由于采取了新的谋生手段而能够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他们在革命之前已经发生了阶级地位广泛深刻的变化。

下级武士能够参加乃至领导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还因为他们有一支在当时的日本来说是最进步的知识分子队伍。与轻视文化的欧洲骑士不同，日本武士（士）从来就是一个垄断文化的阶层。在下级武士中，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儒学者、国学者、兰学者和洋学者。尤其是兰学者和洋学者，通晓西方语文，掌握了输入日本的西方各种知识。他们中的一些人往往设塾授徒（如绪方洪庵开办“适适斋”，学生多至3000人。又如师事兰学家佐久间象山的吉田松阴开设“松下村塾”，以新知识教授学生），在幕末的日本培养出一大批向往资本主义的进步知识分子。明治维新中，这批下级武士出身的知识分子，有的成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财政家、军事家、外交家，有的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有的成为工业家、企业家，像伊藤博文自许的那样，作了明治国家的“庙堂栋梁材”。

西欧国家资产阶级革命前，大都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样的思想准备阶段。在资本主义因素十分微弱、市民阶级没有形成的东方国家，则没有出现过鲜明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想运动。在这些国家中，先进阶级革命领导权的形成，一般表现为由进步知识分子接受国外传来的革命思想，初步完成向先进阶级世界观的转变，从而和本国的革命运动相结合，并指导革命运动不断前进。日本的下级武士正是幕末日本社会中能提供这种进步知识分子的唯一阶层。

当然，也不能把下级武士中的进步知识分子理想化，过高估计他们的思想和政治水平。如前所述，他们中的一些人，一开始只不过是朦胧地向往资本主义，在开国的冲击下，为寻找自己和日本民族的出路起而斗争，后来才在斗争中不断地提高了自己的觉悟。如，有些人起初是带着国学派的“经世致用”“公武一和”，儒家水户学的“大义名分”“华夷之辨”等思想参加幕政改革和尊王攘夷运动的。在运动的实践中，特别是经历了“安政大狱”（1859）、“八一八政变”（1863）、列强炮击下关和讨伐长州（1864）等教训后，认识到尊王攘夷政策的错误，毅然采取了讨幕开国的主张。这是讨幕派站到资产阶级立场来的最鲜明的表现。讨幕派是尊攘派武士转变策略后和豪农豪商结成的革命同盟。此后，在讨幕派的领导下，通过一年半的戊辰战争，推翻了德川封建领主政权，建立了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明治政权。所以，即使是进步的下级武士，也并非早已涤除了封建意识，换上资产阶级的崭新思想，然后再把事前拟定好的资本主义纲领一一付诸实施。这样的估计，或试图这样要求他们，都不能说是历史主义的态度。正因为如此，一直到1868年3月14日《五条誓文》发表，我们仍然读不到一份像样的称得起是资产阶级政纲的文件。但《五条誓文》毕竟出现了不同于德川政权的封建政策，传达了资产阶级的信息。如，“万机决于公论”“盛行经纶”“官武一途，以迄庶民各遂其志”“求知识于世界”，等等。下级武士出身的维新领导人，能够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把革命引向深化。在通过国内战争夺取政权之后，立即把移植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全面发展资本主义提上了议事日程。最突出的事例是1871年岩仓使节团的出访，当时国内形势不稳，暗杀政府要员及农民起义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主要领导人率领庞大使团，遍访欧美12国，历时1年零10个月，实在是日本历史上空前的外交壮举。岩仓使团的任务虽然是三个，[180]但它的重点却放到调查和研究资本主义各国的文物制度这一点上。使节团到达美国后，由伊藤博文起草，交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共同研究确定的使节团工作要点，充分表现了维新领导人在废除封建领主制后，把日本迅速引向资本主义道路的迫切愿望。该文件称，“东洋诸国现行之政治风俗，不足以使我国尽善尽美。而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产，皆超绝东洋。由之，移此开明之风于我国，将使我国国民迅速进步至同等化域”[181]。这段文字明确地否定了东方各国当时的封建制度，而把欧美的资本主义制度视为“超绝东洋”的理想制度，准备尽快在日本建立起来。这种认识，这种决心都不是敌视资本主义制度的封建统治者所能达到的。如果不具有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这种作为是不可想象的。诚然，像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类人物，出身于武士阶级，势必具有不少封建意识，但主要的应看他们头脑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是什么政治观点。如果资产阶级思想不居支配地位，难道能够把日本引向资本主义道路吗？

另外，日本的下级武士能够领导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还因为它具有政治斗争经验和组织能力。日本的资产阶级不像英法资产阶级那样，有过参加国会或三级会议的政治斗争经历和相应的组织能力。而下级武士早在西南各藩的改革中已崭露头角，他们在尊王攘夷斗争阶段增长了才干和见识，逐渐摒弃了依靠少数人进行阴谋活动的斗争方式，开始组织藩际的活动。他们拥有一大批有勇气、有谋略、有能力的活动家和组织者。日本不成熟的资产阶级正是找到了这些向往资本主义的下级武士作为自己的政治代表，而自身则宁居幕后提供资金。事实证明，下级武士不但能在国内战争阶段组织胜利的军事进击，还能在战后逐步清除领主势力，全面实行资产阶级改革，发展资本主义。

以上我们根据史实证明，一部分下级武士从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参加并领导了资产阶级革命。这样的观点是否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呢？当然不是。明治维新的革命主力无疑是戊辰战争前后各地风起云涌参加起义暴动的广大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称为草莽浪士的豪农豪商，以及被新政府解散乃至镇压的长州奇兵队、长野的赤报队等人民武装。[182]但维新领导者则无疑是西南强藩下级武士为首的倒幕派。怎样理解这种现象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指出，“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所以，正像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到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183]。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段话，有如下三层应予特别注意的意思：（1）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产生了强烈而尖锐的瓦解过程，使得其中的一部分人有可能游离出来归附革命阶级。（2）在资产阶级与封建主阶级决战时，封建贵族中曾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来。（3）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决战时，那些对历史的发展趋势已有所认识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比较容易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上述（1）和（2）可以直接回答，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能否转到革命方面来，以及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这种转变，（3）则可以启示我们，统治阶级中对历史发展趋势有所了解的知识分子比较容易发生这种转变。我们认为，领导维新讨幕的下级武士，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具有这种转变可能的知识分子。

由于下级武士阶级地位发生变化，其中进步的知识分子并具有政治斗争经验，所以能够充当日本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在资产阶级尚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而又必须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情况下，下级武士之充任领导，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正是明治维新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