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关系在封建制度的母体内孕育之后，不断发展壮大，破坏封建制度，但旧制度在封建主阶级维护下并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于是资产阶级革命成为新社会的助产婆，实现封建经济形态向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嬗变。

一般说来，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资本主义已达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观因素——资产阶级已成为阶级，并有能力在革命形势到来时，对参加革命的各个阶级如农民、城市平民、成长中的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等实行政治领导，通过国内战争，推翻封建制度，完成或部分地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

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基本上是一个封建领主制的国家，资本主义尚在萌芽，资产阶级没有形成，当然，它不可能去领导明治维新。于是，主张明治维新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人，常被认为是主张“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似乎在逻辑上有很大缺陷。这种看法是否妥当？试从理论和史实两个方面来探讨这一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49]

在前一段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由于建立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闭关自守的状态必然被各民族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代替。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一切民族被强制卷入资本主义文明之中。不管它们愿不愿意，国际资本主义的强大影响，将使它们不可能再继续保持以前的状态。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所说的“野蛮民族”，当然指的是那些还处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国家。这些国家只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要么灭亡，要么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前者意味着变成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后者则意味着否定原来落后的生产方式，实现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更迭。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打倒代表和维护旧生产方式的封建统治者，也就是说，必须进行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更明白地指出，落后民族推行文明制度就是“变成资产者”。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上述两段论述中可以理解：（1）后进国家为“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而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并非完全是内部因素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强烈影响下“提前”发生的；

（2）后进国家为“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时，那里并不一定就有现存的“资产者”，毋宁说“资产者”是此后“变成”的。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所说的被强制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后进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不正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吗？因而在理论上“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并不是不可理解的。马克思、恩格斯虽没有进一步论述这种形式的资产阶级革命，但指明了它的历史条件和特点，马克思、恩格斯这一论述的科学性，已为后来的历史所证明。东方国家在当时和后来所经历的，大致就是上述两种道路。前者可以印度为代表，后者可以日本为代表。

就在马克思、恩格斯做出上述论断的20年之后，日本发生了“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明治维新，其条件与特点都和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一样。以下试考察一下日本资产阶级革命的内部根据和外部条件。

17世纪中期在日本确立的德川幕藩体制，是日本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远在元禄时代（1688—1703），它的社会经济矛盾已开始暴露。到了德川后期，幕藩体制更陷入封建危机之中。主要表现在：农业耕种面积停滞不前，[150]农村人口减少，[151]歉收、饥馑频仍，[152]从幕府到各藩都陷于财政危机，[153]武士阶级尤其下级武士严重贫困化，幕府旨在解救封建危机的改革屡次失败，[154]等等。这种情况，再加上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和城市贫民捣毁运动的打击，[155]幕藩体制已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

伴随封建制度的没落，18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封建社会内部产生了资本主义关系。明治维新前夜已比较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主义家庭劳动，在经济发达地区，工场手工业已在一些重要行业中发达起来，但当时它们大多是分散性的，即以家庭手工业为基础、由包买商组织起来的工场作坊。[156]就是这种分散性的工场手工业也由于农奴制的存在，阻碍它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157]幕末日本占重要地位的棉纺业仍以商业资本的批发行家庭工业为主。日本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远未达到资产阶级革命前夜英国和法国的生产水平，资产阶级刚刚诞生，数量不多，加上幕藩领主长期锁国，并对工商业实行种种限制，使他们既同国外市场缺乏联系，又难发展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经济实力十分薄弱。他们（又被称为豪农豪商）往往兼有寄生地主、富农和农村资产阶级的几重性质，和封建关系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缺乏西欧资产阶级那样鲜明的阶级性，[158]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一方面剥削佃农和家庭小生产者，另一方面也受领主和特权大商人的压迫剥削，对幕藩统治有着强烈的不满，他们之中不少人以所谓“草莽志士”的身份参加了维新运动。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幕末日本根本没有产生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开港前后，日本行庄制家庭工业已有迅速发展，缫丝技术更发达，在工场手工业里特别显著。后来江户棉织业行庄更联合向美国定购纺织机，萨摩藩主岛津茂久也向英国买织机办厂，这是不可忽视的现象。因为即使在英国，直至十七八世纪产业革命前夕，纺织工业还是为商业资本所支配，批发行包买制（putting-out system）的家庭手工业在毛纺织业的近代化发展中起着极重要的作用。[159]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农业生产的停滞，人民群众反封建斗争的激化，说明旧的生产关系已成为新的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革命已在徐徐酝酿之中。尽管资本主义还很薄弱，但它毕竟表明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成为经济过程本身的要求。

同时，日本资产阶级革命又受到外部条件的作用：一是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长期而持久的影响，二是1853年后资本主义列强入侵所激起的革命形势。

如上所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由于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连“各民族的精神产品”也成了世界各国可以共同享有的“公共的财产”。若从1715年新井白石写成《西洋纪闻》算起，到明治维新前夜，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在日本已流传了一个半世纪，尽管德川幕府闭关锁国，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还是像毛毛雨一样浸润了日本的知识界。[160]开港后，更有不少有为青年武士，如井上馨、伊藤博文、福泽谕吉、寺岛宗则、五代友厚、西周、加藤弘之、森有礼等到西方国家学习，有的还写了详细的见闻录。[161]由此使日本进步的知识分子，在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上完成了一个巨大的飞跃。一开始，他们还只感到荷兰等资本主义国家“精于医术及诸般技艺”（杉田玄白），到明治维新前夕，他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认识已深化到“觉彼之文物制度颇有优于我处，乃隐怀移植之志望”（大隈重信）。这种认识在逻辑上的必然发展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日本下级武士阶层中的许多知识分子，正是由此走上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充当了明治维新的领导人。因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长久而持续的作用，是资本主义不发达、资产阶级不成熟的日本有可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条件之一。在观察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时，这种情况就表现得更为突出。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来源于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产力。而旧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还没有资本主义工业化，中国依然能够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后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其中一个重要条件，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由此得出“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62]。中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例证，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日本在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条件下有可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未为革命规定相应的经济发展指标，机械地把资产阶级革命的实现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联系起来，忽视革命思想传播对于后进国家革命运动的指导和推动作用，是不符合这些国家革命运动的实践的。

1853年后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直接入侵是日本资产阶级革命的催化剂。

众所周知，1853年后，美、俄、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侵入了日本。闭关锁国二百多年的日本，一旦门户洞开就造成了无法收拾的后果。由于生丝、茶叶输出的急剧增加，[163]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发展，但同时却由于黄金外流，[164]物价飞涨，[165]以及在低关税下棉布等洋货大量输入，本国的纺织业遭到严重打击，从而造成了封建经济的大混乱，包括下级武士在内的人民生活更加贫困，反封建的人民运动更加高涨。更严重的是，日本由于被强加给以治外法权、协定关税、片面最惠国待遇、居留地为主要内容的不平等条约，迅速濒于西方列强半殖民地的境地。开国后仅仅几年工夫，日本就陷入深刻的封建危机与民族危机之中。

就当时日本人民的历史任务来说，即使在生产力水平和其他各方面的发展水平都还较低时，是否就不能进行革命呢？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指出，历史发展的顺序可以有颠倒的特殊性，即只要有了革命形势，便可能用与西欧国家不同的方法夺取政权，然后来发展生产力。[166]列宁讲的虽然是十月革命前夕俄国的情形，但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用来说明明治维新的特性。

1866—1867年，列宁所说革命形势的三大主要特征[167]一时俱现：幕府不再能独把政柄，向天皇低头要求敕许缔约。它发动征长战争，强藩拒不出兵。这显示统治阶级“不可能照旧不变地维持自己的统治”；由于发动战争，增加军事赋役，商人囤积粮食，米价暴涨，造成“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灾难超乎寻常的加剧”；人民群众到处发动起义，政治中心京都、大阪为“可好啦”运动所席卷，起义群众不仅袭击封建统治阶级，还袭击外国侵略者，并使幕府政权陷于瘫痪。当时英国驻日公使阿礼国（Sir R.Alecock）在谈到日本的形势时写道，“大变化发生在统治者和人民的基本关系上，整个封建势力被深刻地摇撼，它的政治社会机构在和欧洲短暂的接触冲击下被粉碎。这一切在骚乱、暴力、流血中不断进行。新的社会基础能否建立，不得不是一个大问题”。（《大君之都》）在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入侵的压力下，日本封建社会内部固有的矛盾全面爆发，而统治者本身已无力解决任何矛盾，于是资产阶级革命登上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