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一个政权实质的因素，大体可以有两方面：一是政权的阶级构成即它的阶级基础是什么？二是它的政策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即它为谁服务？

首先从维新政权的阶级基础即它的阶级构成看。

幕末日本反封建和反侵略斗争的主力是农民和城市贫民，他们是倒幕派实现明治维新所依靠的主要力量。他们反对一切的封建剥削，包括农奴主的领主制和半封建的地主制。但倒幕派在推翻幕藩体制后，不但不跟封建地主制进行斗争，反而和地主富农一道镇压农民起义。在维新政权中，当然没有一个农民和城市贫民的代言人。

豪农、豪商即富农、新兴地主、农村中的商业高利贷资本家是倒幕派（下级武士和豪农商的同盟）的主要阶级基础，开港后由于对外贸易发展，他们之中一部分成为藩际贸易和超藩贸易的大商人。尽管幕藩领主多方压抑，又受外国输入品的打击，农村行庄制家庭手工业仍有发展。这种商人控制的手工业常常和地主经营结合，剥削贫农，[107]因此不断受到农民起义的攻击，维新后他们得到政府保护，逐步上升为半封建的寄生地主、商业高利贷资本家、工场手工业及近代企业的资本家，[108]成为新政府的阶级基础。如上文所说，这一阶层的两面性，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新政府的政策上来。

大商业资本家在旧社会依靠幕藩领主。直至幕府崩溃前夕，新政府掌握了全国经济中心的京都、大阪时，当地的大商家才倒向新政府方面。三井家的转变过程就是这样。[109]他们参加讨幕战争，也没有脱离商业高利贷资本的立场，借给政府的军费是附有高额的利息，并约定以租税收入作抵的。新政府初成立，财政经济工作诸如发行纸币、募集公债、掌握全国商业金融机构等，都必须依靠这些大商人，特别由于他们在封建社会中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对发展资本主义有一定的作用，[110]因此新政府还在成立前就和他们结合，如三井组在德川“还政”后就参加了政府，在财政金融事业方面担负重要的任务。[111]明治初期许多大商人参加政府商法司（管理工商业交通运输的机关，1869年改为通商司）为建立民族资本和抵制外国经济侵略而创办的一些商业机构。[112]据当时住友财阀的广濑宰平说，参加后“社员允许带刀”（当时官吏的特权）。[113]随着政府扶植产业资本政策的进展，他们很快成为“政商”、财阀，许多官僚如大隈重信，井上馨、后藤象二郎等都以这些大资本家作背景，相互勾结，影响了新政府的政策，大资产阶级在以后日本的政治中，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并起着反动的作用。

旧武士阶级。明治初年士族在总人口3000万人中，占488000余户，约190万人，即总人口的1/16，[114]维新后他们在资本主义浪潮的震撼下，地位处在更大的不安定和变动中，废藩后，武士的封建身份特权基本上被取消。新政府处理秩禄时，诸侯得到相当禄额百分之十的金禄公债，他们用来投资到企业和购买廉价土地，多数变成资本家和大地主。下级武士则所得有限，旧社会中他们是寄生的统治阶级，“士族的商法”是明治初年嘲笑武士既不懂生产又不能经商的一个流行词，[115]他们大部分很快就没落，以1877年西乡隆盛领导的西南战役为代表的最后一次武士大叛乱，反映了这部分所谓“不平士族”的复辟意识。武士中的知识分子较幕末更多地成为自由职业者及城市贫民，一部分当职业军人、警察、职员，只有少数人补充到近代企业资本家、大地主和新政府的官僚群里，成为新政权的领导阶层。

维新政府的官僚，一小部分是在19世纪40年代藩政改革中成长起来的，大部分则是在尊王攘夷和倒幕运动、“王政复古”政变及内战中逐步登上政治舞台的。但他们人数有限，维新初期政府中上层保守派诸侯还居优势，为此政府利用征士和贡士的制度集中各藩有才能的藩士到中央来，培养出一批新的官僚，[116]加强了政府的力量。由表4-1可看出士族在新政府官吏中所占的比重。下级武士出身的官僚，一方面有旧幕藩体制统治阶级的属性，另一方面因维新前后这一阶层分化迅速，他们同豪农、豪商间的联系逐渐密切，特别是通过“洋学”的介绍或留学访问欧美诸国，增加了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他们的两面性更能反映在新政府的政策方针上。

表4-1 明治初期政府重要官员的族籍

（据“百官履历目录”）由此可见，新政权的阶级基础是从豪农、豪商高利贷商业资本家以及贵族领主武士转化的地主和资产阶级。随着新政府各项政策的实施而逐步成长的这两个阶级，由于经济上都欠成熟需要互相依赖，和政治上畏惧人民革命，使他们在统治上结成联盟成为可能。当然，资产阶级取得优势，是19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

其次，从维新政府的政策看。

维新政府从成立起，除废除封建领主的幕藩体制外，实行了不少重大改革。这些改革，大部分是具有资产阶级性的，体现了明治维新的革命的方面。但也要指出，几乎每一项改革，都是自上而下地通过妥协的方式实现的，改革本身同时代表了封建地主和资本家两个阶级的利益。现在试就新政府的几项主要改革进行一些分析。

（1）废除了封建身份制，为资产阶级寄生地主及劳动者的解放创造了条件。这比幕府时代整个社会在封建割据和等级制严格约束下，阻碍了一切发展，不能不是一种进步。但所谓“四民平等”实际是很有问题的。首先，对封建领主和武士身份特权的取消，不是剥夺，而是采取赎买的办法，发给巨额的金禄公债，政府这种负担，完全转嫁到人民身上；其次，不但保留了华族、士族、平民的身份等级和皇室、华族、士族的特权，建立巨大的皇室财产，并且大大加强了天皇的统治权力，增加了恩赐有功藩阀、财阀以爵位，列入华族，敕任华族为贵族院议员等新的封建性制度；最后，人民毫无政治权利，对贱民的歧视也直到今天还没有停止，[117]这就证明封建身份制的废除绝不是彻底的。

（2）征兵制的施行。新政权为巩固倒幕的胜利果实，明治六年（1873）实行征兵制。在“国民皆兵”的口号下，建立近代的军队，这对摧毁诸侯割据的主要工具——封建武士团和保障国家的独立发展是一个有力的步骤。当时太政官布告指出，废藩后“世袭坐食之士，减其禄，许其脱刀剑，使四民得自由之权，此平等上下，齐一人权之道，即兵农合一之基，于是士非从前之士，民非从前之民，报国之道，固无其别”[118]。这几句话诚然可以说明维新后社会的新变化，正如马克思所说：“中世纪贵族的……领主特权都转变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的从属物；这个统一的国家政权以领薪的国家官吏代替封建显贵，把中世纪地主的门客仆从……手中的武器转交给一支常备军队。”[119]但新政权在近代国家平等、自由、人权的美名下，却掩盖了政府害怕人民革命力量，将维新前后参加倒幕的人民武装（包括各藩的“民兵诸队”和农兵）全部解散的事实，同时也隐蔽了强征千百万青年充当地主资产阶级国家镇压人民、侵略邻国的军国主义工具，并引起军民多次暴动的事实。至于兵役法上专为贵族官僚富豪地主设定许多免役条件，[120]军队中封建藩阀势力的根深蒂固和武士道精神的强迫灌输，就更能说明“平等”“自由”的阶级意义了。

（3）土地制度的改革。明治维新中带有根本性的变革之一是消灭了农奴主的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明治元年政府就宣布土地归农民所有，并准许买卖。[121]经版籍奉还、废藩置县后，逐步废除纯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农民被解放出来，虽然还有许多佃农和贫雇农没有得到丝毫土地，但已被解放的占地农民变成了小土地所有者。“自耕农民的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形态，当作支配的通常的形态，……在近代各国，我们又发现它是由封建土地所有制解体所引起的各种形态中的一种。”[122]这说明领主制废除后日本土地制度走向近代化。维新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和建立资本主义企业，除了剥削农民外，别无他路，但在农民猛烈斗争下，旧的剥削方法显然已难收效。为此，只有在不触动地主富农利益的范围内，进行一些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土地改革，[123]明治六年颁布《地税改革条例》。[124]这些改革措施实行后，保证了国家税收的安定（不再受丰歉的影响），确立了新政权的物质基础，进一步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提供了初期发展工业的资金。地税在交付地券（土地所有证）、按地价征税和货币纳税等方面，有近代租税的性质，它承认土地私有权和同时期实行的秩禄处分（封建家禄的赎还），在解放农奴瓦解领主制方面有一定作用。农民获得自由后，租佃关系也渐接近资本主义的契约关系。但地租高到平均占农民收获的34%，且地价由官府强定，实际是继承了幕藩的旧贡租。地主从佃农剥削的地租比旧时代多了10%，比佃农所得量多达一倍。[125]这样重的地租，自然促进地主制的发展（直至1946年佃租地占全耕地面积之半），但农民的地位则毫无改善，反被从实物经济投入货币经济，生活更加恶化。明治初年地税占国家收入90%以上，因此政府完全站在地主立场，贫苦农民因交不起地税，土地就被没收拍卖，[126]加剧了农村阶级的分化。佃农仍交实物年贡，受不同程度的超经济强制，剥削重于幕末。因此，农民不断起义暴动，从维新后到明治十七年（1884），17年间就达380次。[127]这种半封建的寄生地主制严重阻碍工农业的生产力，在农业资本主义发展上走普鲁士的道路，以致农民生活极端贫困，国内市场狭窄，迅速成为侵略成性的军国主义国家。维新后日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以这种半封建地主制为主要对象之一。

（4）扶植资本主义发展。明治维新正是在世界资本主义“迫使一切民族都在灭亡的恐怖下采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形势下进行的。新政府成立后，就确定实行废除工商业方面各种封建性限制，[128]在发展资本主义企业上，最初是继承藩政改革时期“富国强兵”的政策，在微弱的藩营近代工业的基础上，在外力压迫下，通过公债、货币、租税等制度和保护政策，输入资本主义先进生产方式，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积极发展了一系列的国营工业，以后逐步扶植私人资本主义，使国家迅速工业化。就当时日本所处的国内外条件看，只有采用这种温室般地加速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政策，才能摆脱封建危机和民族危机。和中国洋务派十足的封建性和买办性相反，维新政府在工业化政策上，注意到独立自主地发展资本主义，不受外国操纵，不使买办资本有活动余地，且坚决排斥英美在日的垄断事业。[129]在扶植民营企业中，为使贵族及武士资产阶级化，不惜用低价甚至补贴将国有企业拨让政商经营，使藩阀及商业资产阶级转化为工业资产阶级，而不是使资产阶级走上适应封建主义的道路。这比起封建末期欧洲各国专制主义单纯为保护贵族利益、加强封建统治的重商主义政策，也应该认为是进步的。但另一方面，这些改革最初就走着藩政改革的路线，工业具有军事性质，一些半官半民的金融、贸易、运输等事业，由三井、岛田、小野等特权商人经营，又都具有封建商业的性格，他们在这些企业中，只是“袖手安坐，以待利息”。三菱财阀创办人土佐藩士出身的岩崎，受政府中土佐派藩阀扶植，很早就独占了全国航运。[130]由这样一些旧社会来的政商所形成的早期垄断形态，显然不是工业资本发展的结果，而是通过商业资本使工业从属于自己而实现的，[131]虽然这种倾向在以后逐渐改变了。此外，由于农业中半封建关系的存在，国内市场狭小，造成工业畸形的发展，在政府保护的大企业之旁，存在着大批落后分散的中小工业。以明治十七年的工业构成为例，1981个工厂中，生丝工厂占了52%，近代五金工厂只占5%。工厂所在地方面，散在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多达60%以上（丝业最多）；原动力方面，依靠人力、水力的最多；工厂规模方面，工人在20人以下的多至70%，许多工厂实际上只是工场手工业，[132]工厂中大量使用女工、童工，工人受着中世纪式的剥削（把头、牢房等制度），工资低到所谓“印度以下的”水平。[133]这一切严重阻碍日本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使它很快走向野蛮的侵略道路。

（5）对外政策。与发展资本主义同时，新政府另一个主要任务是摆脱半殖民地危机，实现民族的独立。维新前后倒幕派即使在英法等列强勾结双方、争夺日本霸权的斗争中，也坚持了自主原则，不接受任何不利于日本的政治条件，新政权成立就开始收回国家主权，如幕府给予美国的筑路权、采矿权及俄人在北海道的租地权等。早在明治八年（1875）以前就偿清了幕藩所欠的全部外债及赔款；同一时期迫使幕末以来英法在横滨的驻军撤出，放弃居留地警察权，使各外人居留地没有发展为当时中国上海、天津那样的外国租界。[134]明治四年（1871），政府就派出以岩仓、大久保为首的使节团到欧美各国进行修改不平等条约的交涉，尽管在殖民主义者继续压迫和歧视下，政府还是以积极态度争取，直到1894年和英国改订条约后，各国才陆续同日本改订了平等的新约，比起清末以来中国统治阶级的媚外卖国投降政策，维新政权这种独立自主的精神是应该肯定的。但就在对外政策上面，新政府也绝不是依靠人民的斗争，而是一面利用列强在远东的矛盾，同时采取侵略弱小民族、扩张领土和发展军事实力，以达到与列强取得对等地位的军国主义道路来实现民族独立的。新政府一成立，就积极策划改革军制，建立武装，明治五年便侵占琉球，接着侵略中国台湾和朝鲜，通过不断的掠夺性战争，使日本获得帝国主义在远东的宪兵地位后，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就在这时，日本也成为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自掘坟墓，走向了和民族独立相反的道路。

举出维新政府上面这几项改革，不难看出这一政权的性质。列宁指出，“重要的是这些观点，这些提议，这些措施对谁有利？”[135]一种政策必然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由于倒幕派（新政府的藩阀官僚）的阶级性，决定了他们在推翻幕府领主制革命斗争中的坚决态度，尽管在没收领地及对待领主阶级个人方面，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妥协方式，但封建领主制度还是从根本上被废除了。这从明治九年（1876）神风连暴动开始，直至第二年西南战争的一系列代表旧农奴主利益的武士叛乱可得到说明。但是当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后，代表豪农地主及高利贷商业资本家利益的新政府官僚就不再前进，甚至反对革命了。在封建危机和民族危机继续存在的威胁下，他们为巩固自己政权，不得不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近代化的常备军，谋求民族的独立，做出后进国家中新兴资产阶级所能做出的努力。而在这些任务的执行上，则又维护地主富农的利益，保留而且进一步发展了半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在推翻幕府统治后，用“复古”“维新”的名义，扩大加强了封建时代的专制主义国家机器。

总体来看，由于明治维新包括了革命和改革两个发展阶段，因此，维新政权成立后实行的主要政策，几乎都带有资本主义的和封建的两面性。也就是具有革命的和改革的两个方面：首先由于它实行了推翻农奴主的领主制的革命，这就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日本由此走上了列宁称为资产阶级国家[136]的道路，但同时在农村中确立起来半封建的地主制，却大大阻碍了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造成日本经济上恶劣的后果；其次，维新结束了长期封建割据的局面，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国家，但同时在政治上则确立了天皇制专制主义和封建藩阀的反动统治；最后，维新坚决贯彻了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政策，并自主地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水平，但同时在国内则实行军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教育，加紧压迫榨取人民，对外疯狂进行侵略战争，说明这个政权完全是为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这个政权不同于资产阶级革命后的英国资产阶级国家。英国在1832年以前虽然也是土地贵族与资产阶级分享政权，但当时英国的资产阶级力量强大，贵族基本上已资产阶级化；日本的资产阶级还不成熟，力量很弱，地主阶级则具有浓厚的封建性。

这个政权也不同于1871年成立的新德意志帝国，它虽然也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但由于资产阶级的卑怯，容克还是拥有庞大封建地产和掌握政权的官僚贵族，日本的武士则早已失去土地，新政权中藩阀官僚代表成长中的地主资本家两个阶级的利益。德国在1848年革命后，工业资本主义已有较高发展，因此1871年以后帝国除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间的均势外，还存在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均势，“专制君主国在急剧地过渡到波拿巴主义君主国”[137]，维新政权则还没有出现这种局面。

这个政权也不同于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的俄国，当时俄国虽出现革命形势，但没有发生革命，改革是由沙皇旧政权进行的，改革虽然是俄国“封建君主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的一步”[138]，但农奴制残余的存在，使俄国仍十分落后。维新政权则在革命中产生，它推翻了旧政权，废除了农奴主的领主制，排除了外国侵略。所以明治维新比俄国农奴制改革所引起的变化远为巨大。[139]

维新政权是一个地主资产阶级政权。维新后的日本，是一个半封建的资本主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