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上半叶，幕藩进行的天保期改革，是幕藩领主在封建危机下企图挽救其垂危统治的一次重大改革。在改革中，西南几个藩适应萌芽期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政策，取得了成就，形成了所谓“强藩”，这就为以后封建统治阶级指出了新的政治方向，也为他们培养出一批重要的领导骨干。幕府和诸藩在开港后进行的安政期改革（1854—1859）是吸取天保改革的经验教训，为应付开港后的危机而实施的。幕府天保改革失败后，到美国侵日的1853年，老中阿部正弘开始采取较开明的政策，[48]但继任者井伊直弼又推翻阿部的一切改革，使政治更反动化，[49]进一步促进幕藩体制的危机。西南诸藩在外国侵略势力压迫下，认清幕府的衰弱无能，继续亟谋自强。长藩改革派通过扶植豪农村吏层，掌握农民的商品生产，征募农民，改革军制，在和藩内上层武士斗争胜利，掌握了藩政的同时，破除身份限制，选拔人才，取消特权商业行会，保护农民商业，将豪农的献纳，用到本地治水及救贫事业，以缓和领内阶级斗争，由此渡过了危机，在“举藩一致”的口号下，加强了藩的实力。[50]萨藩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积极发展了领内一系列的藩营企业和对外贸易，[51]农业上虽仍以农奴主的上级乡土为中心，剥削农民，维持落后的生产方式，但由于它位置在日本的最南端，经营外贸和接触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最早，所以也容易在发展工商业方面实行改革。土佐藩也是在外力压迫下开始改革的，政策上接近长藩，如奖励农民商品生产，改特权商人专卖为征税，实行重商主义，由藩统制藩内外贸易，排除门阀，提拔人才，建立民兵，改革军备，设铸炮场、造船所等，力谋富强。[52]肥前藩的改革接近萨藩，军事性和农奴制性格较强。[53]安政年间幕府和西南强藩改革的特点是为应付国内封建危机和外压，继续在自己领内巩固领主土地所有制，进行军事改革，并采取了一些重商主义政策，自上而下地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这样，处在后进中间地带的西南诸藩，不待领内条件的成熟，就通过改革，加强了政治经济力量，建立了新的军队，在维新前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藩政改革本来限于藩内，但开国后形势变化了，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是以日本全国为对象的。因此任何一种改革，已不可能局限于一藩，要抵抗外力，应付政治上、经济上早已成为全国性的问题，归根到底，没有一个强大的统一国家的权力是不行的。当时日本没有发展到具备建立近代中央集权国家的前提，在新兴的强藩中，最普遍的改组政府的愿望是以改革派诸藩联合参加政府的形式来代替幕府独裁。[54]但1858年（安政五年），幕府保守派老中井伊直弼因屈辱签订日美通商条约，受到攻击，发动了镇压改革派的“安政大狱”，这一改组幕府的企图被根本否定，第二年日本被迫开港，改革派领导人物吉田松阴、梅田云滨及桥本左内等被幕府处死，打破了上层武士中“雄藩合议，改革幕政”的幻想。开港后人民和下级武士生活更恶化，城乡起义暴动骤增，危机下“尊王攘夷”思想开始带上反幕府反侵略的革命倾向，成为支配改革派志士的思想，“改革派”变成“尊攘派”，斗争的主流便由藩政改革转向全国性的尊王攘夷的运动。这是斗争形势的第一次转变。
如上所述，幕末日本已存在着资本主义萌芽，开港后商品经济更迅速发展，但幕藩领主制度严重地阻碍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市民阶级的壮大，当时城市的工商业大部分从属于领主武士阶级的利益。和三十年战争后的德意志诸邦一样，享保以来幕藩专制主义的改革，不但没有促进民族统一的发展，反因幕府改革失败及其对外的无能加深了国家的分裂割据状态，阻碍民族市场的形成，推迟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
在这样的条件下，日本直至明治维新前，还没有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新兴市民阶级所具有的启蒙思想是可以理解的。安藤昌益的学说，贯彻了消灭一切剥削压迫的革命精神，他的自然法的思想，也多少包含了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原理，但因为脱离当时日本的现实条件，所以这一乌托邦思想也就没有得到传播。[55]司马江汉、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渊及高野长英等反对身份制和封建割据、要求统一的思想，具有进步的意义，但都无力摆脱封建阶级的局限性，不能看到德川时代日本国内外矛盾的实质，他们的见解只限于改良封建制度的范围。[56]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直至50年代后才有零星的介绍，这也反映当时日本资产阶级的不成熟。作为改革派武士指导思想的，开始还只是一些排外复古的“尊王攘夷”思想，德川三家之一的水户藩所提出的这种思想，本来是儒家作为对内对外巩固封建秩序的武器（从朱子大义名分论出发的尊王论或攘夷论，目的本在巩固幕权），德川幕府衰微，便用它来加强封建幕藩体制。但这时它成为幕末尊攘派武士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却已不是原来的东西，更不是因水户学研究而产生的偶然结果，而是国内外矛盾的发展、幕府的反动和下级武士的觉醒，促使这一忠君排外的封建思想跟包括富农、商人、新兴地主在内的各阶层人民反封建、反外国侵略的迫切要求相结合，具有新的时代内容和策略意义（树立以天皇为中心的民族统一国家和迫使幕府在外交内政上处于绝境）。这一思想为尊攘派所掌握，唤醒了民族自觉，才变成物质的力量。
由藩政改革向尊王攘夷的转变，显示日本在国内阶级斗争和列强侵略危机下，民族统一运动的开始。开港后的经济混乱，打击广大人民的生活，尊王攘夷论由理论变成武士浪人的实际行动。1860年井伊直弼被水户藩浪人刺杀，接着各地发生了反对殖民主义者的攘夷事件。
尊王攘夷运动的主导力量，是近年来日本史学上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主导力量是豪农村吏层，[57]有的主张是地方商人，[58]更有认为是代表下级领主土地所有制的乡士阶层。[59]从幕末西南沿海一些商人的贸易活动和维新运动的关系上看，这一时期萨、长、土、肥等藩尊攘派武士得到豪农商人支持的例子确是不少。[60]这些地方商人代表领内农民商品经济的利益，同幕府的领主商品经济以及它保护下特权商人的垄断贸易（特别是开港后发达起来的外贸）形成尖锐的对立。他们期待摆脱幕藩领主制，自由支配土地，发展自由贸易。乡士虽也参加了尊攘倒幕运动，但代表没落的领主所有制的那一部分人，正如维新后他们自己所证明的，是终于要被历史否定的阶层。唯独下级武士是列强资本主义侵入后，封建经济解体下深受打击，社会地位最不稳定的人，他们对腐朽的幕藩体制深怀不满，要求有利于自己的变革。因此，尊攘运动的主导力量比之藩政改革时期，应该更鲜明地是下级武士领导下的武士和豪农商的同盟。但尊王攘夷运动的性质跟藩政改革已大不相同，它网罗了广泛的反幕各阶层势力，开始否定幕藩领主制的合理性，反对列强侵略，具有民族统一的方向。它通过藩的割据富强，发动组织全国性的尊攘运动，这一运动开始虽不包含推翻幕府的直接目的，但运动所具性质的逻辑发展，必然与对外妥协，对内独裁的幕府不能两立，而走向倒幕。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严重化，幕府和萨摩等诸侯中，出现了调和朝廷与幕府间关系的所谓“公武合体论”的改良主义路线，尊攘派在反抗侵略、组织农民武装和反对公武合体派的斗争中突出地表现出它的进步性。尊攘派对付公武合体派的战术是攘夷。从1861年美国使馆翻译休斯根（H.Heusken）被浪人刺杀事件起始，各地陆续发生尊攘派武士杀伤外人、袭击英使馆、驱逐俄舰的事件，使幕府日益恐慌。1862年尊攘派一方面用恐怖手段打击公武合体派，同时以长、土两藩急进武士为中心，越过藩主的权力，联合急进派少壮公卿怂恿天皇下令幕府攘夷，幕府在群情激昂下，不得不表示接受。1863年5月10日实行攘夷期限届临，长藩尊攘派首先炮轰下关的列强舰队，显示了日本人民坚决反抗殖民主义者的英勇气概，但也受到外舰的回击。美国立刻联合英法荷三国胁迫幕府处分长藩。7月，英舰队同萨藩交涉尊攘派在生麦杀伤英商事件决裂，炮击鹿儿岛，萨藩受了严重损害也不屈服。站在斗争最前列的长藩尊攘派，从中国太平天国革命被列强镇压的活生生的事实中，认清殖民主义者的面目，估计到列强的报复，特别是藩内保守派与幕府及列强间相互勾结的可能，在下关外舰回击受创后，随即建立起由豪农商出资、农民市民志愿者组成、步卒与下级武士志愿者领导的新军——以“奇兵队”为首的“诸队”。它破除了封建门阀身份制，使用近代武器，以后在战胜藩内保守派上层及攘夷倒幕等战争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其他各藩也纷纷组织类似的农兵队。这些农民武装虽不具备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民兵的思想意识，一直没有脱出封建藩厅的掌握，官兵必须“不乱尊卑，各守其分”[61]，但由于它是人民组成的武装，所以具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性，发挥了封建武士团所不能企及的力量。也正因此，倒幕胜利后就为维新政权所解散。[62]
尊攘派的行动愈向前发展，促使幕府和诸侯愈恐惧“权力下移，终将颠覆治国之根础”[63]，连表面赞成攘夷的孝明天皇也动摇起来，终于串通幕府和公武合体派藩士，发动了“八月十八日政变”（1863）。尊攘派武士、浪人、公卿逃出了京都，各地武士豪农纷纷起义，先后被镇压。幕府决定征讨长州，英殖民主义者不放过这一机会，联合英、法、荷三国舰队，于1864年8月攻陷下关各炮台，迫使长藩保守派接受和议，幕府的征长军也不费一兵，就使长藩“恭顺谢罪”。“八月十八日政变”和以后一系列事件的教训使尊攘派认识到，依赖庸愚保守的天皇攘夷是不行的，尤其在同殖民主义者直接交锋后，了解到不根本推翻幕藩体制，建立近代化的统一国家，绝不能克服民族危机。与此同时，英国看清腐朽的幕府统治，难免为强藩支持的皇室所代替，鉴于印度、中国人民革命的猛烈，它又不敢立即变日本为自己的殖民地。特别是“巨大的社会革命在日本进行中”，必须改变从来支持幕府的政策，[64]为独占日本作为英国的市场，既要压制日本人民革命，更须扫除它在日本的劲敌法国（当时支持幕府）的势力。这时发现利用尊攘派夺取政权，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最有利于它在远东的霸权，便不断与萨长接近，尊攘派也以中国为前车之鉴，决定奋起自强，改盲目排外为积极的开国策，为加强军事财政，要求扩大本藩的对外贸易。支持尊攘派的西南地方豪农商在开港后更企图发展自由的工商业，因而攘夷论被放弃，举国讨幕的局面开始形成。
1863年末长藩尊攘派领导者之一的高杉晋作亡命归藩，指挥了伊藤博文等所率的诸队，在豪农商支持下击败保守派，庆应元年（1865）确立了领导权，转入藩内军政的大改革，同时扩大藩营企业和对外贸易，准备全国性的改革运动。长藩庆应改革的政策，形式上仍像过去的藩政改革，实际上已包含了根本否定幕藩体制的原则，和以后明治政府的政策几乎是同一方向。这时人民反封建反侵略的起义已遍及全国，而幕府却由强硬派小栗忠顺掌权，在法国公使罗休（Leon Roches）支持下一意孤行，对萨摩藩主岛津久光等公武合体派的强藩联合政策也置之不理，因此萨摩藩内大久保、西乡的倒幕路线占了上风，土佐藩本公武合体派掌权，看到这种形势，不得不另做准备。这样萨、长、土等藩为迎接政局的变化，都积极输入武器，实行“割据富强国策”，战略上由尊攘论转为倒幕论。倒幕论派下级武士在包括豪农、豪商、地主等各阶层的革新势力中树立了更坚实的领导权。这是斗争形势的第二次转变。
萨长两藩到幕府征伐长州时期，彼此还是敌对的，现在对内对外都走到同一条道路上来了。特别由于土佐藩乡土兼豪商坂本龙马（海运商人集团领袖）等的活动，两藩终于在1866年1月缔结了勤王倒幕建立统一国家的军事同盟。田中彰指出，萨长两藩以萨摩、长崎、下关为中心（可扩大到大阪）的西南日本贸易圈，有切断幕府支配的国内商业网，形成全国性市场的企图，[65]这可能就是萨长同盟的经济因素之一。
1866—1867年的革命形势在日本出现了。
日本的革命形势以上层的危机为标志。幕府经过历次改革，不能挽救其日益困难的内政和外交处境。长州倒幕派夺取藩权后，幕府得到他们由海上输入军火的情报，决计再征长藩，将军德川家茂亲自到京，但天皇不予批准，只得退居大阪。1865年9月英国公使巴克斯（H.S.Parkes）率领英美法荷四国舰队到大阪直接要求天皇“敕许”改订税率，否认幕府的对外主权。1866年5月幕府终于获得敕许签订丧权的改税协定，事实上将日本关税权置于列强管理下。幕府在外交上威信扫地，日本进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地位。[66]六月幕府勉强发动征长战争，但萨藩不仅拒绝出兵，反而接济长藩军火，尾张、越前等强藩也不参加，幕军士气消沉，在长藩抗击下节节失败。
由于幕府发动战争，增加军事赋役，各藩及商人又囤积粮食，米价暴涨，城乡贫民对饥饿和奴役不能再忍受下去，将军坐镇的大阪70里周围，首先发生市民抢米捣毁运动，斗争迅速蔓延各地，成为全国性起义。江户的市政署被贴上“政治已经卖完”的揭帖。西宫起义袭击武士的群众说，“从前怕当官的，今天怕什么武士，要杀就杀！”大阪暴动中被捕群众答复官方的审问时，毅然指出“引起暴动的就在大阪城里（指将军）！”
武藏国（今东京府及琦玉县）起义，有外乡人参加和指导，自称天下“义士”，打着“为救日本穷民”的旗帜。[67]起义的主体已由中农移到贫农层。除反抗领主、代官外，还袭击村吏、地主、商业高利贷资本家的住宅，横滨经营外贸的幕府机关及商店也成为攻打的目标，[68]农民捣毁了衙门、监狱，释放囚犯，烧毁账簿、借据、当票及村公所的文件。他们不但反对领主制，连地主制也一起反对。正如远山茂树说，这一年的起义“显然达到了走向土地革命的农民战争阶段的前夜，对幕府的崩溃，起了决定性打击的客观作用”[69]。庆应三年（1867）农民起义次数稍减，但就在政变前夕的十月间，政局中心的京都、大阪一带再一次发生了席卷全国的人民运动——“可好啦”**。暴动群众疯狂似地当街歌舞，闯进地主富商宅院，迫使摆出酒席，有的抛出衣物散给群众，群众把这种不愁衣食的日子称作“神代”，是“弥勒之世”[70]，表示了要根本变革社会的愿望。暴动一直蔓延到全国各大城市，使幕府的权力完全麻痹。
农民和城市贫民起义不仅震撼了德川封建统治，它的锋芒还指向外国侵略者。1866年江户上野山下贫民袭击了美国公使，群众高呼“我们这样困难，就是因为洋人来了，百物都涨了价！”江户群众在捣毁米店当铺的同时，还捣毁了洋货店。1867年，江户郊外德丸原的农民为反对幕府勾结法国，征用土地，扩建新军的练兵场，发动起义，打退了幕军，痛击前来闹事的法国教官，并俘虏了外国人和幕兵各一人做人质，一直扣押到法国公使道歉时为止。[71]
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中指出革命形势的三个标志，[72]在这时的日本不仅已经成熟，而且革命阶级采取革命群众行动，具有摧毁旧政权的充分力量，这种主观变化也产生了。新将军德川庆喜的“大政奉还”，说明统治阶级尽管自觉到不能照旧统治国家了，但仍不放弃最后的挣扎，阴谋变相保存自己的地位，他根据法国公使罗休的策划，[73]命令洋学者西周准备了一个欺骗性的宪章，企图用改变政体外貌（将军自任元首兼上院议长，握解散下院的实权，任诸侯为阁员，天皇仅是形式上的君主）的手段来保留幕藩封建领主的统治。[74]但这种企图早被倒幕派识破，倒幕派利用革命形势和革命的群众行动，安排好1867年12月9日的政变，迫使庆喜“辞官纳地”，同一天在“王政复古”的口号下，宣布维新政权成立，粉碎了德川的阴谋。统治阶级是不会自行下台的，跟着便爆发了内战。在一年多的战争中，到处是农民起义，豪农、豪商组织的农兵袭击幕军，使它腹背受敌。西乡隆盛在1868年给木户孝允的信上说，“比起人数来，贼军虽多我五倍，但这样胜利还是前所未闻的。（幕府）在京阪间太失人心，到今天伏见方面虽被兵燹，但萨长军队每次过境，男女老少都到路上合掌礼拜，连声称谢，战场上也到处拿出酒食，慰劳战士，比藩内人民还好”[75]。这些事实生动地说明了人民在维新运动中的态度和巨大的力量，只有人民的革命力量，才使幕府政权归于覆灭。
总结安政开国到明治维新（1854—1868）这段时期，是日本封建危机和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也是日本人民反封建反侵略斗争空前高涨的时期。这时随着新旧阶级力量对比的消长，从统治阶级阵营里分化出许多政治派别来，最足注意的，是天保以来从藩政改革中强大起来的西南诸藩，他们代表日本初期的民族主义倾向，渐渐干预中央的政局。继而从这些藩的内部又分化出一批以中下级武士为中心的改革派，他们在取得藩政支配权后，进一步企图进行全国范围的改革，但遭受幕府疯狂的镇压，促使改革派放弃在幕藩体制内进行改革的幻想，转向尊王攘夷运动。
此后尊攘派武士与地方豪农村吏层结成政治同盟，在农民和城市贫民起义的浪潮下，巧妙地利用人民的力量，继续和幕府及列强斗争，同时更与公武合体派的上层武士展开尖锐的斗争，经过1863年8月18日政变和列强联合舰队的反扑，尊攘派终于走上开国倒幕的道路。这是改革派由改良走向革命的两次飞跃，而两次飞跃都是在国内外反动暴力和人民革命斗争的高压下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