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资产阶级革命前的英法等国来，明治维新前日本社会经济发展还处在相当低的阶段。农村中的基本关系仍为领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关系。农民为领主耕种一小块世袭份地。[2]这种封建领地的农民称为“本百姓”[3]。领主从农民剥削50%—70%的实物贡租，还加上各种杂税、劳役，农民在领主的代官、村吏重重压迫下，不但自己被紧缚在土地上，并且连种植自由乃至生活自由都被剥夺，事实上等于农奴。[4]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到当时日本还是一个“有纯粹封建性的土地占有组织和发达的小农经济”的国家，说“它为欧洲的中世纪提供了一幅更真实得多的图画”[5]。封建主义生产的基础是小农经济，领主从农奴榨取全部剩余产品作地租，德川幕府的统治，就建立在这一封建的小农经济基础上。根据德川幕府的传统政策，农民被认为“仅属供课征贡赋及摊派用款者”。德川家康的谋臣本多正信指出：“农民，天下之根本也。治之有法：先设各人田地之界，使留一年必需之粮，其余即收作年贡，不使其有余财，又不使其不足。”又说，“收农民之贡献，要不使其死，亦不使其生”。[6]这些话充分表现了纯粹封建土地所有权的本质。而本百姓及乡士（在乡武士）中还拥有被称为“谱代下人”“名子”“被官”等农奴的。与此同时，农村中还保留着公社关系的残余，农民公有山林草地，农业和手工业紧密地结合着，说明了日本封建社会经济的落后性。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18世纪后，封建领主的土地所有制开始分解，一方面从本百姓中分化出豪农[7]和水吞[8]，豪农和商人又有因开发新田及兼并贫苦农民的份地，成为地主[9]的，由此，在领主经济下发展了土地的租佃关系和雇佣劳动；另一方面，城市商人和豪农的商业资本又逐渐控制农村中的家庭手工业，先进地区在18世纪就出现了工场手工业。不论在农业和手工业方面，债务劳动[10]都逐渐转化为带有工资劳动性质的雇佣关系，例如债务劳动的期间在缩短，借钱变成付酬。土地租佃关系也在发展，维新前全国佃耕地已占耕地总面积的20%—30%。[11]手工业方面雇佣劳动的发展比农业方面更快。[12]这些事实说明，不待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日本也将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日本学者中不少人认为德川封建制缺少近代化的条件，只是由于极度的榨取而从内部腐朽，在“接触世界资本主义后，就像木乃伊遇到空气一样，立刻瓦解了”[13]，这一看法只强调幕末日本经济的封建停滞，忽略了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已在成长的一面，是值得商榷的。

幕藩封建统治者对于这种生产关系变化的趋势不是漠不关心的，为了稳定封建经济，他们不断用法令禁止土地买卖，限制分田，禁止农民离村，取缔雇佣劳动。因此直至开港前，农村中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很缓慢的。

日本早期的商业资本家——行庄制家庭手工业经营者，多数是从豪农掌握了农民的商品小生产者发展起来的，这一点和十六七世纪英国毛纺织业中分散性工场手工业是以自耕农（yeomanry）为主体分化发展起来的情形多少有点相似。[14]但英国的自耕农由于早已获得一定的自由，因而农村纺织业能迅速向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在日本则因缺乏海外市场，加上幕藩领主制的封建束缚，使豪农多向寄生地主和商业高利贷资本转化，就是兼营分散性工场手工业的，也不易向近代工业资本发展。直至幕末开港后，农村工业在生丝、制茶等重要输出品生产中，工场手工业才有迅速的发展，但不久仍受到幕府的压抑。[15]这些早期商业资本家在同幕藩领主和城市封建特权商人（株仲间）斗争中，显然缺乏西欧新兴市民阶级独立自主的精神。

城市封建商人——町人，本来是德川社会中被置于四民之末的阶级。他们政治上无权，经济活动受领主的严格限制干涉，但大商业资本家为幕藩领主武士的剥削和奢侈生活服务，经营贡米及国产物[16]的交易，操纵金融，有的替诸侯管理财政、发行货币，他们的特权受到保护。和中世末通过城市自治权的获得、政治上独立，且敢于同封建王权对抗的西欧诸国商业资本家相反，日本的町人在封建锁国下没有成长为强大的阶级力量，虽也有因幕藩领主武士的勒索及赖债而进行过一些“抗贷同盟”之类的斗争，但由于本身主要依靠实物贡租的中间榨取而存在，使他们不能摆脱对领主阶级的从属地位。

德川家族继承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统一日本的事业，结束了战国以来群雄割据、长期混乱的局面，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幕藩体制。为了压制诸侯反抗和农民起义，幕府的统治具有专制主义的性质，[17]尽管它还有封建割据色彩，但由于幕府对亲藩、内藩、外藩的领地作了有计划的配置，使之互相监视，在军事上就完全控制了地方势力。统治阶级间遵守着以德川将军为中心的严格的父家长制的隶属关系和武士道纪律，德川家康被尊为“神祖”“神君”，幕府厉行锁国，以中国封建主义的朱子学为国学，迫害洋学，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制定有关禁中（皇室）、公家（贵族）、武家（诸侯、武士）的“法度”（道德和法制），不断发布压制和干涉平民日常生活的“御触书”（告示）、“御定书”（法规），特别设立了驾驭全国诸侯的“参觐交代制”[18]、管制城乡居民的“五人组”（五家联保）制度，以及遍布全国的目付（特务）制度，使日本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专制警察国家”[19]。整个德川时代天皇不得过问政治，将军对外称“大君”，以日本国家元首自居。他是全国最大的领主，在68国中的47国都有幕府的直辖领地，领地的收入达全国租赋的四分之一。幕府还直辖国内主要的城市和矿山，掌握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诸侯虽有统治领内土地人民的权利，但幕府有权改换、削减甚至没收诸侯的领地。这种庞大物质财富的集中和幕藩领主对农民父家长制的剥削统治，构成德川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社会经济基础。与西欧专制主义国家不同，当时日本新兴资产阶级和统一的民族市场还没有形成，建立在幕府和三百诸侯领主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中央集权，直至明治维新时还保留着封建割据色彩，这就是德川专制主义的特色。[20]

德川时代的社会经济矛盾，远自元禄（1688—1703）年间就开始暴露。德川后期，农村阶级分化更迅速。据那时记载本州西南地区情况的《长防风土记》，当地78730户农家中，（农奴）自耕占36.3%，自耕兼佃农占19.5%，佃农达44.2%，[21]可见领主经济瓦解的趋势。幕藩领主由于商品货币经济侵蚀农村，直接支配土地的力量逐渐丧失，财政日益困难，因而加紧压榨人民，实行强迫农民归村，预征租赋，低价收购和专卖农副产品，改铸劣币，滥发地方纸币（藩札），向商人摊派献金及赖债不还等措施；同时，扶植富农、村吏的势力，许其冠姓佩刀，视同武士，或组织他们到专卖事业中以加强对农民的奴役，控制农民的商品经济，但这只有促使土地私有更发展，[22]城乡各阶级间的矛盾更尖锐化。整个德川时代，农民和城市贫民斗争约1240起，其中大部分发生在德川中期即18世纪初以后。[23]这里面有在“名主”“庄屋”等富农、村吏领导下，采取代表全体农民意志，越级上诉，以直接反对领主剥削的行动的，有以进行商品生产的中农为核心，联合贫雇农没落中农反对寄生地主和领主的爪牙（代官、村吏）的，也有城乡贫民反对商业高利贷资本和领主官吏的，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后两种斗争到幕末发展愈为猛烈。

农民起义和城市贫民的暴动带有鲜明的反封建斗争性质，同时也反映德川幕藩体制危机的加深，在起义的威胁下，幕藩统治阶级被迫进行了几次改革。日本经济史学者堀江英一曾指出1713年到明治十年（1877年）160余年间，共出现了四次起义高峰，每次都比前一次声势浩大，显示幕藩体制崩溃的迫近，有名的享保、宽政及天保年间的三大改革及明治维新，都是紧接每一次起义高峰之后实施的。[24]

不论幕府或诸藩的改革，实质上都是以缓和阶级斗争，挽救封建危机为目的。幕府前两次改革都企图抑制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来恢复和巩固领主制的自然经济，结果不但不能解决矛盾，反而加速了幕府统治的没落。诸藩最初也跟随幕府进行了改革，采取的政策不外禁止奢侈、限制地主土地私有、发展藩内生产等，作用也不大。

到天保年间（1830—1843），由于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幕藩领主加紧榨取和周期性的大饥馑，引起反封建斗争的质变，城乡人民暴动愈益带上直接反对幕藩统治的色彩（以天保八年大盐平八郎领导的起义为标志）。加以欧美资本主义列强开始侵略日本，使幕藩统治阶级不得不认真应付这一严重的局势。幕府的天保改革（1841—1843），在新旧势力一致反对下，仅两年半就失败了。值得注意的是诸侯的动态，诸藩在天保改革中，由于各藩本身经济发展程度、政治力量对比和采取政策不同，结果并不一致。据战后日本学者的研究，当时领主经济的发展水平可按地区分为东北诸藩（落后）、中央诸藩（先进）及西南诸藩（中间）三种类型。[25]改革比较成功的西南几个藩，本身经济发展都不是先进的，但由于地理上与资本主义国家接触较早，大都能适应客观趋势，通过专卖等方式，将领内农民的商品生产吸收到藩的财政方面来，同时输入西方先进技术，发展藩营企业，购买近代武器船舰，改革军制，实行所谓富国强兵的重商主义政策，由此迅速提高了本藩经济和军事实力，形成了几个著名的西南“强藩”。反之，东北诸藩领主经济商品化，日益压制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反封建的倾向强烈，领主榨取发生困难，因而改革的成果很少。[26]

明治维新的主导力量产生在商品经济处于中等发展地带的西南诸藩中，不是偶然的。以萨摩藩来说，领地处在火山地带，产米少，经济本不够发达，武士占全人口的1/3，与他藩武士居住领主城市不同，萨藩武士大部分都是散在农村的“乡士”，他们直接压榨称为“札子”的农奴，发展比较落后，[27]但由于地理上接近琉球，获得奴役琉球人民种植甘蔗、独占制糖事业及发展海外走私贸易的便利，经济上补偿了它在农业中的落后性。天保改革中，他们加强对农民的束缚和糖的专卖，得以渡过当时的封建危机，[28]并且逐渐强大起来。长州藩处在濑户沿海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天保初年领内农民为反对农产物专卖的起义，迫使长藩进行了改革，改革派武士为保证封建榨取，积极维护本百姓的土地经营，阻止其没落，通过改进专卖制及增加杂税，掌握农民的商品生产，由此偿清多年巨大的债务、安定了武士的生活、改善了藩的财政、巩固了封建领主经济，使长州成为西南强藩之一。[29]和萨、长两藩情形相似的，还有土佐、肥前两藩的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四个强藩的改革，虽没有根本触动封建领主制的基础，但却适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自己富强，从而在幕末中央政局中，西南强藩武士集团获得了发言权，进一步导致以后他们联合起来在全国范围实现明治维新的局面。堀江英一指出，明治政权的中心势力没有产生在资本主义萌芽最发展的中央地带，而产生在西南，确实可以拿来说明这一政权的封建性质（一个封建领主打倒了其他封建领主成为全民族唯一的封建领主）。他以西南强藩来和形成德国专制主义的主要角色——比德国西部诸侯更为封建的普鲁士相比，[30]这一论点曾有力地支持了主张明治维新是绝对主义王政改革一派的学说。但明治维新领导层的构成，及维新的性质都和普鲁士、德国的情形有所不同，这将在以后说明。

以上所说天保年间幕藩进行的改革，尽管在西南强藩中，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在商品货币经济日益发展的情形下，整个幕藩体制的危机是无法克服的。特别到安政五年（1858），日本被迫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开港后，加深了这一封建危机。与此同时，日本和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包括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迫使东方弱小国家接受的一切主要条件，举凡居留地、领事裁判权、外国驻军、协定关税率及最惠国条款等应有尽有。事实上，日本已接近鸦片战争后中国一样的半殖民地状态。开港后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化，封建经济的解体加剧了。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取得的特权，低价榨取粮食、丝、茶，大量出口，同时，外国棉毛织品、兵器等工业品大量涌入，都市旧式的工商业机构发生空前混乱。由于列强加紧搜刮原料，促进制丝工场手工业迅速发展，使用水车作动力的缫丝业也出现了。但棉布等手工业却受到英国廉价纺织品的严重打击。封建体制加于工商业方面的束缚，更阻碍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国内生活必需品日趋缺乏，物价不断高涨，粮食发生恐慌。丝、茶及蚕卵纸等主要输出品的价格，从安政六年（1859）到庆应三年（1867）8年间分别涨了3倍、2倍及10倍，米价猛涨到12倍，棉粮油盐等生活必需品价格也都暴涨，[31]这对劳动人民和下级武士的生活是一大威胁。生丝、棉花的涨价，使丝织业一度濒于毁灭，以致引起织工的暴动。[32]由于日本长期脱离国际市场，黄金对白银的比价（1∶6）远比世界市场金银比价（1∶15.5）低，造成黄金大量流出，幕府降低黄金成色，来弥补财政亏损，[33]结果引起物价更涨，为应付经济混乱，更采取限制工商业发展、实行贸易统制、保护江户御用特权商及压迫地方商人的政策，终于遭受地方商人和外国商人的反对而归于失败。于是只得增加贡租，扣欠官吏武士俸禄，来支付国防和外交的费用，以致城乡贫民和武士浪人愈无法生活。改革国内政治的呼声和攘夷的口号同时响彻了日本。

总的看来，维新前日本正处在纯粹的封建社会开始瓦解，资本主义还在萌芽的时期，小农经济发达，但农村的直接生产者基本上还是农奴和半自由的领民，不是资本主义的独立自耕农。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兼营农村商工业和高利贷的富农地主在成长，封建领主经济衰落，武士日益贫困，封建剥削促进城乡的阶级斗争，幕藩多次改革挽救不了封建危机，但改革中成长了一支地方的革新势力——西南地区的诸强藩的武士集团，成为推动革命的重要力量。19世纪50年代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社会经济矛盾更尖锐化，摆在日本人民面前的任务是反封建和反侵略，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但当时日本既没有出现近代的资产阶级，农民单独进行革命，又难取得成功。这里出现了西方国家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所没有遇到的局面，明治维新便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和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呈现它自己的一些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