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保元年（1830）起，农业连年歉收，尤以1835、1836年为严重。全国农产品收获量不足常年的40%，东北、奥羽受害最大。而统治阶级穷奢极欲，正像大盐平八郎起义檄文说的，“达官要人之间，贿赂公行，甚至不顾道德仁义，以内室裙带之缘，奔走钻营，得膺重任。求一人一家之私肥，课领内百姓以重币。多年来百姓于年贡诸役，本已极难应付，今再遭此搜刮，民用日益枯竭……下民之怨，告诉无门，遂相率成乱”[254]。

据黑正岩《农民起义年表》统计，天保14年时间，农民起义每年平均为11.21次，其中1833年56次，1836年67次。规模大者有：天保二年（1831）长州藩农民反对“国产会所”[255]的暴动；天保四年（1833）姬路藩7000农民反对米价高涨的暴动；天保五年（1834）陆中、陆奥的八户领6000农民要求减轻租税反对重税的斗争（强诉）；天保七年（1836）甲州郡内因歉收米价高涨，农民掀起暴动。暴动从7月开始，起义农民手持武器，捣毁粮店、典当、绸缎庄、布庄等500所，参加起义的农民达1.8万至1.9万人。

天保十三年（1842）近江起义规模最大，4万农民反对清丈土地，手持竹枪、镰刀进行战斗。幕府勘定（财务官）市野茂三郎最后被迫答应延期清丈。当统治者质问农民为什么暴动时，农民答道：“为免遭非命……披星戴月，日夜勤耕，还不足以养父母妻子。几年来，一再丈地，更陷于穷困，今又来清丈，若听之任之，只有饿死一途。”[256]可见农民对官府的掠夺，已到无法忍受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