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朝和南洋的贸易

德川幕府成立初期，为获得贸易利润，充实财力，准备消灭丰臣遗族及异己势力的内战，以树立全国统一的专制政权，继续采取织田·丰臣时期的开放政策，鼓励海外贸易。1615年发给赴日的广东、南京商船朱印状，予以贸易自由，并托明船带信给福建总督，向明朝提出讲和恢复勘合贸易的要求，以谋结束丰臣秀吉以来对中朝两国的敌对状态。明朝因倭寇及丰臣的侵扰，对日十分警惕，且国内形势不稳，厉行海禁，拒绝幕府要求。但中日两国民间贸易一直未断。中国商船每年都有几十艘到长崎、平户等九州诸港。庆长十四年（1609），幕府和朝鲜缔结《己酉条约》，恢复了国交，重新通过对马岛藩主宗氏展开日朝贸易和友好关系。[89]位于日本西南的琉球国，与日本有往来，但一直受中国王朝册封，坐收中、日、南洋三角地带贸易之利，拒绝丰臣侵朝时要它交纳兵粮的胁迫。江户幕府成立后，也没有派遣使节。于是家康借口琉球亲明，于1609年派鹿儿岛萨摩藩主岛津家久出兵侵略，迫使其从属岛津藩。此后，琉球每逢德川将军新立，便遣使致敬。但岛津氏仍让琉球保持独立国地位，继续向明、清派遣贡使，接受册封，默认它为外国，且不许琉球王室日本化，[90]还多方设法让琉球增加入贡明、清的次数。琉球成了当时日中贸易的中继站。东南亚方面，德川家康于1601年以来，就写信给安南、柬埔寨、暹罗等国王，要求通商，幕吏、大名和豪商们也同南海诸国政府交换书信礼物。

家康执行对外贸易政策的结果，日本同东南亚和西欧各国的贸易有显著发展。由于明朝的锁国，日本和大陆不能直接贸易，但对前往南洋各地的商人，幕府实行了官许贸易制，将盖官印的特许证——“朱印状”发给日本和外国往来于南洋与日本之间的商船主。史称这种获得特许权的商船为“御朱印船”[91]。朱印船多数是由九州的大名及豪商幕吏、外国人所有。输出日本的金、银、铜、硫黄、樟脑、米、麦、刀剑、文具、扇子、漆器、家庭用具等，输入丝绸、布匹，呢绒、苏木、鹿皮、染料、香料、铅、锡、糖、药材等南洋和中国的物产，对日本经济影响很大。当时日本在造船、航海的技术方面都不及西欧各国，也没有海军保护，但日本盛产可用作货币的白银，所以对外贸易发达。和当时的华侨一样，在南洋居住的日本人逐渐增多。17世纪初，东南亚各国，除华侨集中的唐人街外，也出现了日本町（城镇）。[92]居民大都是日本的商人、海员、佣兵、仆役，此外还有一部分不堪剥削压迫而流亡海外的日本人，以后更有不少被流放或外逃的日本天主教徒及被拐卖的奴隶等。这种日本侨民集居在日本街，由当地统治者授予某些自治权和治外法权。它的头领是居民选举出来的，有一定势力。[93]这种东南亚各国的日本市镇到日本锁国后，同本国完全隔绝，日侨和当地居民通婚、杂居，逐渐同化而趋于消灭。此外，侨居在我国台湾、澳门，印尼的爪哇，马来亚的马六甲等地的日本人，则始终同当地人分散杂居，没有日本町和治外法权，很早就和当地居民同化。[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