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领主和武士间的主从关系，本无严格约束。平安时代有“兵（军人）之道”，镰仓时代有“弓马之道”“武道”等词，就其实质讲，“武艺有之，武道则未之有也”[80]。镰仓后期，统治阶级要求武士忠诚、信义、廉耻、节俭、寡欲，这些儒家封建德目同禅宗、朱子学结合起来，进一步在武士中发生作用。早期武士道思想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至德川时代，由于中江藤树、山鹿素行、贝原益轩、大道寺友山、山本常朝等[81]儒学家辈出，鼓吹“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并撰写论著，使武士道理论化、系统化，终于统治了整个日本武士的思想。

在日本，武士道常被认为是“纯日本思想”的“重要要素”[82]，但实际上武士道理论的祖师山鹿素行最初就是林罗山下面一个朱子学派。[83]他鼓吹的“圣学”，就是指孔子所说的天下之“五达道”和“三达德”[84]，也就是儒教伦理观的核心——“五常三德”思想。山鹿在《士道》里说，“孔孟之教人曰‘守死善道’，曰‘舍生取义’，曰‘杀身成仁’。夫死生者，人之大事也。至道义之当守，生不足恋，死不足顾，况富贵贫贱，饮食色情之有害志乎。”[85]，这段话充分说出了“士道”和朱子学的关系。

山鹿素行的弟子大道寺友山，进一步发挥了儒学为君主“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同时开始把武士道日本化。他在《武道初心集》一书中说：“武士临战场，决不当顾家室。出阵应有战死之决心，以生命付诸一掷，方得名誉。与敌骑决胜负，将被敌取首级时，敌必正色问我姓名，即应朗报己名，莞尔授颈，不可有懊丧畏缩之态。负致命伤时，若尚有气力，必向番头、组头或同伙[86]报告，不露痛苦，处以冷静无事之色，方不失为武士第一要义。”[87]

在这些思想影响下，武士道内容增加了盲目狭隘的复仇主义。山鹿出仕过的播磨国（今兵库县）小藩赤穗，于1703年1月30日发生了所谓“赤穗义士”47人，报主仇后被处集体切腹，从容就义的事件。[88]这种“全死节”的山鹿思想的发扬，成为武士道精神的典范，它成为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欺骗人民进行野蛮统治与侵略的重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