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政策与“兵农分离”

丰臣秀吉将全国土地集中在手里后，一部分作为直辖领地，另外大部分土地则封赐各大名，称为知行国（封地），受封者有统治知行国的特权。当时拥有土地的多少是用稻米产量的石数来表示的。天正十七年（1589）的全国稻谷总产量为1580万石（壹岐、对马除外）。那年丰臣的直辖地为46国、产稻200万石，占总产量的九分之一强，封赐各大名的领地则占总产量的九分之八，其中最大的大名德川氏领地产稻约250万石，上杉氏和毛利氏各100万石。在土地领有方面丰臣虽不占绝对优势，但他同时直辖堺、京都、大阪、博多等商工业最发达的城市和贸易港，还控制佐渡、生野等金、银矿，因此他的经济实力远远胜过各大名。

由于大名知行制的确立和全国范围内“本百姓”（自耕农）小农经济的出现，从此在日本形成了马克思所说的“纯粹封建性的土地占有组织和发达的小农经济”[1]。这种单婚小家族——小农经营体比复合大家族——家内奴隶制经营体优越得多，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丰臣政权对这种小农经济的出现首先加以承认。

这种小农经济是与秀吉实行的土地政策分不开的。织田信长死后不久秀吉就开始施行“太阁检地”，文禄三年（1594）正式规定全国划一的土地制度：将过去不统一的一间的长度定为6尺3寸；360步一反改为300步一反；田地分为上、中、下、下下四等，各规定标准产量——石数，即上田为1.5石，中田为1.3石，下田为1.1石，下下田另行规定；以标准升“京升”[2]统一各地区不相同的旧升；以标准产量的石数的三分之二收取年贡；尽量贯彻“一地一作人”[3]的原则。以上是“太阁检地”的主要内容。丰臣秀吉对检地的贯彻非常坚决，在给地方的“朱印状”（盖有红色将军官印的执照）中明确指示：不管是城主、土豪还是百姓，凡敢反抗检地者，全部杀掉，即使整个一乡或两乡也当如此。[4]

太阁检地在兵农分离体制方面是以编成军队为目的的一大土地改革，同时也是根本否定古代封建制即本领（世袭私领）制的一大事业。因为本领是土地私人所有的最强烈的形式，而太阁检地是把本领收为公有，以领主本国为根据，将全国领地集中在秀吉手中，连旧家臣的知行地都属于秀吉所赐的“恩领”。[5]

在检地的同时，天正十六年（1588）丰臣秀吉借口铸造大佛需用钉锯，发出《刀狩令》，没收民间所有的“长刀、腰刀、弓箭、长枪、步枪及其他武器”。下令后一月，仅在加贺江沼郡就没收了长刀1013把、腰刀1540把、枪矛160支。实行刀狩是害怕农民“拥有不必要的武器，一旦难纳年贡，势必发动起义”[6]；同时也为使检地顺利进行，并通过它达到“兵农分离”的目的。天正十九年（1591）8月丰臣氏发布《身份统制令》，[7]进一步明确实行“兵农分离”到确立身份制的政策。这就是禁止农民转变为武士，强制耕作，即使大名领地改变了，农民也不得擅离原村，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还规定手工业者和商人也不得变更职业。相反，武士则失掉土著性，须跟随主君移动，集中住在大名城下，成为镇压人民的职业军人。这样，以（武）士为统治阶级，农、工、商为被统治阶级的“四民”封建等级制便确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