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化改新在日本历史上是与近代的明治维新同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改新运动发生在7世纪中叶，相当于中国唐代初年。改新前日本的氏族制度正面临崩溃，贵族和地方豪族占有土地外还私有着奴隶和束缚在土地上的“部民”，作为自由民的“公民”逐渐失去土地，皇室大权为大氏族贵族所操纵。645年（大化元年）皇室在一次宫廷政变中掌握了政权，在此后若干年中，宣布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贵族私有的土地、人民全部归国家所有，模仿唐朝，实施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规定了新的政治体制，扫除了氏族制度的势力，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

大化改新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改新后全国的土地人民形式上是成为“公地公民”，但事实上不久又私有化了。

以上就是大化改新前后情形的简单说明。大化改新虽然不是社会革命，作为政治改革运动来看，它也不是彻底的，但它在日本历史上却有其重大意义，这是因为运动本身正处在日本古代社会转变的关头，大化改新在显示这一转变上具有鲜明的性质，为此它在日本历史科学中曾被作为划分历史时代的重要标志。

日本历史的分期问题，比较困难的是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即大化改新前后的这段时期。由于历史学家们对日本这段时期社会经济性质认识的不一致，过去曾展开激烈的论争，长期得不到解决，因此造成研究和讲授日本史的极大不便，就我们目前所知，对于这段时期即纪元1世纪到12世纪末（镰仓幕府成立）将近1200年间的日本历史，主要已有以下四种分期说。

（1）认为日本古代国家成立于纪元3世纪，在此以前属于原始共产制时代，3世纪后进入奴隶制时代，大化改新从法律上巩固了奴隶制度，至于日本的封建社会则到12世纪末的镰仓时代才完全形成，主张这种学说的以伊豆公夫为代表。[2]

（2）认为日本大化改新以前是氏族制接近崩溃，奴隶制兴起的时代，改新以后入于农奴经济时代，主张这种学说的以泷川政次郎为代表。[3]

（3）认为日本上古社会是氏族制社会，大化改新后到奈良时代（8世纪）是奴隶制社会，平安时代（9至12世纪）是“庄园制”社会，镰仓时代（13至14世纪）才入于封建社会，主张这种学说的以本庄荣治郎为代表。[4]

（4）认为在纪元前一二世纪日本的氏族社会内部就已产生了家内奴隶制，但它并没有发展的条件，到纪元后5世纪作为奴隶制的一种变态（属于奴隶制发展的最后阶段）——“部民制”得到支配的地位，大化改新后“亚细亚的封建制”代替了部民制，典型的封建制是到了镰仓时代才形成的，主张这种学说的以早川二郎为代表。[5]

第一种分期说（伊豆说）曾经为进步的日本史学者所普遍主张，最近西冈虎之助等主编的《日本历史讲座》原始古代篇（1952年）、井上清著的《日本的历史》（1953年）及伊豆的新著《日本历史》（1953年），基本上还采取这一分期说，但这一学说因为对日本史只做了公式化的解释，关于历史上一些重要问题如部民制、班田制等的性质，缺乏具体深入的分析。因此这一学说本身就存在着许多不能解决的矛盾，如既认大化改新前后都是奴隶社会，但对改新前广大“公民”阶级（自由农民）的存在却不加解释，把改新后班田制度下的农民说成是接近“奴隶”或半奴隶（国有奴隶），也没有充分的论证。[6]

同样以社会经济形态为基础而分期的第四种学说（早川说）和伊豆说就有很大的差别，早川说比较深入地分析了日本大化改新前后的社会性质，但强调部民制是奴隶制在日本的“变态”，认为它是“奴隶制发展的最后阶段”，又使得问题复杂化而不易被一般人接受。

第二、第三两种分期说是日本资产阶级学者在划分日本社会经济史时期所提出的，由于他们都否认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否认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只从历史现象来说明问题，不认识历史上社会经济形态变化和发展的客观法则，当然就不能对历史做出正确的分期。如泷川政次郎一方面认为大化以前是氏族制要崩溃的时代，在另一处又说这时是农奴时代，一方面主张日本古代社会无疑存在着奴隶制度，同时又说日本的奴隶经济时代是在“现在不能以纪录证实的往昔”[7]，前后混乱，自相矛盾。本庄荣治郎既认奈良时代为“奴隶经济时代”（包括在大化改新的“郡县制社会”里），在另一处又把奴隶劳动和班田制度并列起来，认为是奈良时代的两件大事。[8]这都说明资产阶级学者对于社会历史发展法则的无知，他们所主张的分期说也就不可能是科学的。

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期法当然从考察社会生产方式中的变化出发，由此研究各方面关于大化改新前后日本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可以看出，不易解决的基本问题，不外以下两点。

（1）改新前的社会是氏族制还是奴隶制？“部民”属于哪一种阶级？

（2）改新后的社会是奴隶制还是农奴制？“班田农民”属于哪一种阶级？

以下就这几个问题加以分析，提出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