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与交流》文集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一件大好事。我首先表示衷心的祝贺。文集的出版不仅为研究中日关系和日本问题的专家学者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园地，而且在促进两国文化交流和人民友好关系方面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最近，我应邀参加了日本京都日中学术交流恳谈会创立五周年纪念大会，还到了日本其他地方访问、讲演。日本学者对我国关于日本史、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很感兴趣，双方就一些学术问题交换了意见。

中日学者在日本史研究上有许多共同的见解，但也存在一些分歧。例如在日本史分期问题上，彼此就一直有不同看法。我国的学者中对某些历史问题的见解也不尽相同，如对日本最早的国家——邪马台国的方位问题就存在大和说和九州说两种意见。大和说中，最近有一种学说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论证邪马台国应在古代日本生产力最发达的大和地区，日本也有人持这个观点，这一问题已引起日本学术界的注意和评论。

我从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魏志》成书年代同“古坟时代”的时间差距、遗物证佐（金印、铜铎、铜镜及其熔范）等方面的辨析，特别从其生产关系上考虑，认为邪马台国应当在容易接受大陆文化、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又很尖锐的九州地区。尽管当地的生产力不发达，一般还处在弥生时代后期的状况（具体意见另文说明），但早期国家的形成已具备充足的条件。

在日本古代史上，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直接决定历史发展和变革的例子，还可举出大化改新的史实。改新前日本社会生产力本不发达，由于奴隶主贵族压迫剥削奴隶、部民，从而引起“盗贼”蜂起。到了7世纪中叶，随着隋唐文物制度的传入，皇室贵族终于在一次政变中推翻了家长奴隶主统治，实行封建土地国有的班田制，确立了封建中央集权的律令制国家。日本史学界虽重视当时生产关系，但认为班田制仍是奴隶制的继续，封建社会要到镰仓时代才开始。这和我们的观点完全不同。

关于明治维新的性质问题，日本学者认为维新是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明治政权是封建末期的专制王权。这是因为当时日本的生产力不发达，资产阶级不成熟，维新后封建势力仍大量存在等。我们则认为，单从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一点不能说明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并且很快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这一事实。19世纪后半叶，东方封建国家日本在欧美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下，若不反帝、反封建，不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只有灭亡。因此，尽管当时日本生产力还较低，但在内忧外患的紧要关头，特别在开港后，阶级斗争空前高涨，民族危机深重之时，终于被迫实行了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化的下层武士和豪农豪商结成讨幕派同盟，领导农民和城市贫民积极倒幕，经过一年内战，推翻了封建领主统治，争得民族独立，迅速发展为资本主义国家。所以我们认为明治维新是一种后进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在这里，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发展直接决定日本国家民族的命运。由此揭开了亚洲国家新的一页。

我们肯定生产关系的重要性，并不否认社会变革中生产力是基础的看法。但生产力总是受到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制约，它促进或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对历史起着积极或消极作用。以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例，“五四”前后“醒狮派”曾指责共产主义在中国没有物质条件，而恽代英、蔡和森等同志指出，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压榨下，生产确实落后。但是，劳动人民为了死里求生，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付出了重大的流血牺牲，终于夺取了革命的胜利。可见后进国家中，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不能不是决定变革成败的动因。

后进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遇到生产力水平的问题。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中劳动人民夺取政权后实现工农业现代化的积极作用。他说：“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1]列宁这段话不仅揭示了生产关系在历史发展中的重大意义，而且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在这次访问中，我深深感到，尽管我们与日本学者在学术观点上并不相同，但是通过两国学者的交往，相互交流学术观点，对于促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增进友谊，还是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