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就司马光《资治通鉴》写了《资治通鉴纲目》59卷，从名分论的观点把伦理政治分为正统与非正统、华夏与夷狄、王道与霸道之别。这种大义名分论思想对日本史学影响极大，林罗山的《本朝编年录》（即《本朝通鉴》）就是一例。水户藩主德川光国在大义名分议的指导下编纂了《大日本史》。赖山阳（1780—1832）的《日本外史》22卷和《日本政记》16卷都受清赵翼《二十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等名分论的影响。在史学观点方面，赵翼的“地气论”和“地势论”也成为日本史学家的地气地势论（以地理条件为历史发展主要因素的理论）的渊源。

日本史学在体裁上也模仿中国。如中山利质的《楠木志》（叙述南北朝时期武将楠木正成的忠义事迹）是受清代张鹏翮《忠武志》的影响；冈本韦安的《万国史记》是模仿魏源的《海国图志》。又如羽仓简堂仿赵翼著《温史札记》。这些著作在明治维新前所起作用都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