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贸易

德川幕府成立后，德川家康曾企图以朝鲜、琉球为中介，重建中日邦交，恢复勘合贸易，由于中国方面警戒日本再次侵朝及国内矛盾，未能实现，但日中民间贸易始终在进行。幕府虽从1633年起不断发布锁国令，但同中国和荷兰仍保持通商。

1644年（正保四年）明朝亡，明遗臣退居东南沿海抗清，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等先后17次遣使赴日，要求德川幕府出兵援助，但幕府未予答应。

1683年（天和三年）清政府统一台湾，次年宣布开放海禁。1685年（贞享二年）令福州、厦门官员运糖赴日销售，日中贸易额上升，日本成为入超国。日本没有相应出口货物，不得不以金银支付，引起金银大量外流。同年（1685）幕府制定“贞享令”，放弃了明末的自由贸易政策，把日中贸易额定为每年白银6000贯（荷兰为3000贯），支付手段也由金银改为以铜为主。1715年（正德五年）又制定“正德令”，除保持原定贸易额外，又限制赴日船只不得超过30艘（贸易额仍为6000贯），并须持有幕府发放的“信牌”。[229]后因铜也日减，幕府开始附带出口海参、鲍鱼、鱼翅、海带等海产品及黄铜、镀金、描金等器物及名瓷“伊万里烧”，这些商品在中国备受欢迎。中日贸易在当时日本锁国下，居日本外贸首位。中国货输日者，以丝、绸、各类纺织品、书籍、字画、文具、茶、瓷器、漆器、中药材、香料、皮革等为主，其中书籍数量特别多，幕府不但自己收藏翻刻，还令各藩翻印，使中国不少典籍国内失传者，却在日本得到保存。如日本学者林春斋将中国散佚在日的汉籍16种百余卷汇集成《佚存丛书》出版，使能再现于中国。

当时航日的中国船只多由南京、宁波、温州、厦门、漳州、广东等口岸启航，经舟山群岛，横断东海，直驶长崎。日本对中国贸易多方限制，整个德川时代日中贸易只限长崎一港，且贸易方法也限制甚严。1637年（宽永十四年）起，规定中国商人投宿日本人家，其投宿处称“差宿”；1666年（宽永六年）废差宿，指定街道投宿，这种街道称为“宿町”。1688年（元禄元年）又进一步在长崎建立“唐人坊”，凡赴日中国商人必须住唐人坊的围墙内。尽管日本对中国贸易严格限制，中国文化还是随着贸易传入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