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商船从扬州出发到日本的不在少数，其路线有南北二条。南路是从扬州的新河（瓜洲运河）入长江，至常熟的黄泗浦出海，或至苏州的松江口出海。横渡东海往日本记载黄泗浦出海的文献是《唐大和上东征传》：“和上于天宝十二载十月十九日戌时从龙兴寺出，于江边为二十四沙弥受戒。讫，乘船下至苏州黄泗浦（据安藤更生研究疑常熟黄泗浦）。”[139]记载苏州松江口出海的文献是《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九日得苏州船上唐人江长，新罗人金子白，钦良晖、金珍等书云：‘五月十一日从苏州松江口发往日本国……’”[140]唐宋时代常熟、苏州一带是长江的江口。[141]

北路是从扬州循江北大运河到淮河南岸的楚州（今淮安一带，属扬州府），再从楚州出淮河口北上，沿山东半岛到最东端的登州文登县赤山莫琊口（山东靖海湾附近），直渡黄海到新罗（朝鲜东南小国）西熊州西界，再沿朝鲜半岛，东南下往日本。[142]当时中日民间贸易主要是唐商船往日本，日商到中国的很少，即使到中国经商也是雇佣中国船：“书中又云：‘春大郎、神一郎等乘明州张支信船回国也。来时得消息，已发也。春大郎本拟雇此船归国，大郎往广州后，神一郎将钱金付张支信讫，仍大郎上明州，船发去……’”[143]在中日民间贸易中，新罗人金子白、钦良晖、金珍和唐人张支信、张蒙、李邻德、张公清、李延孝等的商船起着积极作用。如847年（日本承和十四年，中国大中元年）入唐求法僧圆仁是搭乘金珍商船回国的。[144]圆珍是853年（日本仁寿三年，唐大中七年）搭乘钦良晖商船入唐的。[145]

隋唐是继秦汉之后中国大统一的时代，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文化光辉灿烂，赢得周边各国特别是日本的倾慕。日本从原始时代就吸收先进的中国文化，自推古天皇十五年（607年）七月圣德太子派遣第一次遣隋使[146]以来，日本以遣隋使、遣唐使的名义派遣使节团不断来中国学习以改变自己的落后面貌。隋唐是日本大规模引进中国文化，掀起向中国学习**的时代，而在这光辉的一页中，国际大都市扬州所占的地位极重要，扬州地处南北交通要冲，是中日交通南北两路的起点，也是中后期遣唐使进京的跳板，它在经济和文化上给中日文化交流起了很大作用。

从登州（山东蓬莱县）到长安是3150里（地图上的直线距离是1200公里）。[153]若根据《大唐六典》：“凡陆行之程，马日行七十里，步及驴是五十里。水行之程……顺流而下，河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154]若照此计算，陆路骑马从登州到长安则需45天，再从登州渡渤海湾，沿辽东半岛东岸和整个朝鲜半岛西岸南下日本，更费时日。我们认为，遣隋使取的是一条近而省力的水路，即由长安的广通渠到潼关，入黄河至洛阳，由通济渠（江北大运河）至盱眙，入淮河出海；或由通济渠到山阳（今淮安），入邗沟到扬州，从长江出海。从长安到扬州是2500里（地图上的直线距离1000公里），[155]按河顺流而下日行150里，只需16天时间。若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开成三年（838）十二月十八日条记载：“王友真来云：‘大使寻以今月三日到京都了。’”三日大使到达京都的信息传到扬州是十八日，其间只需15天，与这里所推测的所需时间一致。从扬州出长江口北上，或从山阳（楚州）出淮河口北上，沿山东半岛到达登州文登县赤山莫琊口（后来仁明朝遣唐使的归路）。由此直渡黄海到百济，南下到日本。这条路线是847年日僧圆仁回国搭乘的金珍商船所航行的。金珍商船横渡黄海只需二天：“（大中元年）九月二日午时从赤浦渡海，出赤山莫琊口……至四日晚，向东见山岛段段而接连，问梢工等，乃云：‘是新罗国西熊州西界，本是百济国之地。’”[156]“十日**到肥前国松浦郡北界鹿岛（值嘉岛）泊船。”[157]由此可见，从山东半岛一端渡到日本只需8天时间，这样，以水路从长安到扬州，出长江口北上；或由楚州出淮河口北上，至山东半岛一端渡黄海到日本是一条既近又安全的路线。何况第一次遣隋使到达中国的608年，大运河已通航三年了，遣隋使和隋朝都没有理由不利用这条又近又省力的航线（木宫泰彦称它为“仁明朝归航路”）而取陆路到登州，横渡渤海湾，沿辽东半岛东岸和朝鲜半岛西岸南下日本这一条又远又费力的航线。这样看来，遣隋使不是与扬州毫无关系，至少在空间上缩短了中日往来的距离。再者，随第二次遣隋使来中国的留学生们，在中国留学长达二三十年之久，他们很有可能到中国第三大城市扬州观光或回国时路过，而给他们带来一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