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就是积极向先进邻国学习的一个国家。从大化改新到和铜三年迁都平城的白风时代（645—710），以及从和铜三年到延历三年迁都长冈的奈良时代（710—784），是日本急速封建化的时代。当时日本全面模仿唐朝，上从天皇的年号，下至百姓的衣冠服饰及风俗习惯，无一不从唐朝学来，现简述如下。

政府机构方面。日本的中央机构是两官八省制，即神祇官和太政官，下辖中务、式部、治部、民部、兵部、刑部、大藏、宫内八省。唐朝是三省六部制，即尚书、中书和门下三省，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日本的地方机构是国郡两级制，国设国司，郡设郡司；唐朝则是州县两级制，州设刺史，县设县令。

法律方面，日本仿效唐朝的律令制。日本最早的律令是在高向玄理、南渊请安等老留学生指导下，由中臣镰足等按唐律令起草的，即所谓《近江令》22卷，671年施行。天武天皇时制定《净御原令》22卷，689年施行。文武天皇时由刑部亲王、藤原不比等制定《大宝令》律6卷、令11卷，702年施行。元正天皇时由藤原不比等制定《养老令》律10卷、令10卷，757年施行。这些律令是以唐的武德律令（624年）和贞观律令格式（637年）为模式的。

军事组织方面。当时日本没有专业的士兵，所有的士兵都是从地方选拔，轮流服务，武器军粮自办。律令规定男子21至60岁为正丁，正丁中有1/5或1/8要服兵役。京都设六卫府，各国设军团部，北九州设防人。小国有士兵100人，大国有士兵500人，这种军事组织是模仿唐的府兵制。唐没有专业士兵，平时兵即农民，战时农民即兵，即所谓“兵农合一，寓兵于农”。唐规定凡民20为兵，60而免，比日本所规定的正丁要小1岁。唐府兵相当于日本各国的军团部。府兵分成三级，1200人为上府，1000人为中府，800人为下府，而日本的军团部则分为二级，大国500人，小国100人。在军事编制名称上也是学唐朝的，如校尉（团）、旅师（旅）、队正（队）等，凭符契发兵的制度也仿自唐朝。

户籍和国土规划方面。为实施班田收授法和征收赋税，日本仿唐朝建立户籍制度。645年检查畿内人口，造户籍，校田亩，50户为里，设里正。16至20里为大郡，12里以上为上郡，8里以上为中郡，4里以上为小郡，户籍6年一造（唐为3年一造）。670年，畿内、东海、山阳、南海、西海广大地区编制公民、部民、奴隶的户籍，即所谓庚午年籍。还模仿长安城造平城京，京师以坊为单位，每坊置长1人，4坊置令1人。在地方实行条里制，60步（每步6尺）4方为坪，各纵横6坪即36坪为里，横方向的土地称条，纵方向的土地称里。

货币和度量衡方面。708年（和铜元年）发行银钱和铜钱二种货币。铜钱直径2.4厘米，圆形中开方孔，背面有“和同开珎”四字，这是模仿唐的“开元通宝”钱的。为了货币顺利流通，有必要制定统一的度量衡制度。没有统一以前是高丽尺（即北魏尺35.6厘米）和唐尺（29.67厘米）同时使用。713年（和铜六年）定唐尺为标准尺。又仿照唐颁布田亩计算法，即田一段为360步，每步6尺。702年（大宝二年）公布的量制是石、斗、升（10进位），一石为2800立方寸。权衡单位是斤、两、铢，一斤16两，一两24铢。两分大两小两，大两1两相当于小两的3两，这也是仿照唐制的。

教育方面。基本上模仿汉唐的教育制度，大化改新以前日本没有学校，公卿子弟在学者门下受教。669年（天智二年）设置大学寮，高向玄理、僧旻（日文）为最初的博士，担任教授。后又设置学头即校长（后改为大学头）。天武天皇（673—686年在位）在京城设大学，在地方设国学。文武天皇（697—707年在位）在大宝律中详细规定了大学、国学的制度。学科是明经、明法、文章、算术、音韶、籀篆等六艺。教科书是《礼记》《左传》《毛诗》《周礼》《仪礼》《周易》《尚书》等七经，外加《孝经》《论语》，合称“九经”，完全沿用唐朝的。大学定员400名，五位以上的子弟才有资格入学。国学定员大国50名，上国40名，中国30名，下国20名，对象是郡司子弟。[75]修业年限，大经3年，中经2年，小经1年半。考试有旬试、岁试，成绩分上中下三等，3年成绩为下等和9年内没有考上的人都要退学。[76]

编纂历史方面。唐朝官修史书风气影响日本，奈良时代和平安前期完成的史书计有：（1） 《古事记》3卷，太安万侣撰，712年（和铜五年）完成；（2） 《日本书纪》30卷，舍人亲王、太安万侣合撰，720年（养老四年）完成；（3） 《续日本纪》40卷，石川名足、淡海三船合撰，797年（延历十六年）完成；（4） 《日本后记》40卷，藤原冬嗣等撰，840年（承和七年）完成；（5） 《续日本后纪》3卷，藤原良房等撰，809年（贞观十一年）完成；（6） 《文德实录》10卷，藤原基经等撰，879年（文庆二年）完成，以上通称“六国史”。此外有《三代实录》5卷，藤原时平等撰，901年（延喜元年）完成。

文学艺术方面。留学生、学问僧从唐朝带去大量经史和诗集，使日本汉文学发达起来，特别白居易的《白氏文集》传入日本，对汉文学影响很大。756年的《怀风藻》是日本最早的汉诗集。唐乐是留唐学生直接带回去的，如吉备真备带回《乐书要录》，永忠带回《律吕旋宫图》。唐乐是日本民族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日本音乐中还保存着唐乐的要素。由于佛教的兴盛，天皇及贵族竞造寺院，最典型的法隆寺西院伽蓝的金堂和五层塔等是模仿隋唐建筑式样，从藤原京迁都平城时，兴福寺、元兴寺、药师寺、大安寺等都按唐式重建。744年（天平十六年）各国修建七层塔，是受隋文帝601年（仁寿元年）在全国33个州建塔的影响。称德天皇（765—770年在位）时造的西大寺是盛唐式样。雕塑受唐影响更显著，如药师寺的观音像和如来像以及西大寺和唐招提寺等的佛像。752年完成的东大寺卢舍那大佛像是仿照洛阳龙门的卢舍那大石像。奈良时代雕刻的顶点是东大寺三月堂（法华堂）的14尊天平佛，其中吉祥天可以想象到丰满的唐美人。法隆寺的行信像和唐招提寺的鉴真像是奈良时代的代表作。法隆寺的壁画和高松塚古坟的壁画受唐壁画的强烈影响。正仓院的鸟毛立女屏风画描绘一个美人伫立树下的情景，也是丰满的唐美人型画。

其他民间的风俗习惯大部分是在学习唐朝的**中传入日本，如“松之内”就是中国的春节，“田游”相当于中国的踏青，“雏祭”（女孩节或桃花节）相当于中国的上巳（即三月三日），“茅卷”就是中国的粽子，“菖蒲节句”就是中国的端午，“棚机”就是中国的七夕。

尽管日本在各个领域内全面模仿中国，但并不是说把中国的东西照搬过来。日本在移植中国文化时，往往和固有文化交织在一起，使中国文化发生变形。这种变形程度越大，其特殊性也越显著，从而其独立性也越强。日本是单一民族，国土狭小，人口不多，所以从唐朝引进的东西对日本来说，过于庞大复杂，不符合日本国情，这种简素化就是日本趋向独立的征兆。

从遣唐使停止的894年（宽平六年）到平家灭亡的1185年约300年间，即所谓平安后期或藤原时代，日本封建制得到进一步发展。唐帝国瓦解后，作为唐文化一环的日本文化和中国周边各民族的文化一样开始逐渐摆脱中国文化的影响，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土地制度方面。723年（养老七年）政府公认并奖励开垦土地，规定新开的土地三代不纳税（“三世一身法”）。后来进一步颁布垦田永世私财法，承认土地私有制，彻底放弃土地公有的原则。从大宝令律完成的701年（大宝元年）到垦田永世私财法颁布的743年，土地公有制只实行了42年。

整个奈良时代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班田收授法很难实行。初为6年班田一次，801年（延历十二年）改为12年班田一次。其后801—828年长达19年没有实行过一次班田，再后828—875年48年没有班田，902年（延喜二年）完全隐没，农民已得的口分田或者通过荒芜，或者由农民自愿托给庄园，逐步变成庄园的私有土地。

政治制度方面。从7世纪中叶到12世纪末日本庄园制正式成立。[77]庄园制的产生，意味着律令制政治的瓦解，代之而起的是以农奴制经济为基础的贵族政治。领主和农奴的土地关系所产生的，必然是与此相适应的封建政治制度，日本政治从唐模式中脱出来，建立起一种新的政治制度。这种新制度叫作令外官，即在《大宝律令》官员令以外设置的新官僚机构。最初令外官有内大臣、中纳言、参议、权大纳言，平安前期又增设勘解由使、藏人所、检非违使、关白等。藤原氏独占了一切令外官的职位，并把国政放在自己私邸的政所进行。邸宅变成家司，天皇变成傀儡，一切财力物力集中于以藤原氏为首的中央贵族。

文字和文学方面。日本语属于阿尔泰语系，对日本人来说，汉语汉文是外国语外国文。自从汉字传入以来，日本一直使用这种外国文字来管理国家，并通过文字材料引进大量中国文化，但汉字与日本人的语言习惯不同，使用不方便，同时由于日本文化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有一种能记录本国语言的文字，于是假名便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产生出来。所谓假名就是将汉字的一部分省略或极端草体化而创造出来的文字，采用汉字偏旁的叫片假名，汉字草体化的叫平假名。假名不是特定的人发明，它是日本人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它也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有它的借鉴和背景。据专家研究，日本的五十音图是以印度的悉昙学（梵语字母，五音相通，同韵相通的理论）和中国的音韵学为背景而产生的，假名和五十音图的发明促进了日本思想文化的独立和发达，它表明日本有能力消化外来文化，把它变成自己的血与肉。

随着假名的发明，日本的民族文学也开始登场。905年（延喜五年）纪贯之编了《古今和歌集》20卷，接着《后撰和歌集》被编成，还出现了著名和歌手山上忆良的《贫穷问答歌》。散文方面出现了《伊氏物语》《竹取物语》等，11世纪初出现了宫廷女作家的长篇小说，其代表作是清少纳言的《枕草子》和紫式部夫人的《源氏物语》。

宗教方面。当初佛教传入日本是作为一种统一国家的思想武器，国家提倡信佛，具有国家主义色彩。至9世纪，佛教的国家主义色彩更加浓厚。由天台、真言两宗合成的密宗最富有国家主义色彩，最澄、空海以镇护国家为宗旨，即“为国念诵，为国祈祷，为国传经，为国讲般若”，他们把尊重皇室和孝行作为理想，即所谓“为国忠，在家孝”。佛教日本化的最明显例子是神佛调和论，即所谓本地垂迹思想。佛为了造福人类，度济众生，到处下凡，作为神而出现在人间。日本固有的神祇寻其本源都是佛菩萨，神即佛，佛即神。神佛同体的思想证明日本人已把佛教完全消化为自己的东西了。儒学是被当作伦理道德和政治思想引进的，日本没有专业的儒学，由僧侣兼学，所以日本的僧佛调和思想特别浓厚，忠孝和般若（智慧）一致是儒佛调和思想的表现。当时日本僧侣中存在着浓厚的皇权主义思想，不过平安时代的经济基础不要求儒学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所以它还从属于佛教之下，只作为佛教的一种道德教养而已。

如上所述，日本的封建化是以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为模式而进行的，当它脱离中国模式而独立创造自己的社会和文化时，标志着日本封建化的完成，从以自由农民为主要生产力的早期封建社会进入了以农奴为主要生产力的中期封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