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历史背景

公元前后日本还处于新石器时代，西方如希腊、罗马等却早已建成发达的奴隶制国家了。日本和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等古老国家相比，农业的出现晚了好几千年，青铜和铁的使用也晚了几个世纪。尽管如此，日本还是通过朝鲜半岛间接地零星地接受了中国的先进文化。

日本绳纹式文化时代还处在原始社会。进入弥生式文化时代以后，由于青铜器、铁器和水稻从大陆传入，生产力飞跃发展，日本从采集经济向以水稻为主的农业社会发展。从而原始共同体崩溃，出现了阶级社会，并进一步出现了国家，邪马台国及其后的大和国就是这种国家的雏形。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大和朝廷统一国土的进展，产生了部民制。部民制是以贡纳制为代表的氏族奴隶制，属于东方型的不发达奴隶制。在部民制下，原始公社残余以农村公社形式长期保存下来。在部民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统治体制是氏姓制。氏姓制的实质是以身份等级维持奴隶主统治的政治体制，它严重束缚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当时的大和国存在着两个社会矛盾：一个是由皇室、氏姓贵族组成的奴隶主阶级与部民、奴婢组成的奴隶阶级之间的矛盾，另一个是不断霸占地方贵族领地扩大自己屯仓的皇室与不愿上缴自己领地的地方贵族之间的矛盾。

6世纪中叶后，氏族奴隶制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开始动摇和瓦解，部民大量逃亡，严重影响了朝廷的收入。于是朝廷内部新旧势力展开斗争，接受中国先进思想和文化的苏我稻目在569年派胆津去白猪屯仓编制田部[61]的户籍，把田部变成独立成户的小生产者，这是后来“公地公民”制的原型。这样便与代表旧势力的物部尾舆发生冲突，两者围绕信佛的问题展开激烈的斗争，苏我稻目主张信佛，希望通过信佛代替氏神的信仰，以统一全国思想，加强皇权；物部尾舆则反对信佛，主张信仰氏神，以维护氏族奴隶制。新旧势力以587年（用明二年）用明天皇死后的皇位继承问题为契机进行搏斗，最后苏我稻目之子马子打倒物部尾舆之子守屋，拥立崇峻天皇。后者因不满苏我马子专权，592年被马子暗杀。当年推古天皇即位，次年（593）天皇立用明天皇的遗子厩户皇子为皇太子（世称圣德太子），并任命为摄政。

“圣德太子是创日本文化新纪元的伟人，应该说是日本文化的元祖”[62]，在他摄政期间（593—622），中国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隋朝。他是受过中国文化熏陶的人，立志建立以中国为模式的、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挽救社会危机。

隋朝是继秦汉之后中国大一统的时代，结束了南北朝以来分裂的局面，战乱停止，社会繁荣，地处地方一隅的日本为之赞叹：“天地所覆载，日月所照临，四海万国，生类千种，殊风异俗，不可遍举悉识，唯文轨之所通，载籍之所存，其国最大者为隋，地广人多，自上古圣贤之君，以道德仁义，化导其民，典章制度大备。下及近古，而其礼仪文物，人材财用，亦非诸国之比。”[63]但好景不长，隋炀帝挥霍财富殆尽，隋朝在农民大起义中灭亡。

隋统治时间虽短，但其文化南北合流，出现了比南北朝较高的文化。特别隋文帝创建的文物制度为唐以后各朝沿袭，甚至对海外也发生影响。

唐（618—907）是中国史上最强盛的朝代，经初唐、盛唐，呈现一派鼎盛景象：“是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64]杜甫在《忆昔》中吟咏：“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65]社会安定则户口孽蕃，开元二十八年户部计账，户8412871，口48143609，“魏晋以来斯为盛矣”[66]。

唐是个多民族的封建帝国，极盛时势力东起朝鲜，西达葱岭以西的中亚，北至蒙古，南迄印度支那。

唐的政治制度完备，中央集权。行府兵制，兵农合一，既有强大的军队，又不脱离生产，还可杜绝兵乱：“府兵之置，居无事时耕于野……若四方有事则待命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67]中央置三省六部十二寺（监），使三省权力分散，中书省出令，门下省审复，尚书省执行，以“相防过误”。纳谏制度使诸大臣直言无隐。谏官随宰相入阁预闻政事，随时可匡正政事法律严密而放宽，律令格式互为补充；死刑慎重，连坐放宽，赋役实施租庸调之法，“使上爱物以养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困”[68]。于是国富民强。科举制破门阀陋习，中下层地主子弟得入仕途。

唐代繁荣表现于商品经济发达，而其主要原因又在于实行均田制。[69]均田制造成大量自耕农，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与上述政治经济相适应的唐文化，“博大清新，辉煌灿烂，蔚成中国封建文化的高峰；也是当时世界文化的高峰”[70]。唐文化对外来文化在开放接受的同时，还加以选择与改造，从而转化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印度佛教全面中国化即是其例。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华严宗、天台宗、禅宗相继展开，儒佛道三教调和也是唐代宗教的一大特色。

唐文苑非常兴隆。自建安以来文学形式上被重视的声律和对偶化运动，至唐完成。唐文学的主体是律诗和散文，前者以李白、杜甫、王维、元结、元缜、白居易等大诗人为代表，后者以韩愈为代表。唐诗著称于世，诗坛百花争艳，清康熙时编的《全唐诗》尚存诗48900首，作者2200余人，其盛况可以想见。

唐艺苑百花齐放。书法，颜真卿始创唐新书体。绘画，人物画家有阎立本、吴道子。此外有李思训、王维等山水画家。雕刻，敦煌千佛洞的唐泥塑和龙门石窟的唐石雕最著名。这些雕刻的题材并非出自中国，但其表现却与现实生活和现实人物无异。音乐舞蹈，唐乐可分为雅乐（祭祀、朝仪用）、清乐（民间音乐）、燕乐（宴会用）、凯乐（军中乐）。唐代是汉乐与胡乐融合发展的时代，从西域传入的胡乐被改造成乐舞。

唐教育发达，学校完备，中央学校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总称为“六学”，六学直属于国子监，由尚书省礼部管辖，地方学校则深入乡里，有里学的设置。

唐学术昌盛，国家领导学术研究。史学方面，设立史馆修史，历代王朝都沿袭唐代成规，新朝开馆编修前朝史。唐代还出现两部史学著作，即刘知几的《史通》和杜佑的《通典》。天文学方面，设立太史局管理天文研究，其下分观测部、制历部、报时部。李淳风、僧一行、傅仁均等天文学家辈出，他们利用太史局所提供的方便进行天文学研究。医学方面，设立太医署管理医学教育。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颁布的药典《新修本草》是由太医署完成的。地理学方面，研究成果累累，有贾耽的《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6卷、《吐蕃黄河录》4卷和《海内华夷图》1幅，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42卷。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是记载古代中外交通和中亚、印度一带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

唐首都长安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四方儒士，云会京师”。长安“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53915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28469卷”。[71]长安还是个国际都市，胡商云集，世界各国的文化流入长安，在这里进行融合、改造，最后作为自己的东西再输送给外国。唐文化在当时世界上地位极高，各国人民不顾旅途艰难，甚至冒生命危险来中国学习。文化交流是双向互感的，今天先进国的文化向后进国输出，明天也许后进国变成先进国而逆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