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志·倭人传》全称为《三国志·魏志·东夷传·倭人（条）》。《三国志》撰者晋初史家陈寿（233—297），参照魏鱼豢著《魏略》（大部散佚）写了《魏志》。陈寿写《三国志》笔法谨严，记录翔实，刘勰称他“比之迁、固，非妄誉也”（《文心雕龙·史传》）。《三国志》中的《魏志·倭人传》尤其为日本人所重视。这是今存记述公元3世纪日本的根本史料。全文2000多字，内容可分三部分：（1）从魏带方郡乘船到日本（倭）女王所居邪马台国，沿途水陆道里及女王所支配的各国户数；

（2）倭人的风土、生产、习俗；（3）倭女王国邪马台的政治外交。为此，古来《三国志》在日本翻刻很多，注释、考证浩繁。直到今日，《魏志·倭人传》在日本的研究、争论，仍十分热烈。这同以下几个问题有密切关系。

1.史料价值：《魏志·倭人传》是现存有关公元4世纪以前日本基本情况的唯一史料。日本在公元六七世纪才有文字，以《古事记》《日本书纪》为主的日本古史是在我国唐代中叶（8世纪）编写成的。这种最早的史书不仅大部分属于神话传说和后世故事的编纂、臆测或口述，即使确为编者依据过的原始史料，也早被烧失。今天所有史料，加上出土文物，日本自己的历史知识，最早仍无法追溯到公元四五世纪时。此外，就只能借助于外国史料。

唐代以前，中国文献提到日本（唐以前称“倭”）的最早史料中，《汉书·地理志》有“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19字；《山海经·海内北经》有“盖国在巨燕南、倭北，倭属燕”11字；后汉王充《论衡·儒僧篇》有“周时天下太平，赵裳献白雉，倭人贡鬯草”16字；《后汉书·东夷列传·倭人（条）》的字数多些，但作者刘宋范晔（398—445年）晚于陈寿一百余年，内容多出自《魏略》和《魏志·倭人传》，仅个别处据他书。所以《魏志·倭人传》是日本缺史时代唯一的文字历史。陈寿生当3世纪，同比他稍早的《魏略》作者鱼豢都在魏都洛阳，有机会接触当时往来中日间的双方使节，并根据他们的陈述，参考曹魏官方文献，按照我正史《汉书》外国传的体例，实事求是地写下这份调查研究资料，可以说是有关日本的同时代史，史料价值极高。

2.日本国家的起源：由于日本古史充满了神话传说和皇国思想，直到1946年天皇发布否定“皇权神圣”的《凡人宣言》前，日本不容许科学的本国历史合法存在。但《魏志·倭人传》对公元3世纪日本国家形成所做的真实而朴素的描述，却使唯物主义史学得据以批判日本传统建国神话的歪曲，为建立科学的日本古代史体系打下基础。

3.日本最早国家的地理位置：《魏志·倭人传》里出现日本（倭）的最早国家——邪马台国究竟位于日本的何处（是今日的奈良还是北九州），一直是数百年来日本学界争论的焦点。论争的由来既有从纯历史地理考证的角度出发的，也有夹杂着皇国史观的思想来解释的。在新进史学者中，也存在着根据国家形成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来判断邪马台国位置的方法论问题（见下）。

公元3世纪日本的社会形态，从女王卑弥呼和壹与都由“共立”而产生，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其俗举事行来，有所云为，辄灼骨而卜，以占吉凶……”等，显然还是母系族长巫术统治。此外，从一般家庭中，“会同坐起，父子男女无别”，以及渡海远行，常使一人素食，不近妇女，如丧人，“名之为持衰（斋戒之意）”等现象，看来都还未脱氏族社会末期状态。但生产发达地区“国国有市，交易有无”，并且“收租赋，有邸阁（国家仓库？）”。由于私有制发展，贫富分化，社会阶级身份差别显著。例如“下户与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传辞说事，或蹲或跪，两手据地，为之恭敬”。社会秩序森严，“不盗窃，少争讼，其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户及宗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所以井上光贞认为邪马台国各小国王只是“族长中的族长”，一种祭政合一的祭司王。[55]后来他又说，“女王国似已具备使各国贡纳谷物的国家形式，是日本最初的贡纳国家了”[56]。我最近见到京都大学上田正昭教授，知道他根据《魏志》说邪马台国有“大人”“下户”“奴婢”“生口”，以及“门户”“宗族”等法律地位区分的现象，曾主张当时日本已不是单纯原始公社的形态，而是具有身份组织的阶级社会。各国王也不是原始公社的族长，而是包含了以私有制阶级的共同体为基础的首长，邪马台女王则是统属这些国王的东方专制君主（见所著《日本古代国家成立史研究》）。指出了当时日本国家的实质。1981年在天津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会上，我在答复关于日本古代国家性质的提问时，曾表示了接近上述意见的看法。[57]总之，邪马台国是日本父家长奴隶制阶段（氏族社会末期进入阶级社会的过渡期）形成的早期国家。

但这一问题到最近又出现了从国家起源的决定因素来确定邪马台国位置的学说，中日一部分学者，提出日本最早的国家应该形成在当时生产力最发达、人口众多的畿内大和（奈良盆地为中心）地区的理论，引起学界注意，报刊纷纷介绍评论。去年我在日本京都曾就这一问题谈了一点意见。我认为这一学说是值得重视的，但在以下几个方面，还需进一步研究：（1）地理方位问题。从《魏志》行文上绝无法证明邪马台位置在今奈良盆地，而从中日古文明传播路径的实际距离上看，只有北九州是最自然合理的地带；（2）时间差距问题。畿内大和生产力趋于发达及皇室陵墓兴筑，至早应在公元四五世纪的古坟时代，而这距离邪马台国时代已是百年以后的事；（3）从遗迹遗物看，公元3世纪前的实物（金印、铜镜包括分割镜、铜兵器等）以及水稻耕作多发现在北九州，最近还发现了铜铎原型的熔范。[58]唯一能证明大和说的魏三角缘神兽铜镜也为我国学者王仲殊所否定。[59]（4）生产力因素问题，这点确很重要，但马克思主义从来就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也就是说，生产关系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形成，这已为中外历史所证明。[60]

《魏志·倭人传》在日本千余年来受到特殊的重视和研究，近年来又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引起广泛的兴趣。日本近十年来出版了大量综合性的研究资料、论文集和通俗读物，我国史学界也写出不少论文，希望这方面的探索能和其他学科特别是日本考古学发掘和有关社会科学的研究密切配合，以获得更大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