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的领袖是率领第一次征讨阿里乌斯派的西蒙·德·蒙德福特的儿子西蒙伯爵（Earl Simon）。

西蒙伯爵虽然是位外国人，但与亨利授予职位与头衔的诸多外国人大不相同。他同英格兰人一样，积极捍卫英格兰古老的法律与惯例。亨利承认他比害怕“世界上所有的电闪雷鸣”更害怕西蒙伯爵。

国王与自己人民之间的战争很快就打响了。1264年，在雷威斯战役（Battle of Lewes）中，国王的军队大败，亨利被俘。

西蒙伯爵此时所做之事，使其受到英格兰人民的永久感激。为了团结其所代表的各个阶层，他以国王的名义发布命令，召集除亨利国王追随者以外的贵族、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到议会开会；同时发出类似的命令，指示不同郡县的行政司法长官“从其郡县体制内派遣两名骑士，再从其所辖的每个城镇或区市各派两名公民或市民”（详见第260条）。

虽然不同郡县的骑士发现出席国民大会非常烦琐，有几次派的是个人代表参加1 ，因此代表原则并非此时首次引入英格兰宪法，但这仍是首次无头衔的普通市民同贵族、主教、骑士一起参加国民大会，共商国是。21265年的这次会议，可以认定为下议院诞生的日子。参会人员的构成为骑士、市民和起初软弱而胆怯的普通群众代表，这一群体对上议院议员们大为敬畏，但却最终注定成长为不列颠议会（British Parliament）的掌权机构。

1　1254年，每个郡县有四位骑士作为代表参加大议会，而1261年是每个郡县三位骑士。

2　起初市民只能参与讨论税赋相关的问题，但逐渐开始获得讨论议会中所有事务的权力。议会下院的首次会议很有可能是同上议院议员一起在威斯敏斯特大厅（Westminster Hall）召开，只是他们单独计票。但很快，他们便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开会了。

仅仅30年后的1295年，在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根据宪法定期召开会议，被称为“模范议会”（Model Parliament），因其成员构成而作为后期的议会典范。

312.征服威尔士（1272—1282）

罗马人从不列颠撤出700年后，威尔士的凯尔特部落依然在其山寨之中不断与撒克逊人、丹麦人和诺曼人这样的岛屿入侵者们斗争，被迫承认了一些撒克逊人和诺曼人国王的霸主地位。但他们是不安的封臣，经常不付贡金或拒绝效忠。

进入金雀花王朝之后，原有的斗争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此时，正是威尔士的吟游诗人以激昂的爱国歌曲激发了人们进行坚定不移、英勇卓绝的斗争，以摆脱入侵者对其土地的控制，重获自由。

歌曲的力量如行伍诗人提尔泰奥斯（Tyrtaeus）与斯巴达勇士（Spartan Warriors）故事的重演。凯尔特人爱国精神的将尽余烬被煽动出了燎原之势。在勇敢的首领斯诺顿勋爵（Lords of Snowdon）的带领下，所有的威尔士人都为摆脱英格兰国王的桎梏而努力。

当爱德华一世（1272—1307）登上英格兰的王位时，卢埃林三世（Llewellyn III）是威尔士诸首领中的霸主，拒绝效忠这位新国王。爱德华率领一支强大的军队向山寨发起进攻，很快就令反叛的诸侯投降。几年后（1282），威尔士的爱国者们再次武装起来，但是起义很快又被镇压了，卢埃林被杀。按照当时的野蛮习俗，他的头颅被悬于伦敦塔的门口示众。威尔士独立的最后余烬此时被扑灭了。1有着坚固城墙又风景如画的城堡要塞，以康威（Conway）和卡那封（Carnarvon）尤为著名，爱德华建造或加固用以保卫被征服的土地，就像英格兰诺曼国王古老的瞭望塔一样，是近代威尔士旅行者最感兴趣的历史遗迹。

1　100多年后的1400年，民族英雄欧文·格伦道尔（Owen Glendower）领导了另一次起义，也被残酷镇压了。

爱德华对被征服的人民采取了安抚政策。然而，他似乎认为稍稍的口是心非一点也无伤大雅；因为根据传说他曾许诺给威尔士人民一位本地出生既不讲英语也不讲法语的君主，却将自己生于该次征战中的幼儿爱德华送入了威尔士卡那封城堡。

不论传说是真是假，但几乎还是孩子的那位王子成为了威尔士的领主，封号“威尔士王子”（Prince of Wales）；从此以后，这一封号通常授予英格兰君主的长子。

卢埃林死后的两个世纪里，威尔士人都是英格兰不情不愿的臣民。后来发生了一件愉快的事情：威尔士的后裔继承了英格兰王位；因为都铎王朝的首任国王亨利·都铎（Henry Tudor），是威尔士骑士欧文·都铎的孙子。当古老的不列颠民族的君主再次在伦敦发号施令时，威尔士人从愠怒的臣民摇身一变成为了英格兰君权热情而忠诚的支持者。

313.苏格兰战争（1296—1328）

随着威尔士部落的降服，爱德华将注意力转向苏格兰；因为这位雄心勃勃的国王自其统治伊始便有此心愿：要将英格兰王室的权威覆盖整个不列颠岛。

从阿尔弗雷德国王的儿子爱德华时起，英格兰国王就断断续续地对苏格兰宣示宗主权。从诺曼国王、金雀花国王直到爱德华一世，都就英格兰的最高领主及苏格兰的附庸地位同苏格兰人争论不休。

此时，爱德华面前出现了一个机会可以让苏格兰完全认可其领主的权力。1285年，古凯尔特人的苏格兰首领世系没有了合法继任者。意欲填补空缺的人蜂拥而起，其中最主要的有隶属于苏格兰宫廷的罗伯特·布鲁斯（Robert Bruce）和约翰·巴利奥尔（John Balliol），均拥有尊贵的诺曼贵族血统。

爱德华被要求担任仲裁人，并决定谁来做国王。他同意仲裁，并在诺勒姆（Norham）会见了苏格兰的封建领主们；但在讨论此问题之前，他要求苏格兰贵族承认其最高领主的地位。鉴于此时爱德华的一支大军正从英格兰出发，苏格兰的首领们不得不承认其所宣称的主权，并效忠于这位最高领主。1292年，爱德华的特派员们决定支持巴利奥尔继位为苏格兰国王，此时他已经是被英格兰君主完全确认的封臣了。

巴利奥尔很快打破了他与爱德华之间的封建附庸关系，并寻求与法兰西国王结盟。在接下来的战争中，苏格兰被击败并于1296年作为被剥夺的封地再次回到爱德华手中。作为苏格兰王国走到了尽头的标志，爱德华把一块象征苏格兰王权的大石头运回了伦敦——这块石头被称为斯昆石（Stone of Scone），不知曾几何时，苏格兰的国王们便在这块石头上加冕，传说其为雅各（Jacob）在伯特利（Bethel）做枕头的那块石头1 。斯昆石被带到威斯敏斯特教堂，并安放在一个庄严的宝座之下，时至今日，一直在英格兰国王的加冕典礼中使用。21　雅各（Jacob）是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先祖。《圣经·创世记》中记载雅各为躲避其兄以扫（Esau）的怒气，前往哈兰（Haran），途径路斯（Luz）一地天色已暮，遂枕石而睡，梦见天梯，上帝重申了与其祖先的誓约，将其所卧之地赐予他和他的后人。雅各醒来便立所枕之石为柱，献祭于上帝，并命名此地为伯特利（Bethel），意为上帝之屋（House of God）。——译者注2　据说关于这块石头曾有这样一个传说：“命运不疏，无论此石现于何处，苏格兰人均应冕其王土。”当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James VI）成为英格兰的詹姆斯一世之时，这一预言应验了。“预言是否真的刻在了石头之上令人怀疑，尽管似乎有此暗示，而可能就刻在其下侧的明显凹槽里；但早在14世纪就已经被传播并相信的这一事实确认无疑。”——Dean Stanley，Historical Memorials of Westminster Abbey （《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历史纪念物》，斯坦利教长著）。

双方的统一并不长久。苏格兰人酷爱其古老的自由，而不愿安静地听命于其民族独立的破灭。在著名的亡命骑士威廉·华莱士爵士（Sir William Wallace）的启发和带领之下，所有的低地很快展开了坚决的反抗。这位爱国英雄主要从农民那里吸收他的追随者。华莱士取得了一些成功1 ，但最终被叛徒出卖落入了爱德华的手中。1305年，华莱士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头颅戴着一顶桂冠，悬挂于伦敦桥上示众。华莱士具有爱国奉献、英雄业绩以及悲惨献身精神的传奇一生，很快将他推到了苏格兰民族英雄的高度并持续至今。

因华莱士倒下而减弱的斗争很快被几乎与其同样著名的英雄罗伯特·布鲁斯2再次掀起了。华莱士代表的是平民，而布鲁斯代表的是贵族。1314年，布鲁斯同爱德华二世3 在斯特林桥附近打响了班诺克本战役（Battle of Bannockburn）。爱德华所带领的由一大批骑兵和步兵组成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这是自哈罗德在黑斯廷斯那次令人难以忘怀的战败之后，降临在英格兰军队之上的最可怕灾难。

苏格兰的真正独立从班诺克本的伟大胜利就已经开始，但英格兰人又自负地打了14年的仗才承认其独立。最后，1328年，年轻的爱德华三世放弃了对苏格兰宣示主权，苏格兰的英雄布鲁斯成为国王，并开始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享有自主的权利。

爱德华未能最终征服苏格兰对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所产生的影响，历史学家加德纳（Gardiner）评论如下：“在道德上，两国都是最终的赢家。苏格兰人刚毅自立的性格明显要追溯到同强大邻国战斗的年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任何国家都不能在不危害自身的情况下控制他国自由。”

苏格兰在班诺克本战役之后所获得的独立持续了近3个世纪，其中的大部分时间，这两位邻居都争吵不休。直到1603年，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和平地成为英格兰和苏格兰共同的国王，称詹姆斯一世，缔造了斯图亚特王朝（Stuart Dynasty）。

（二）百年战争（1338—1453）

314.战争的起因

英格兰和法兰西之间漫长的消耗战被称为“百年战争”，是历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对两国均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使之在中世纪末期占据了突出位置。弗里曼把百年战争比作古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1 ；而哈勒姆表示，自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欧洲国家没有哪场战争“如爱德华三世及其继任者对抗法兰西的战争那样令人如此难忘，无论战事的持续时间、作战对象、战争等级还是战争类型。”

1　在1297年的斯特林桥战役（Battle of Stirling）中取得了显著的胜利。

2　其为前面提及的罗伯特·布鲁斯之孙。

3　1307年，爱德华一世在征讨苏格兰的途中去世。他是英格兰国王中最有能力且最受爱戴的国王之一。他改善了国家的法律，并在司法、行政方面取得了巨大而有益的改变，因而赢得了“英格兰的查士丁尼”的称号。

英格兰同苏格兰的战争是此次战争的导火索之一。在这场斗争中，法兰西作为英格兰的老牌劲敌，一直在向苏格兰人提供援助和鼓励。当时英格兰在法兰西的属地成为双方持续争夺的焦点，因其表明英格兰国王应效忠于法兰西国王并尊其为最高领主；贸易方面的妒羡也是导致相互敌对的原因。

此外，卡佩王朝的最后一位直系国王查理四世去世，爱德华三世声称其母为美男子腓力2 的女儿，因此他有权继承法兰西王位。他的主张被搁置，因为法兰西贵族们更青睐瓦卢瓦的腓力（Philip of Valois），并助其登上王位，成为了瓦卢瓦王朝的首位皇帝；尽管如此，战争开始后不久，爱德华就篡夺了法兰西的军队和国王头衔。

315.克雷西会战（1346）

百年战争中的第一场大战是著名的克雷西会战（Battle of Crecy）。爱德华率领主要由英格兰弓箭手组成的大军，**，攻城略地，直到在克雷西遭遇追击的法兰西军队才最终停下来，并在此大败法军。被誉为“法兰西骑士之花”的12000名骑士，加之数千步兵战死。

克雷西会战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封建制度和骑士制度遭到了致命一击。除此之外，还有以下几个原因：此役中，英格兰自耕农的表现优于法兰西的骑士。格林写道：“英格兰在班诺克本得到的教训，在克雷西会战中教给了全世界。整个中世纪的社会和政治结构都依赖于军事基础，而此基础被突然撤出。农民打垮了贵族；在无比艰难的战斗中，弓箭手是骑士无法匹敌的。从克雷西会战之后，封建制度慢慢地、稳稳地走向了坟墓。”此后，世界上的战役想要获胜，就不能再依靠手持战斧和长矛、身披铠甲的骑士，而是靠手持弓箭与火枪的普通步兵了。

1　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是以古希腊雅典（Athens）为首的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与以斯巴达（Sparta）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Peloponnesian League）之间进行的一场战争。历史学家常把这一战争划分为三个阶段，从公元前431年一直持续到公元前404年，期间几度停战，战争以雅典一方战败而告终。古希腊从此由盛转衰。——译者注2　美男子腓力（Philip the Fair）即腓力四世（Philip IV），在位时间为1285年—1314年。——译者注316.围攻加来（1346—1347）

爱德华在克雷西会战获胜后，掉转马头围攻英吉利海峡的重要港口加来（Calais），因其长期派出海盗船袭扰英格兰的商业。一年的围困之后，该城因粮绝而落入英格兰人手中。

占领加来对英格兰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事件，因为这样一来，他们便控制了海峡的贸易，而且为其入侵大军提供了便捷的登陆地。法兰西居民被赶出城外，居之以英格兰移民。百年战争结束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加来港依然由英格兰人控制，直到玛丽一世（Queen Mary）统治时期。

317.黑死病（1347—1349）

就在此时，被称为黑死病（Black Death）的可怕瘟疫降临欧洲。瘟疫经由地中海的贸易路线从东部传入欧洲，并在几年时间里从南方国家蔓延至整个大陆。拥挤的城镇不洁的卫生状况和贫穷阶层悲惨的生活方式，无疑大大地增强了它的致病性。

在许多地方，几乎所有的人都成为这场灾祸的受害者。在英格兰的布里斯托尔市（Bristol），一位编年史家写道：“几乎整个城市都死去了。”一些村庄空无一人；许多修道院也几乎空置；人们看到空无一人的船只在地中海和波罗的海上飘**。尸横遍野却无人收殓而腐于田间；牛羊无人看管而四处游**。据估计，欧洲损失了1/3到1/2的人口。一位研究此次瘟疫的历史学家海克尔（Hecker）估计，遇难者总人数在2500万左右。这是人类遭受过的最可怕的灾难1 。

此次欧洲人口史无前例的减少对其宗教、社会和经济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详见第320条）。

318.普瓦捷战役（1356）

可怕的灾祸使得争斗的国家暂时忘却了纷争，但欧洲大陆刚一有清新的空气拂过，他们就再次投入战争，旧的争斗又生出了新的渴望。

1　在这一灾难可怕侵袭带来的恐惧和鼓动之下，宗教忏悔者们想用不同寻常的苦行转移对天堂的愤怒，他们列队行进，鞭挞周身，因而被称为自笞者（flagellants）。此种宗教狂热在德意志的表现最为突出。

爱德华计划两路侵袭法兰西。他亲自率一队人马穿过已经荒废的北方省份，而以其身披铠甲的颜色而得名“黑太子”（Black Prince）的王长子率另一队人马掠夺繁荣富裕的南方土地。当黑太子率8000人马，装载战利品，准备打道回府时，归途却被腓力国王的继任者约翰的5万法兰西大军阻截于普瓦捷。随之而来的战斗对法兰西来说就是第二次克雷西会战：英格兰弓箭手的弓箭给战场上的法兰西士兵带去了致命的恐慌，死伤数千。国王约翰二世及其子腓力被俘，但得益于黑太子的良好声望，二人在军帐中受到了贵宾般的待遇。

319.《布雷蒂尼和约》（1360）

约翰在英格兰被囚禁了3年，在此期间，法兰西再次被英格兰入侵，而国内的农民因不堪连年战乱的**与负累而陷入绝望，遂揭竿而起。最后，通过签订《布雷蒂尼和约》（Treaty of Brétigny），法兰西国王以巨额赎金换得自由，并承诺不再企图煽动苏格兰对抗英格兰。和约还规定，爱德华拥有阿基坦公国和其他一些省份，但并非作为法兰西国王赐予的封地，而是拥有全部的主权。作为约翰放弃煽动苏格兰许诺的回报，爱德华同意停止策划佛兰德人反抗法兰西的活动。

320.农民起义（1381）

《布雷蒂尼和约》签订之后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双方实际上处于停战状态。在此期间，英格兰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是农民起义（Peasants’Revolt）。

农民们的第一个怨愤来自他们同领主之间的关系。许多以前的农奴已经用抵偿金换取了他们所欠领主的个人劳役（详见第145条），因而摆脱了农奴制度的束缚。他们现在是等待雇佣的自由劳动者。黑死病引起的雇工费用上升导致领主们悔于先前同农奴所做的交易，因为此前所付的抵偿金此时已经无法支付农奴原应付出的劳役了。领主们企图通过立法来挽回先前所做的蚀本生意。他们通过议会制定了一项法律，被称为“1351年劳工法令”（Statute of Laborers 1351），规定任何无业的劳动者如若拒绝按瘟疫之前的费用接受雇佣属于轻罪。实施这项法令的尝试引起了许多不满和麻烦。

这项法令导致仍然在农奴制度中生活的人们生存环境更为艰苦，此为这一大阶层的第二个怨愤。起义军领袖的话语中流露出了控诉的重点：“他们凭什么奴役我们？难道我们不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裔吗？那他们有什么理由做我们的主人，而我们自己却不是自己的主人呢？”

农民的第三个怨愤是为了满足征讨法兰西的开支开征了一项极重的人头税，无论贫富，都没有例外，这似乎是起义的直接原因。

起义于1381年猛烈爆发。英格兰全境的农民揭竿而起，成群结队地向伦敦进发。他们最著名的领袖是瓦特·泰勒（Wat Tyler）、杰克·斯特劳（Jack Straw）和约翰·鲍尔（John Ball），所提要求的本质就是废除英格兰的农奴制。

到处都是骚乱与暴力。修道院和封地庄园被洗劫，证明农民奴隶身份的契券被焚毁。

起义的结果几乎都一样，就是叛乱分子作鸟兽散，而其首领则被残酷地处死。

然而起义终究是成功的。因为担忧再次发生起义，加之愠怒的劳动者效率低下，在不情愿的情况下，加速了很早就已经开展的抵偿金赎买农奴的个人劳役。起义结束100年后，英格兰几乎已经找不到农奴。

废除农奴制是英格兰人民民族化的重要一步，它扫除了阶级之间的人为障碍，加速了英格兰社会的统一以及真正的英格兰民族的建立。

321.阿金库尔战役（1415）

英格兰在兰开斯特王朝的第二位君主亨利五世统治期间，法兰西却不幸地出现了一位疯子国王查理六世；法兰西在此情况下自然陷入混乱，亨利借机率大军入侵。因疾病损失了一大批追随者后，亨利带着主要由弓箭手组成的10000人马终于在阿金库尔（Agincourt）战场上同法兰西强大的5万封建军队遭遇1 。法兰西经历了最羞耻的一次惨败，惨重的损失同克雷西会战一样，而其主要问题在于骑士制度。

5年后，《特鲁瓦条约》（Treaty of Troyes）签订，根据其条款，法兰西国王查理六世去世后，王位将交给英格兰国王。

322.圣女贞德（1429）

但是法兰西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怀并没有完全消减。很多人认为《特鲁瓦条约》的让步不仅软弱与可耻，而且对法兰西王太子（详见第341条，Dauphin）查理不公，因为他因此而被剥夺了王位继承权，所以拒绝履约。当可怜的疯子国王去世后，该条约的条款不能被充分执行，于是硝烟再起。

被法兰西党派支持的本国王子，被拥戴为查理七世，他最终被逼上了绝境。该国的大部分地区都掌握在英格兰人手里，他们于1428年将重镇奥尔良（Orleans）围得水泄不通。

但这一切都是黎明前的黑暗，备受苦痛折磨的国家即将迎来美好的明天。一位不可思议的拯救者此时出现了，就是著名的圣女贞德（Joan of Arc）。这个年轻的乡下女孩，想象着自己国家所承受的不公与苦难，似乎看到了幻象并听到了声音，命令她担起拯救法兰西的重任。于是她遵守了上天的旨意。

热情而冲动的法兰西民族无比快速地回应她的呼吁，就如当年被十字军鼓动者的呼声所激发起来的一样。此时，宗教热情完成了爱国主义所不能完成的事情。

少女被一些人拒绝，但却被其大部分国人认作天国的信使，在这片国土上燃起了无人能敌的热情之火。她赋予了颓废的法兰西士兵以新的勇气，迫使英格兰解除了对奥尔良的围攻，因此功绩而被誉为“奥尔良少女”（Maid of Orleans），并迅速促成查理于1429年在兰斯（Rheims）加冕。不久之后，她落入了英格兰人的手里，被教会法官以巫术和异端审判，并被判处火刑。1431年，她在鲁昂（Rouen）殉难。

1　近代数据预计此次战役的双方军力为，英格兰6000至9000人，法兰西12000至36000人。——译者注但圣女的精神已经注入了法兰西民族。此后，尽管战争仍然漫长，但却不断地向有利于法兰西的方向发展。英格兰人一点一点地被赶出了其所征服的土地，也被从其南方的加斯科尼（Gascon）赶了出来，直到最后只剩下了加来这一片立足之地。

因此，正是在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人攻陷的1453年，百年战争结束了。

323.百年战争对英格兰的影响

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对英格兰造成的损害要小于对法兰西的损害，因为后者是交战双方的战场；因此，当其庄稼被践踏、村庄被军队洗劫和焚烧的时候，英格兰的田野城镇却未遭受战争的创伤。

英格兰让其失控的贵族走出国门也是不小的优势。这一不安因素被调动到国外，使得国内异常安定。然而，即便如此，战争岁月对英格兰人来说也是连年的焦虑、重负与苦难。

但此次战争长远而重要的影响就是议会下院势力的增强与民族精神的觉醒。维持旷日持久的战争所需的高额人力与财力使得英格兰国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人民的代表，因为政府开支款项需要他们根据国王权力滥用的改正或对他们特权的确认而小心翼翼地批准。因此，此次战争使得国会下院在英格兰政府中得以掌握实权。

此外，所有阶层都同样参战，因而平民和贵族都受此鼓舞并关注其结果，克雷西会战、普瓦捷战役和阿金库尔战役唤醒了民族自豪感，使得社会中的不同元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诺曼人和英格兰人为相同的事业而奋战，为相似的情感和悲悯而动容，被同一种爱国热情融合成了一个民族。标志着英格兰真正民族生活的开始。

（三）玫瑰战争（1455—1485）

324.导言

玫瑰战争是英格兰王室的两个敌对旁系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之间漫长而可耻的私斗。争斗以此为名是因为约克家族的徽章是一朵白玫瑰，而兰开斯特家族的徽章则是一朵红玫瑰。

325.立王者沃里克伯爵

在这一代人的动**期间，最重要的人物就是伟大的沃里克伯爵（E a r l o f Warwick）。起初他为约克家族效力，后来又转投兰开斯特家族，其权威影响为他赢得了“立王者”（King-maker）的称号。自从戈德温伯爵之后，贵族中貌似没有人再像他一样受人钦佩与爱戴了。据说有3万人生活在他各地的庄园里。当他在国内出行时，数百仆人随行，均着他的制服与徽章。

沃里克伯爵在巴内特战役（Battle of Barnet）中阵亡。他常被称为“最后的贵族”，也许可以恰当地视其为英格兰封建贵族最后一位杰出的代表，因为这场不幸的斗争几乎彻底毁灭了他所属的骄傲的贵族阶层。

326.玫瑰战争中的主要战役

三大战役可以作为此次战争的标志：第一次圣奥尔本斯战役（First Battle of St.Albans，1455）、陶顿战役（Battle of Towton Field，1461）和博斯沃思战役（Battle of Bosworth Field，1485）。第一个标志着斗争的开始，第二个是自黑斯廷斯战役之后英格兰最惨烈的战斗，第三个标志着战争的结束。在这场战役中，约克家族的最后一位国王理查三世1 被里士满伯爵（Earl of Richmond）亨利·都铎斩于马下，并用理查头上掉落的王冠在战场上直接加冕并被拥立为国王亨利七世。就此开启了都铎王朝。

1　据说他就是为了获得王位而在伦敦塔内谋杀了他的两个侄子（1483）的理查。

327.玫瑰战争的影响

玫瑰战争的第一个重要结果是英格兰贵族阶级的覆灭。有一半贵族死于非命。

那些幸存的也已破产，因其地产在斗争中已经荒芜或是被迫充公。没有一个大家族依然保留着昔日的财富与影响。玫瑰战争标志着英格兰封建制度的最终瓦解。

斗争的第二个结果衍生自第一个，就是贵族的覆灭给英格兰的自由带来了巨大威胁。迫使约翰王签署了《大宪章》以及约束他和他的继任者不会进行绝对的君主专制统治的主要力量来源于贵族。此时，曾经骄傲而强大的贵族毁灭了，而其充公的地产加强了国王的影响力和任免权，使得国王不再良性地畏惧于议会，因为下院仍然软弱怯懦，只能俯首听命，因此国王变得不可一世的压迫与专制，例如，未经议会同意而提高税收，并未经正当法律程序监禁和处决他人。在玫瑰战争之后的一百年中，英格兰政府是一个绝对而非有限的君主制度。总之，贵族阶层的覆灭建立了君主专制，直到17世纪人民发起革命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才恢复了所失去的自由。

（四）英语语言文学的发展

328.语言

从诺曼征服到14世纪中叶，英格兰有三种语言在使用：诺曼法语（Norman French），一种完全不同于纯正巴黎法语（Parisian French）的方言，是征服者的语言与纯文学用语；撒克逊语，或古英语（Old English），是被征服人民的语言；而拉丁语则是法律条文、审判记录、教会礼拜和学术著作的语言。

近代英语（Modern English）是一种经过使用而损益与改进的古撒克逊语，并注入大量诺曼法语与少量拉丁语和其他语言的词汇而丰富起来。14世纪中叶的1362年，近代英语在法庭文书方面取代了诺曼法语1 。此时，该语言分裂成了多种方言，而“国王英语”（King’s English）这一表达指代的就是国家文件和法庭文书中所使用的标准形式。

329.诺曼征服对英语文学的影响

黑斯廷斯战役打击了哈罗德国王及其英勇的领主们，使得英语文学的声音沉默了一个世纪之久。征服者的语言成为宫廷、贵族和神职人员用语；而被鄙视的英格兰人的语言就像他们自己一样，被从各个荣誉之地排挤出来。但是，几代人之后，被**的民族开始重申自己的权利。英格兰文学从默默无闻中崭露头角，用语有了某种改变，但毋庸置疑仍是同一种语言，重新开始了一度中断了的早晚读经课与诗歌。

1　Adams and Stephens，Select Documents of English Constitutional History （《英国宪政史文献选》，亚当斯、史蒂芬斯著），p.128。

330.乔叟（1340？—1400）

杰弗雷·乔叟的地位比其他任何早期英格兰作家都要高，居使用英语的民族的伟大诗人之首，或许才华仅次于莎士比亚（Shakespeare），且被虔诚地称为“英国诗歌之父”。

乔叟处于中世纪和近代这两个时代之间。他不仅受到即将逝去时代的封建制度的影响，还受到新时代初现端倪的学识与自由的影响。由于他对这些不同的影响极为敏感，因而在写作中能够真实地反映周围事物，成为其所处时代的珍贵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