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以尼古拉·皮萨诺为首的意大利雕塑家中，以下特别值得注意：吉贝尔蒂（Ghiberti，1378—1455），其才华在被米开朗基罗称之为天堂之门的佛罗伦萨圣若望洗礼堂（Baptistery at Florence/Battistero di San Giovanni）的著名青铜大门上显露无遗；布鲁内莱斯基（1377—1444）、多纳泰罗（1386—1466）和米开朗基罗。

3　本条目中的观点源自西蒙兹在其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Renaissance in Italy ）的第三卷《美术》（The Fine Arts ）中所表达的观点。

因此，由于雕塑的情感表现力不足，使得能够全方位表现情感的绘画成为了意大利艺术家所选择的表达媒介。这一艺术独自即可描绘圣徒的兴高采烈、圣母玛利亚的迷人魅力、基督的无限**，最后审判的无尽恐怖。

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四杰：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1 ，代表作是画于米兰圣玛利亚修道院墙壁之上的《最后的晚餐》（Last Supper）；拉斐尔（Raphael，1483—1520），最受喜爱的艺术家，所绘制的圣母像（Madonnas）为世界瑰宝；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1475—1564）2 ，以绝妙的壁画而著称，代表作为罗马西斯廷教堂（Sistine Chapel）的《最后的审判》；提香（Titian，1477—1576）3 ，威尼斯画师，擅长肖像画，他将同时代的许多著名人物活灵活现地保存了下来。

早期意大利画家的选材主要源于基督教，绘画作品代表了所有中世纪时期有关死亡、裁判、天堂和地狱的理念与想象，几乎覆盖了所有意大利教堂、宫殿和民房的墙壁。西蒙兹一言以蔽之：他们通过绘画做了但丁通过诗歌所做的事情。

后期的艺术家受到了古典复兴更大的影响，将异教同基督教的主题与思想自由地结合，从而能够成为比其文艺复兴运动中的前辈更为真实的代表，更重要的是导致了异教和基督教文化的调和与融合。

1　列奥纳多·达·芬奇多才多艺，是真正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宠儿，集画家、雕塑家、建筑师、诗人、音乐家和科学家于一身。

2　米开朗基罗既是画家，又是建筑师与雕塑家。他是唯一一位可以同古希腊的伟大雕塑家比肩的近代雕塑家。他迫使雕塑做出不习惯做的事情——使用绘画的情感语言，即他通过高超的技艺，为大理石注入了本必以绘画表达的思想与情感。

3　如果继续列举意大利的著名画家，至少包括以下几位：契马布埃（约1240—1302）和乔托（1276—1337），为复兴的先驱；弗拉·安杰利科（Fra Angelico，1387—1455），科雷乔（Correggio，约1494—1534），丁托列托（Tintoretto，1518—1594），以及委罗内塞（约1530—1588），都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

29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异教信仰意大利的古典复兴有着其通常展现的宗教和道德的一面，也有着反宗教和不道德的一面，尽管对此运动的介绍如此简要，但也不能忽略不谈。

首先，对异教徒诗人和哲学家的研究产生了教会中某个派系所预言的准确后果：人们在感情和思维方式上都成为了异教徒，进而对宗教信仰造成了伤害。

意大利社会的异教化始于13世纪将希腊-阿拉伯科学与思辨带到基督教欧洲的智识复兴。即使在彼特拉克的时代里，怀疑论便已在大学界广泛传播。对他来说，这个世界极度令人怀疑，以至于他几乎没有为夺走众多生命的可怕瘟疫所造成的人口减少而感到痛惜。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意大利人几乎已经完全被古典复兴所影响，宗教信仰的衰减变得更加明显，直到意大利学者和意大利社会几乎在任何真正意义上都不再信奉基督教。

新学识的复兴使得导致古典文明衰落的特有缺陷与罪恶也随之而来。意大利被注入的新影响所腐蚀，就像罗马在共和国衰落的日子里受到希腊骄奢**逸的腐蚀一样。基督教的道德理念被古代异教徒的道德标准所取代；基督教的禁欲、节制和教规被人嘲笑，而古老的异教恶习却受到赞同并被接受。当时的许多文学甚至比古典颓废时期的文学有着更不道德的写作风格。

正是这种意大利社会的道德滑坡，为后期意大利所遭受的政治羞辱埋下了伏笔。

第三节　文艺复兴的总体影响

300.文艺复兴带来了新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文艺复兴作为思想与道德革命，对基督教的西方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几乎可以将之同基督教的到来对古代世界的影响相提并论。它为中世纪世界流行的错误观念与理念带入了截然相反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就如当初基督教的第一位传教士为古代异教世界的观念、偏见和道德标准带去了完全相反的教义一样。新学识的确就是新的《福音书》（New Gospel）。如克莱顿主教所言：“其使命是为整个欧洲带来新文化。”

像基督教一样，文艺复兴为人们开启了另一个世界、另一种生存状态；因为对复兴中的人来说，这才是探索古代文明的真正意义。通过这一复兴，他们得以认识自己，认识了人的真实本性与尊严1 ：认识了尘世生活本身就值得生活，并不需要轻贱和牺牲今生及今生之快乐以换取在另一世界的永生；而且人可以在不危及灵魂安宁的情况下，思考、审慎以及满足求知欲。2这些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发现大大地促进了人类的进步，一种注定会适时令宗教、政治、文学、艺术、科学、发明、工业等所有领域中的事物焕然一新的新精神激励着人类。3

301.文艺复兴修复了断裂的历史统一性当基督教进入古希腊-罗马世界时，新宗教与古典文化，特别是其与希腊文化之间立刻不宣而战。教会迅速战胜了异教，拒绝了古代遗产。遗产中的某些元素实际上适合中世纪时期的人们，进而丰富发展了基督教新的文化；但是，却被整体抛弃与忽略。因此，历史发展的统一性被打断。

1　在文艺复兴的启示下，人文主义者皮科·德拉·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写了一篇著名的论文，题为“人性的尊严与人类的伟大”（The Dignity of Human Nature and the Greatness of Man ）。

2　在中世纪和近代之间的过渡时期里，人们的渴望与谜之恐惧很好地总结在了《浮士德博士的悲剧》（Dr.Faustus ）里。西蒙兹说：“该传说告诉我们，在复兴前夕人们渴望什么，而转念想到过去的时候，又恐惧什么。古人快乐的秘密和力量的源泉吸引着他们；但他们相信，只有通过灵魂的自毁才能找回失落的宝藏。**如此巨大，以至于浮士德付出了代价。在吸收这个时代的所有知识后，为了自己灵性感受的渴求能够得到满足，控制世界的能力得到加强，以及对活力的厌倦得以抚慰，他把自己出卖给了魔鬼。他第一次使用这种以高昂代价换取的力量是让盲人荷马为其歌唱。安菲翁（Amphion）与靡菲斯特（Mephistopheles）一同演奏着竖琴。依照他的命令，亚历山大及其军团死而复生；海伦许配给他做了新娘。因此，浮士德隐喻着中世纪时期对精神的无能渴望：在无力的知识与荒谬的教条主义限制范围内的强烈渴望、不安欲望与羁绊求知。”——Symonds，The Revival of Learning （《学术的复兴》，西蒙兹著），p.53（ed.1888）。

3　另一部作品《近代史》中将详细讲述所有领域中的人类活动与成就，届时将追述由文艺复兴所开启的伟大时代的历史发展进程。

此时，通过文艺复兴的自由主义倾向和广博的热情使得基督教与古典文明之间得以和解，二者的特质与要素得以融合，断裂的历史统一性得以修复。古代和近代世界之间的断裂得以弥合，断枝再次植接在老树干上。

世界历史上断裂的统一性得以修复，中世纪时期被长期忽视的古代文化得以恢复，其重要意义再怎么高估也不为过；因为该文化保存的不仅是在人类能力鼎盛时期的所思所感的极致，而且是所有古代民族积累的宝贵的科学储备。此种恢复与借鉴对世界意味着什么，（辛辛那提大学）前任校长伍尔西（Wolsey）表示：“古文明中所蕴含的永恒价值对于这个世界来说不可或缺，也永远不能或不愿或缺。这些被带入生命之流，并成为集所有时代的美与真于一身的文化发展的真正助力。”

302.文艺复兴改革了教育

人文复兴革新了教育。在中世纪时期，拉丁语已经在大部分地区退化成了粗俗的土语，而希腊语也被忘却，且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也被曲解。至于柏拉图，中世纪的思想家几乎无人知晓。

此时，人文主义将纯粹的古典拉丁语重新带回这个世界，并重新找回希腊语，继而为文明修复了一度被拒绝的古代经典，包括为近代思想提供加速度与推动力的柏拉图哲学。

学校和大学都难免受到人文主义复兴的影响。希腊和拉丁语言与文学的大学教授职位此时不仅在新学识激励下的新大学，而且也在老大学设立起来。经院教学方法逐渐被所谓的古典教育制度取代，并一直主导各个学校和大学，直到现代科学研究的到来。尽管如此，它们在大多的学习体系中仍占据着突出的位置，许多教育家认为它过于突出以至于抱怨说希腊语和拉丁语占用了太多学生本应用来学习科学和近代语言与文学的时间。

303.文艺复兴促进了民族语言文学的发展古典复兴赋予世界两大文学瑰宝。在赋予欧洲学者古代作家的杰作之时，除了许多新鲜材料外，还给了他们世界上迄今为止完美无瑕的文学品味与判断。修正中世纪的过度空想和创立正确的文学观念这两方面的影响可以清晰地从意大利、法兰西、西班牙、英格兰和德意志的本土文学中找到。

保持对古代典籍的重视，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许多作家优先使用拉丁语作为文学语言1 ，确实阻碍了欧洲人民民族语言文学的正常发展。在意大利，如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这样前途无量的作家在被忽视了近一个世纪后，他们的民族文学作品才开始焕发生机，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但在阿尔卑斯山北的欧洲地区，除了在德意志有段时间拉丁语几乎取代了本国语外，复兴的经典研究没有产生如意大利一样的灾难性影响；相反，除了上述提及的例外，人文主义丰富、净化并改善了欧洲伟大的文学。

304.文艺复兴催生了考古学和历史批判学许多科学都在文艺复兴时期萌芽，考古学更是如此。对古代遗迹的新感情已经触动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灵魂（详见第288条）。

罗马遗址自然成为意大利学者虔诚的好奇心与考古热情的首个对象。临近15世纪末，除了其他关于意大利古迹的著作外，弗拉维奥·比昂多（Flavio Biondo）写了考古学的第一本论著《复兴的罗马》（Rome Restored ）2 。从那时起至今日，人们对古代文明的遗址和遗迹的兴趣不断扩大与加深，不仅在古希腊-罗马的土地上，还在希伯来、亚述、埃及的领土上有了举世瞩目的发现，这些发现把人类的故事带回了遥远的过去，并赋予了历史一个全新的开端。

考古科学的真实性同样适用于历史批判科学。文艺复兴唤醒了质疑与批判的精神，这与中世纪的盲从精神截然不同——因其根本不问信息源或可信度，愿意接受任何生动的传说或奇妙的故事。正是这种质疑与批判的精神激励了彼特拉克对古典作家进行比较和批评，并只遵从他有理由信任的那位。

1　这一时期的某些绝佳作品是用拉丁语写成，例如伊拉斯谟的《对话集》（Colloquies by Erasmus）和莫尔的《乌托邦》（Utopia by More）。

2　早期也有一些关于罗马遗址的作品，有名的要数里恩佐（Rienzi）的《罗马城及其辉煌》（Description of the City of Rome and its Splendor ），但都不具备比昂多的科学性。

但历史批判学的真正创始人是洛伦佐·瓦拉（1407—1457）。他作为批评家的伟大成就便是在文献和历史层面上论证《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1 的非真实性（详见第135条）；还质疑李维（Livy）的权威性，证明了塞涅卡与使徒保罗（Apostle Paul）之间所谓书信的虚假性。

瓦拉的成就是开创了历史批判的时代。从此开始了对历史资料来源的批判性筛选与评估，使得数以千计曾经一度被认为无懈可击的历史材料成为了神话和传说，因而重建了东部、古代与中世纪的历史。

催生这两个学科的相同因素也缔造了真正的历史写作。正是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智识中心佛罗伦萨，出现了一批作家，其中以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为首2 ，不但因为他们的批判精神和理智的公正评价，还有其与中世纪呆板而又不加批判的编年史家截然相反的卓越风格，使其值得被视为第一批近代历史学家。

305.文艺复兴促进了宗教改革

人文主义运动穿过阿尔卑斯山，赋予了北方民族一种新的性格。而激起北方学者兴趣的与其说是希腊-罗马的往昔，还不如说是希伯来人的历史。以原版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以及当地方言印刷的《圣经》成为热心研究与全新阐释的主题。

因此，南方古典文学和艺术的复兴到了更为严肃且不那么敏感的北方则变成了原始基督教即希伯来-基督教历史伦理与宗教因素的复兴。人文主义者成为了改革者。“事实是”，西蒙兹说，“宗教改革是日耳曼的文艺复兴。”

人文主义特定的原则和性质让从南方传播到北方的复兴发生了不可避免的改变。首先，人文主义自由探索的原则一定与教会的权威原则相碰撞。正是人文主义中的这一倾向，最终引发了教廷的恐惧，并使其与早期大力推动的整个智识运动背道而驰。

1　这份文件之前也曾遭到过抨击，但一般来说，这样做的人并没有足够的古典学识以清楚地揭示其本质。然而，英格兰学者雷金纳德·皮科克主教（Reginald Pecock，约1390—1460）以扎实的知识和科学的调查方法对其发起了批评；但是皮科克却不像瓦拉那样有名，其批评的影响力不如后者。

2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1469—1527）以极为清晰生动的风格写成了《佛罗伦萨史》（History of Florence ）；弗兰齐斯科·圭恰迪尼（1482—1540）写了从1494年到1532年的《意大利史》（History of Italy ）。

其次，人文主义者在宗教方面拥有的自立精神，为即将到来的宗教改革中的个人主义埋下了伏笔。彼特拉克在写给弟弟的信中也习惯引用早期教父的话说：“至少在一段时期内，你应该更加相信自己的力量，不要担心使教父变得智慧的同样精神不会帮助你。”1 这正是宗教革命的按语。

最后，人文主义中有一种反叛精神，不仅反抗中世纪的神学，还反抗整个中世纪的制度。人文主义，像原始的基督教，本身就拥有翻天覆地的革命力量。像赖希林、伊拉斯谟及其他北方的人文主义者，是16世纪伟大宗教改革的先驱。

1　Robinson and Rolfe’s Petrarch：The First Modern Scholar and Man of Letters （《彼特拉克：第一个近代学者文人》，罗宾森、罗尔夫著），p.401。

第十九章　民族国家的形成

306.导言

中世纪后期最重要的政治运动就是一些欧洲国家、小封建公国、半独立的城镇和自治城市，融合成为拥有强大中央政府的民族国家。这一运动伴随着，或者说是存在于，封建制度的瓦解、城镇自由的丧失与国王权力的增长。这是作为在欧洲事务中具有真正力量和理想的神权与君权衰落的对应产物。教皇和皇帝组建由基督教世界构成的单一社会的尝试失败了，欧洲此时正在依照新理想重建独立国家，或民族国家。

许多事情促成了民族和政府的统一，不同国家的运动有着不同的有利条件。然而，有一些国家的情况却与集权趋势相反，那么这些国家便进入了没有民族主义的近代社会。但在英格兰、法兰西和西班牙，情况似乎都趋于统一，并且到15世纪末，这些国家都建立了强大的君主专制制度。然而，即便那些没有出现国家政府的民族中，通过民族语言和文学的形成、共同感情和愿望的发展也取得了走向统一的进步，因此这些种族或民族显然只是在等待国民生活成熟期到来的幸福时刻。

君主制度的崛起和封建制度的衰亡，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取代了软弱无常且相互冲突的封建贵族或其他地方政权统治，都极大地有利于法律和良好秩序的建立，为近代的发展与文明铺平了道路。

在这些变化中，包括市民和贵族在内的所有阶级的政治自由确实都被颠覆了。

但失去了自由权，却找到了民族性。而且相信人民可以赢回自由。这些坚定的市民：城市的商人、工匠、律师，在11世纪时，展现出其强大于领主的一面，不久之后，在自耕农的帮助下，也会证明自己比国王强大。欧洲应该不仅有序，而且自由。立宪制、代议制政府即将从君主专制之中崛起。

第一节　英格兰

307.总述

英格兰人的起源已如前述，并追溯了其在撒克逊人、丹麦人和诺曼人统治下的发展。此处将简述金雀花王朝（Plantagenet house）直系及旁系统治下的命运，一直讲述到1485年标志着英格兰近代史开端的都铎王朝（Tudors）。

金雀花王朝国王世系始于1154年玛蒂尔达王后和安茹的金雀花若弗鲁瓦（Geoffrey Plantagenet）之子亨利，止于1485年的理查三世。该王朝在其直系及兰开斯特与约克（Lancaster and York）两个旁系的统治下，持续了331年，历经14代君主。1

金雀花王朝的时代是英格兰历史上的多事之秋。正是在这些国王的统治下，英格兰宪法呈现出了现有的形式，这些宪章与法律被公认为英格兰自由的堡垒。

而且，这一时期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都有着深远影响，因而使其成为令人难忘的时代。

这一时期主要的事件有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的殉道、英格兰丧失其在法兰西的领地、同约翰王斗争产生的《大宪章》（Magna Charta）、下议院的形成、征服威尔士、苏格兰战争、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

1　金雀花王朝的名字源自于其家族早期成员所采用的独特徽章——金雀花（plante de genêt）。以下是其家族中的历代君主：

亨利二世（Henry II） 1154—1189 兰开斯特王朝（HOUSE OF LANCASTER）理查一世（Richard I） 1189—1199 亨利四世（Henry IV） 1399—1413约翰王（John） 1199—1216 亨利五世（Henry V） 1413—1422亨利三世（Henry III） 1216—1272 亨利六世（Henry VI） 1422—1461爱德华一世（Edward I） 1272—1307 约克王朝（HOUSE OF YORK）爱德华二世（Edward II） 1307—1327 爱德华四世（Edward IV） 1461—1483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 1327—1377 爱德华五世（Edward V） 1483（一）大主教殉道至苏格兰战争（1172—1328）1308.托马斯·贝克特的殉道（1172）金雀花王朝第一代君主统治时期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事件是一个悲剧：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谋杀案。这一事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因其产生于占据中世纪绝大部分历史的君权与神权之争。

导致这场悲剧的原因如下：在亨利统治早期，托马斯任大法官，是其宠臣。托马斯在宫廷上给亨利留下了忠厚的错误印象，亨利认为如果托马斯当了大主教会更好地为他效劳，便任命其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但托马斯就任后却在规劝君主时说：“我警告你，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友谊很快就会变成苦恨。”

1　此标题为译者所加。——译者注预言不久就应验了。作为大主教，托马斯在涉及神职人员与民事权利之间关系的几件事情上同国王发生了冲突，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涉及世俗法庭审判神职人员。

欧洲不同国家教会法庭管辖权均有扩张（详见第136条）。此时英格兰的宗教法庭通过征服者威廉的授权与自行篡夺，权势极大，以至过度限制了君权；而且神职人员全部免受普通法庭的管辖。由于教会法庭不能判处比监禁更严厉的惩罚，因此常常发生神职人员犯下滔天大罪，乃至谋杀，都难以受到应有的处罚，甚至根本没有受到惩罚的事情。此外，据说这些法院的法官在处理自己体制内的被告之时过于宽大。

亨利下定决心，神职人员和世俗人员一样都纳入民事法庭管辖。为此，1164年他制定了所谓的《克拉伦登宪章》（Constitutions of Clarendon），是“上辈惯例、自由与尊严的可靠部分”，其中规定神职人员犯罪应交由国王的法官审判，如果这些法官认为有权审判的案件，没有国王的同意，不能从主教法庭上诉到教皇法庭。

托马斯犹豫再三后，还是发誓遵守宪章，但是他很快又反悔了，并寻求获得教皇对此誓约的解除。他认为这些法令剥夺了教会必要且不容置疑的权力与特权。

他的做法导致了他与国王之间长期而激烈的纷争。最后，亨利的耐心耗尽了，他的四位宫廷骑士将此解读为有意铲除托马斯。这些人在坎特伯雷大教堂找到了大主教，并在祭坛的台阶上将其谋杀。

当时的人们认为托马斯是殉道者，是为了维护教会的特权而牺牲，而其在大教堂的坟墓成了朝圣之地。300年后，诗人乔叟在朝圣者的陪伴之下踏上了前往此地的朝圣之旅，并为其著名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奠定了基础（详见第330条）。

托马斯被谋杀后，民众的态度迫使亨利放弃了执行《克拉伦登宪章》条款的想法。而且，他不得不通过在殉道者墓前接受坎特伯雷修道士的鞭挞来表达其对参与到这一罪行中的忏悔。他的屈辱令人回想起几乎整整100年前德意志皇帝亨利四世的屈辱，因此被视为英格兰的卡诺莎之辱。

309.英格兰丧失其在法兰西的领地（1202—1204）1066年的黑斯廷斯战役后，诺曼底公爵威廉成为了英格兰国王。但他还拥有法兰西国王的封地，因此仍是他的封臣。除了某些短暂间隔外，这些欧洲大陆上的土地一直由英格兰国王威廉的诺曼继承者统治。此后，安茹伯爵亨利成为金雀花王朝的首位国王，大大地扩张了他在法兰西的领地。亨利掌控着法兰西西半部的领土，实际上这比他在英格兰的领地还大；但是，因为他是法兰西国王的封臣，所以，他理所当然地要效忠于法兰西国王。

一种强烈的嫉妒感在两位君主之间产生，很明显是无法避免的。法兰西国王曾经想找些借口剥夺其对手在法兰西的领地。1199年，当约翰王继狮心理查成为英格兰国王之后，机会终于来了。这位可恶的暴君坐上王位不久，普瓦图（Poitou）的封臣便指控他对当时的法兰西国王腓力二世·奥古斯都不敬。腓力召约翰出庭，在法兰西同僚面前澄清对他的指控。约翰拒绝出席，这样，约翰在法兰西的所有领地被宣布充公（1202）。腓力立刻入侵诺曼底。在随后的战斗中，约翰抓获了宣称对英格兰拥有继承权的侄子亚瑟。但亚瑟很快就失踪了，约翰理所当然地被指控谋杀了他。腓力又于此时命令约翰出庭，并澄清自己的新罪名，可约翰再次拒绝传唤。腓力内心对约翰极度反感，趁此机会又剥夺了他除阿基坦南部以外的所有法兰西领地。

这些领地的损失是英格兰的一大收获，因为安茹的国王们已经推行了一项政策，如若取得成功，英格兰将成为欧洲大陆国家的附属国；此时危险解除了。正如弗里曼所言：“英格兰一直是安茹的属国；但阿基坦此时却是英格兰的属地。”

310.《大宪章》（1215）

《大宪章》被认为是英格兰自由的神圣保障，是英格兰贵族与神职人员同约翰王角力的工具，其中对人民的古老权利和特权进行了明确界定和保障。

导致了这一重大事件的原因尽可能简洁地叙述如下：因诺曼征服而进入英格兰的外籍国王中，有些无视本地的风俗与制度，以专横独裁的方式进行统治。从约翰王所体现出的人物性格中不难得知，其在暴政和邪恶程度上远超历代国王。

约翰因填补英格兰教会的空职同教皇产生争执，导致自己被开除教籍，整个王国被停止教权，最终约翰为了表达效忠教皇，将英格兰作为封地献给了教廷，换取了与教会之间的和解（详见第228条）。

在成为教皇的封臣之后，约翰比以前更为傲慢。王国的贵族均因其对他们的多次侮辱和中伤而怒火中烧，此时在爱国人士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芬·兰顿（Stephen Langton）的建议和鼓励下奋起反抗。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阶层支持国王。这场运动是国民的起义，对恢复具有悠久历史的自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暴君被迫屈服。约翰王在离泰晤士河畔的温莎（Windsor）不远的平坦草地兰尼米德（Runnymede）同贵族会谈，并在其将要接受的宪章上盖上了自己的印鉴。

《大宪章》以亨利一世所授予的早期宪章为基础，条款立即体现出了这一庄严文件的性质，以及人民借机表现出的不平，其重要条款如下：第12条　除非得全民议事会之许可，否则王国之内不得征收免役税1 与贡金。例外有三：即赎回本人身体之时、王长子受封骑士之时、王长女头婚出嫁之时，且以此为目的所收贡金数目应当合理；2 ……第39条　除受同等地位之人或依照国之法律合法判决以外，不得对任何自由人采取扣留、监禁、剥夺财产、剥夺公权、放逐或以任何方式剥夺其地位等措施，也不能对其使用武力或派人对其使用武力。

第40条　不得向任何人出售、拒绝或拖延法定之权利或公正之判决。3除了这些条款以外，还有一些条款废除了许多滥用的权力，并确认了城镇和不同阶层的自由人所具有的各种历史悠久的权利与特权。

贵族们对约翰的诚信没有信心，为确保其遵守宪章的规定，他们强迫他住进了伦敦塔，并任命24位贵族和伦敦市长为“王国自由的守护者”，如果国王违背自己的誓言，有权向国王宣战；如此小心翼翼地捍卫着英格兰自由的守护神——《大宪章》。

《大宪章》并未创造新的权力和特权，其要点仅仅是重申和确认已有的惯例与法律。约翰很快就违反了其中的规定，且其许多继任者也都对其置之不理；但是人民始终坚持把它作为自由的保证与守护，一次又一次地强迫暴君们重申和确认其条款，并庄严宣誓遵守所有的规定。

《大宪章》保障了全世界所有讲英语的民族继承宪法赋予的自由，其深远影响必定会一直被认为是热爱自由的人民从专制君主一方得到的最重要的让步。

311.下议院的源起（1265）

约翰的儿子兼继任者亨利三世统治时期（1216—1272），见证了英格兰宪政自由的第二个重要进程，就是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的形成。当时的大议会（Great Council）由贵族和主教组成，又是君权的失当，导致了英格兰国民议会形式的巨大变化。正如利伯（Lieber）所言，自由往往都源于昏庸的国王，不过无须对其表达感谢。

1　免役税（scutage）是在个人兵役减免时需要支付的金钱。

2　约翰的继任者亨利三世也遵从本条款中关于税赋的规定，直到《大宪章》签署约100年后，只能通过议会向人民征税的大原则才得以完全建立。

3　Adams and Stephens，Select Documents of English Constitutional History （《英国宪政史文献选》，亚当斯、史蒂芬斯著）。

亨利的残暴与其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违背了遵守《大宪章》规定的誓言，在王室中安置外籍宠臣，其专横统治激起所有阶层的愤怒。用一位同时代人的话来说，英格兰人“就像法老手下的以色列人一样”备受压迫。最后的结果是，贵族与人民一道发起了类似于约翰王统治时期的起义。